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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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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地工矿企业陆续停产、半停产，冲击社教工作团。地委常委、温州化工厂党委书记、温州城市社教工作团团长段克杰同志被逼自杀，地委常委、秘书长沈德甫同志也被逼自杀。他们一个是想用个人牺牲挡住批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是悲愤交加，看不下去，走了。
11月18日，造反派借口搜查〃黑材料〃，围攻占领了温州市公安局。
温州地、市委主要领导包括我因赶去劝阻而被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内，持续几天。我的秘书黄荣波出来，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向中办报告。
24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596号文件，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你们立即退出，使公安机关能协同人民解放军执行维护治安和对敌斗争的职责。公安机关有任何缺点错误，都应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地方进行批判，协商解决。还要浙江省委派负责同志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浙江省委派常委沈策到温州，在温州市公安局门口向群众宣读了中央文件。有的造反派不相信这个文件，怀疑毛主席怎会为一个小小的温州公安局发中央文件？向中央查问后，得知真的是毛主席批示，这才陆续散去。
我们稍得解脱。温州市公安局长杨绍庚同志却被揪到市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并挨了打，他是温州中层以上干部中第一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人。
由于社会混乱无序，政府功能渐近丧失，部分历年精简、退职、下放的人员，人心浮动，开始走访、冲击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复工、复职，补发和增发工资、奖金、退职金；市郊的部分农民，也要求增发以往调用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增加市郊工厂因煤烟和污水影响农业产量的补贴、赔偿费。一时间，经济主义的烽烟四起，造反派又把祸水往〃走资派〃头上泼，说〃走资派煽起经济主义妖风〃。12月5日，地、市委发出《关于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通知》，党政机关发文用〃妖风〃两字也属少见。
12月8日，我争取去平阳县矾矿，召开了一次各县委书记会议，研究抓冬季生产，告知各县委负责人，如和地委联系不到，应主动工作。这是我坚持工作，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工作会议。
一时间，社会上沉渣泛起，千奇百怪。一名老者，到我住处威胁，要成立〃巴黎公社〃造反军团，大印只比国务院的略小一点，要求政府拨给５间办公用房、５万元经费。
12月23日，温州地、市委建立接待站，接待蜂拥而来的串联学生，至1967年1月，即超过2？郾5万人。白吃白住不说，有的连棉被、生活用品都带走，造反有理，教坏风气，政府，实际是人民，不堪负担。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进入1967年，造反夺权的声势不断升温，尤其是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后，各地纷纷仿效。
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月初，温州造反派积极筹划，要召开3万人大会，把我列为温州地区〃最大走资派〃批斗。
这时，我已在地区机关各种会议上接受批斗。3月5日，我的秘书黄荣波以〃飞雪迎春〃（毛主席诗词一句，王芳原名春芳，双重取意）战斗队名义，在地、市委门前和温州主要街头张贴大字报，说〃王芳是人民内部矛盾〃，批王芳〃干扰了形势〃，群众中也有出于朴素的感情，说〃王芳是保卫毛主席的〃，众说纷纭。
这样一来，把批斗大会拖延了二十余天才开成。黄荣波也成了温州〃二月逆流〃、〃三月阴风〃的代表人物。
3月起，我便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管理，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一起。机关干部、群众都无法和我保持联系了。
3月31日，温州军分区第一次军管委员会成立，军分区第二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汪国璋为副主任。
紧接着，5月1日，温州市造反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归属〃省联总〃，形成了两派，开始武斗。同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工人疗养院、省法院、华侨饭店（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关押的地方）到公安厅院内、米市巷看守所、劳改局，多处关押，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0日，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到上海的航运都中断了。又抢夺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
7月25日至8月11日，武斗引发大火，五马街、解放南路一带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派，武斗进一步升级。6517、6299部队奉命救火，有班长、战士在执勤中伤亡。
8月12日，支左部队成立〃军联指〃，成为温州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8月15日，省军管会发布《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并为搞垮改组原温州军管会制造了舆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红军干部王福堂，被称为〃王芳死党〃，遭受残酷批斗。我又被押去温州一个星期，在市人民广场接受大会批斗，站在台上的凳子上，下面有解放军上了刺刀看押，栽赃妄加的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温州地区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之一，1972年，批林整风时统计，因武斗死亡1018人。1974年〃批林批孔〃，又掀起一场武斗，王洪文亲自下令，捉拿〃匪首〃，真乃旷古奇闻。我在温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我一直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地。现今，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东西终于重现了真相真情。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
无独有偶，祸不单行。当我在温州被作为〃最大的走资派〃批斗的时候，我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公安政法战线又拉响了警报。
浙江〃省联总〃造反派把我这个当年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从温州揪到杭州批斗。
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政法战线是重灾区之一。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夺了厅党组的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批斗，工作瘫痪了。3月16日，第一次军管会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连发了两个《通告》，已伤及一些反对林彪、江青等的干部、群众，造成一批冤假错案。8月上旬，浙江省公安厅军管小组成立，取代了原军管会，实行第二次军管。
1968年3月18日，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还有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江青胡说什么〃这简直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叫嚣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誓师大会〃，我和厅原来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揪斗。
4月1日，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负责人会上（人事已内定，未正式对外公布）恶毒污蔑〃浙江公检法就是按帝修反一套搞的〃，是〃借共产党的招牌，为台湾、美帝、苏修效劳〃。〃浙江公安机关的领导人收集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报到台湾去了，为台湾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内外勾结。这样的专政机关不砸烂不得了，要彻底砸烂〃。南萍（20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也诬陷〃公检法17年就是罗瑞卿黑线统治，干了不少坏事〃，叫嚣〃砸烂公检法是革命口号〃。
熊应堂（20军军长、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附和，高喊〃彻底砸烂公检法，要搞他几个浪头，这是革命，不能搞得冷冷清清，要抓情况，准备弹药，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坚决干。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能手软〃。
4月8日，浙江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成立，朱全林任主任（20军副军长）。省和杭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召开军管动员大会，朱全林在大会上讲话，全盘否定浙江解放以来的公安政法工作，说〃浙江公检法机关17年干尽坏事，使人民的公检法蜕变为庇护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彻底砸烂浙江公检法〃。
4月13日，南萍在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说：〃我们不能光打防御战，要大揭大批黑班底。〃同年6月，陈励耘几次到省市公安机关，要求〃看准了就要抓起一批人来审查，弄清通敌罪行〃。同年5月和1969年1月，朱全林两次在全省地市县人保组和军管会（组）负责人会上，部署挖公安机关〃黑班底〃，层层进行排队，使大批干部遭无端打击迫害，仅在省公安政法机关666名干部中，被斗争、审查的就有298人，隔离的88人，受各种处分的74人。全省劳改干部，被揪斗、游斗、关押审查的达1190人，占当时劳改干部数的四分之一。同时，推行〃不靠旧公安人员带路，不靠旧技术，不靠旧方法〃的〃三不依靠〃政策。
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接见张永生时，再次大骂浙江公检法，并公开点了我的名。
9月，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朱全林签发浙公军管（68）59号和60号文件，报省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说拍摄刘庄旧址影片〃是一本十足的复辟账〃，〃其罪恶目的是阴谋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1969年1月10日，省革委会发了（69）8号文件，要〃全面清理、一个不漏地废除反革命活动的地下军〃，我们多年建设的一支对敌斗争的情工力量，被毁于一旦。
再追溯到北京，1968年8月4日凌晨2时，谢富治将清查情报工作档案中查出的21份档案报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他署名上报这批材料的报告中，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同志进行诬陷。谢富治还在这个报告上旁注：〃我是一个死官僚主义者，平时不管这些事。〃既诬陷他人，又开脱自己。
8月5日，康生在报告上批示：〃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
在附送的材料中，有1957年8月25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周总理的报告，周总理同意这个报告，并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同志圈阅。由于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没有批送毛。康生在这份材料上批写〃罪恶的报告与规定的完全相反〃。还批了一段话责难周总理：〃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请示主席，对主席封锁，是原则性的错误。〃
另一份报告，1961年4月2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签署的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康生在报告上批道，〃这份报告是精心制造的有意伪造蒙蔽谢富治同志，利用谢富治同志名义来欺骗中央〃，在恶毒攻击罗瑞卿等领导人之时，极力为其同党谢富治开脱。
还有一份，是1963年9月18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谢富治同意的、以公安部党组名义向彭真同志作的报告（当时谢富治出差，不在北京），彭真同志阅后，批送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圈阅。康生在这份报告上批写〃是这些内奸事后为了过去和以后的罪恶活动的一个烟幕，他们彭、罗、徐、凌等内奸集团精心策划掩盖他们的特务面目〃。而因斗争需要，把情报侦察工作做到敌人内部去，浙江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公安部的指示，也做了一些工作，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之举，却被从上到下横加罪名、全盘否定。这些事只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一清二楚的。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所谓“窃听器事件”
所谓〃窃听器事件〃
在这里，我讲述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点名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她说：浙江省公安厅〃在屏风后头（毛主席住地）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对她本人是〃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的江青，并不是公安警卫部门的〃警卫对象〃，只不过她的身份不同，是毛主席的夫人，对她每次来杭，总是按一定的规格接待，外出也派随身警卫人员，在通常情况下，我也在她的住地统一负责照应。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应该的。而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颠倒黑白，把这些正常的善意的活动，视为对她进行〃盯梢〃、〃监视〃的所谓特务活动，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件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我坚决否认。我声言，我王芳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去搞窃听、偷听毛主席的谈话，不敢指派人去盯梢、监视江青。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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