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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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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正义判决
正义判决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江华庭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依法进行了宣判。
尽管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拒绝回答问题，绝不认罪，特别法庭根据掌握的大量材料、人证、物证，认定他犯有：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阴谋颠覆政府罪；
——策动武装叛乱罪；
——诬告、陷害罪。
数罪并罚，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各犯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当江华庭长宣判结束，宣布特别法庭闭庭，参加旁听的代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特别法庭的正义判决。
第二天，首都各家报社纷纷发表社论，认为这是“庄严的决定”、“九亿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人民的胜利”、“正义的审判，人民的心愿”等等。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审判“两案”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反映普遍良好。这充分证明，中央对处理该案的方针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从1980年4月19日赴京，经过7个月的预审工作和参加最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我在北京工作了10个多月。应该说这是相当紧张的10个月。我有幸参加这一工作，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与审判工作小组和预审组的同志们一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丝毫不敢懈怠和马虎，唯恐出差错。在整个审判工作过程中，自己也深受教育，进一步认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造成深重灾难——经济陷于崩溃，广大干部和亿万群众受到迫害，冤狱遍于国中。我自己也深受其害，正当中年，却在武装监护中度过七个春秋，这常常使我思绪万千，心潮翻滚，难以平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大案，在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16名主犯中竟有13名出自中央的领导核心，长期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在我国历史上横行十载，乱我中华。但这些人尽管猖獗一时，终于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两案”的审判是正确的，成功的！
虽然，“两案”的审判已过25年，但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仅仅10个多月，能这样成功地办理这么一个重大复杂的案件，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中央强调“两案”审判工作，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只能办好，不能搞坏。一定要充分揭发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保护毛主席的旗帜。要把罪行和错误分开，要实事求是，经得住历史考验，树立依法办案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彭真同志对“两案”都有明确的指示。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11月15日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回答他们关于毛主席功过，林彪、江青罪行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问题。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属于另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还说：“‘四人帮’是长期生活在国家高级机关的人；他们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因此，审判‘四人帮’不能对外公开。但国内组织几百人出席旁听。”
胡耀邦同志也说过，对“两案”的处理，“要向全党负责。我们要高标准。凡是要判刑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起诉书要经得起批驳，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批驳……”
彭真同志更是具体指导“两案”的审判。我们预审组的正副组长于5月13日、21日先后两次听取彭真同志对预审工作的指示。7月9日，彭真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向全体预审干部讲了话。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彭真同志都想到了。11月17日，彭真同志在京西宾馆大会堂又向全体办案人员、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和各地来参加旁听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集中讲话，这就是公开发表的“九条”，为我们搞好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在审判“两案”中，没有去纠缠历史问题。10名主犯当中，江青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张春桥、陈伯达也有不光彩的历史，这些都放在一边，根本没有去查，因为即使查证核实，也是历史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是正确、成功审判“两案”的根本所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预料可能要出事
第十二章 应对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由极少数人策划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党中央采取了非常英明果断的措施，迅速平息，并且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处理决定，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公安部党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按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履行职责，为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预料可能要出事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1989年，但种种先兆在1988年已显露。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多少年来，西方和境外的一些势力，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列为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7年冬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高等院校发生的学潮，虽然很快平息，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的思想相当活跃，在校内外以研讨为名集会发表演说，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校内的秩序也比较混乱，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南京河海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非洲学生，为一些生活小事，殴打教职员工、扣留校方人质，呼喊过激错误口号，罢课闹事；高校周围的治安秩序也不好，一些流氓滋事生非，与学生发生冲突，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等等。
综观形势，我们已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乱子。
1989年2月15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面临的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些不安定因素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容易一触即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我要求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实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情况，要察之事发之前。
4月1日，我接受《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记者采访，也谈了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和首都的反革命暴乱。
4月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密切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地方发现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非法组织成员、帮派残余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蛊惑群众，煽动闹事，企图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抓紧做好情报信息工作，讲究斗争策略，制订和完善处置各种事件的预案，加强值班报告和备勤制度等项工作。
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当晚，中共中央发表讣告。
4月16日，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自己的哀思。这时，部分高校的学生相继贴出一些挽联、标语、大小字报，其中夹杂着极少数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闹事的内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腐败”、“反对专制独裁”等口号。
当日，公安部注意到这一不寻常的动向，立即发出《关于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若干问题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严密掌握社会动向，妥善地做好工作，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制造事端。
从4月18日开始，一些高校学生借悼念之名，进行的非法活动转向政治动乱。北京有数千名学生到天安门非法游行，有些人发表煽动性演讲，并到人民大会堂前和中南海新华门静坐、请愿，少数学生还多次冲击新华门闹事。一些高校相继宣布成立非法学生组织。上海、西安、武汉、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到省、市人民政府门前游行示威，有些人还冲击省、市人民政府。一些大小字报、标语、传单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高校甚至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
有些人借公安干警、武警战士驱散冲击新华门的学生一事大肆造谣，声称发生了所谓“新华门血案”，煽动学生罢课抗议。天津、武汉等地少数学生开始到北京串联，扩大事态。而海外敌对势力电台则连篇累牍，造谣煽动。
我们发现，一些人的活动，竟直接听命于海外电台。公安部先后发出《关于预防高校学生互相串联借悼念之名煽动闹事的通知》、《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整顿中南海新华门前秩序的情况通报》、《关于部分高校学生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的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密切注意本地的社会动态，针对发生的问题及时采取对策，对学生闹事必要时可参照北京市的做法处理。
从这时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就更注意他们的案头，陆续收到公安部发出的情况通报之类的重要参阅文件，他们也借助这些文件，联系当地情况，处理各种问题。情况紧急时，有的省里的负责同志就直接与我通话，沟通情况和切磋处事办法。在这非常时期，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为了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公安部于4月18日至21日紧急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负责人和部分武警总队参谋长、省会市公安局长等。我和副部长俞雷在会上讲了话，进一步严明职责和纪律，要求为党分忧，为民解困。我强调在关键或危难时刻，我们公安机关一定要听命于党，做到一声令下，拉得出，用得上。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2日当晚，西安、长沙发生骚乱事件。西安几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和一些社会青年冲击陕西省人民政府，一些暴徒推倒围墙，冲入省检察院、省法院，疯狂进行打砸抢烧。150多名值勤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被打伤，12辆机动车和20余间房屋被烧毁。在长沙，两所大学的部分学生冲击湖南省人民政府，并上街游行，造成交通堵塞，一些暴徒趁机在五一广场打砸交通岗楼和汽车，并洗劫了附近的20余家商店。
4月23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少数犯罪分子借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西安、长沙发生的情况引以高度重视，对聚众闹事、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依法处理。公安部还派出工作组赴西安了解情况，并协助处理骚乱事件。
北京少数高校学生于4月23日，成立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
4月24日，北京40所高校近6万名学生罢课。一些人到市内交通要道、繁华地段演讲、募捐，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恣意造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人还在高校贴出大字报，妄图煽动工人、农民起来推翻政府。
事态越来越严重。处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受到严峻的考验。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于4月26日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该会的成立，并公开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煽动学生反对党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定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公然抵制北京市公安局于4月26日发布的关于游行示威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两则《通告》，继续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市区和天安门非法游行，中断交通，煽动罢课。
紧接着，2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指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高校学生竭力制造事端，扩大事态，局势发展严峻。
4月28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的头头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开会，决定将非法组织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策划继续进行对抗活动。
4月29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国务院和各部委、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分别出面和学生对话、座谈，做宣传教育工作，指出有人幕后策划煽动、挑起社会动乱，号召复课。
5月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五四”期间高校学生游行的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劝阻非法游行，防止打砸抢烧犯罪活动，清除反动标语和大小字报。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在北京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发表了同中央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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