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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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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8日下午，乔贞言接到我鲁中军区敌工部攻城记号为白毛巾、口令为“胜利”的指示后，立即把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乔贞贵、乔贞顺找来，掏出200块现大洋说：“你去要一些肉和菜，还有大烟泡，今晚请大家喝酒。”并告诉各班：“今晚没事，每班发30块大洋，赌、喝、抽大烟，个人随便。”班长们个个手里掂着大洋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乔贞言把大小头目安顿好后，才把两个兄弟拽到一边悄悄地说：“今晚9点攻打蒙阴城，军区交给咱的任务是设法迫使宋学兰起义投降。现在离攻城时间还有1小时，我用喝酒稳住伪军头目，你俩快去把全连的枪栓搞掉！”话音一落，三人分头行动。不到20分钟，乔贞贵、乔贞顺已将全连80多支枪的枪栓用洋面袋子背了回来。
等到桌上的马蹄表快指向9点时，大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乔贞言看到时机已到，一把把宋学兰的匣子枪抄在手里，大喊道：“弟兄们听着，今夜八路军一万人攻城，泰元庆的部队已到了文庙（当时宋连驻地），哪个不投降死路一条！”这时乔贞贵、乔贞顺两兄弟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堵在门口。伪军们一看大势已去，纷纷说：“一概听你老乔安排，只要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就行。”就这样，宋学兰全连被迫起义。宋的临战起义，对蒙阴城守敌打击很大，为总攻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3月9日攻占蒙阴城，全歼日军12个中队、1200余人，活捉伪县长唐云山，我阻击部队还全歼日寇从新泰派出的增援部队100多人。
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的信心。抗日宣传队编写的《打蒙城小调》在临沂、泰安一带传唱至今，表达了根据地军民对这次战斗胜利的喜悦心情。
打蒙城小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曹大闹蒙阴城》，“沂蒙山下整兵马，大军攻打蒙阴城。血战一天加两夜，汉奸鬼子一扫清。众位英雄咱不讲，单说进城的头两名。您要问这两位英雄汉，出在鲁中老一团，一个叫曹风州，一个叫曹世范……”说的是他俩乔装打扮成乡下农民，给城里亲戚送粮，箩筐里藏着100余斤炸药。在我蒙阴城里内线的接应帮助下，闯过数道守敌岗哨和巡逻兵的盘问，进入城内，在深夜炸开了西城城墙，为部队发起总攻创造条件，立了大功。
蒙阴城解放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我参战部队。鲁中军区召开了授奖大会，各师、团、营分别召开了祝捷会。乔贞言受到军区表彰，立了一等功。但是敌工干部和参加这次战斗的内线人员，没有受到公开表彰。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干过什么事情，起过什么作用，除了一些领导知道，部队多数同志是不知情的。但他们不会有任何怨言，从参加敌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懂得，当敌工干部就要做无名英雄。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深入虎穴
深入虎穴
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名叫林洪洲，20多岁，莱芜人。他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关争相拉拢聘用他。他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
大家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不少人想寻机杀掉他，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但他沉着应对，几次死里逃生。
这个“日本大特务”却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是由我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秘密派遣，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日军政治和军事重要情报，为我八路军山东部队顺利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真名叫郭善堂，现名叫罗国范。
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和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更加狡猾和残忍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坚决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的一天，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诉我，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抽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特工人员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队的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开始，募集队的工作主要在根据地进行，后来为了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扩大到根据地边沿，直至敌人占领的地区。募集队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敌工部领导，但由于它的工作特点，我也经常向他们额外分派一些任务，如在敌占区探听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暗中携带、散发我军的宣传用品。不少募集队员实际上就是敌工部的编外人员。郭善堂表现机智勇敢，为人忠诚，不怕吃苦，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出色。根据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作为一个特工干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找郭善堂谈话，说明组织的决定和要去完成的任务。他只谦虚了几句，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还显得有些兴奋。我知道对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没有比组织对他的信任更让他高兴的了。敌工部的工作不仅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干部和战士眼里还充满了神秘色彩。毫无疑问，郭善堂是热爱这项工作的。但是，他向我表示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害怕牺牲，对一个打入敌占区的特工人员来说，稍有不慎，牺牲生命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是过去他在募集队工作时，也经常会碰到敌人，遇到牺牲生命的危险。这些对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郭善堂说了心里话，他最担心的是，以伪装的身份打入敌占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和“特务”，肯定会造成同志们、乡亲们对他的误解，亲戚朋友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年老在家的父母亲、老实本分的妻子，一下子成为汉奸、特务的家属，他们有何面目对人？人们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郭善堂是个孝子，妻子是个童养媳，感情很好。
郭善堂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你要去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非常艰苦和危险，而且肯定要受委屈。你的父母和妻子，我们会暗中时常派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尽量不使他们遭受意外的伤害。至于你本人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说清楚的机会，如果牺牲了，军区司令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周赤萍、我，还有组织部部长，不大可能同时都牺牲，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代表组织给你作证，证明你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党组织派你去的。
我物色和派遣的一批特工人员，包括郭善堂，只限于我们5人掌握。而且不上文件，不留文字，这是当时特工工作性质和斗争环境决定的。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情况不管有多么复杂，也只能全部记在我的脑子里。战争年代的特工工作纪律和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恶果。特工工作的任何任务和问题，不论是要研究讨论，还是要请示汇报或者传达布置，只能凭脑子记忆，口头表述，不能用文字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习惯。解放以后，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年轻干部，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还这么好，感到有些奇怪。我想，大概与过去年代里的锻炼有关。
郭善堂的担心是正常的。经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你这次去的地方是泰安，因为那里是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去后赶紧办好两件事，一是找到联络人，二是要取得合法身份，就是要搞到良民证。”我对他说的联络人，就是过去曾经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工作过的，后来因年迈体弱，被精简回家的马达、何士卿，还有侯希机。侯希机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在泰安日本洋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靠得住的几个人。我还对郭善堂说：“这次给你25天时间，到时必须回来报告情况，否则就当出师不利，你遇到很大麻烦，可能被敌人逮捕，甚至牺牲了。”并告诉他，下次碰面地点就在我家东都镇，接头人就是我五哥王春风。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险，不仅来自敌人方面，甚至可能来自咱们自己人。”我说，“你想想，要是你装得不像，露了马脚，马上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你装得很像，必定会引起群众误会，轻则在背后骂你，甚至会对你采取敌对行动。”
“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郭善堂笑道。
“可不是嘛！不过党组织信任你，你一定要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克服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坚持下去，坚持到战争胜利！”我还嘱咐小郭，“你休息几天以后，就回泰安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咱们这边来了，有事情要联系，就到东都镇找我哥王春风，我也可以去那里会你。”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取得日军信任
取得日军信任
时间很快过去3个多月。一天夜里，我带着警卫员小张悄悄回到东都，来到东都安庆饭庄。经我哥联络，今晚安排在这里和郭善堂会面。
离东都镇不远的张庄煤矿上虽然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镇里设有警察所，还办了“防共指挥团”，队员日夜巡逻放哨，但这都挡不住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到东都镇来。我回来时，若遇上巡逻的“防共指挥团”队员，熟悉我的都主动打招呼：“六爷回来啦！”镇上的乡亲大都这样尊称我。不熟悉的也不敢惹我，他们都知道，谁要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
来到安庆饭庄，未等郭善堂穿衣下床，我就径直走进他住的房间。3个多月不见，郭善堂样子变了不少。他见我打量他留着分头、抹过发油的脑袋，还穿着半新旧的长袍、衣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却望着他会心地笑了。
“王部长，我给你带战利品来了。”小郭神情颇为得意地从床底下搬出一只纸箱来。纸箱上印着一行汉字“大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山田参谋长”，还有几行日文，“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携带物资免予检查，如要检查，应事先报告山东部队参谋部批准”。打开纸箱，里面装的是些衬衣、牙膏、牙刷、刮胡刀等日用品，满满装了一箱。
原来，郭善堂回到泰安后，住在侯希机家里，一时找不到工作。侯希机虽在日本浅石洋行工作，但家境并不宽裕，郭善堂就坚持在街头擦皮鞋赚钱补贴家用。不久，经侯希机介绍在日本浅石洋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分配给他的业务是负责收购民间的铜钱、铜元等废旧钱币。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收购钱币成倍增长，一麻袋一麻袋地扛进了洋行的货栈。浅石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也另眼相看，并不止一次地在全体员工会上表扬了他，并让他加入了青年会，那是年轻人搞各种活动的地方。浅石的目的不仅要郭善堂为他多赚钱，还要为他搜集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原来浅石洋行也不是只吃素的。为了尽快取得浅石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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