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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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玉同志，你大胆改革的精神，我们都是支持的。不过，试行插班生制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弄不好将打乱国家招生与分配计划，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搞这项试验，至少应当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我十分感谢你的鼓励与关心。至于说到计划一事，我认为每年招收百几十个插班生，无碍于国家大局。我在基层工作，知道每年编制招生计划的情况，那完全是拍脑袋决定的，学校只不过作了一次加法运算，而全国的计划是各省市、各校的相加之和。因此，全国的招生与分配计划是有很大水分的，并不是神圣不可调整的。我们要求进行插班生试点，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我们的要求是真诚的，希望批准我们试点。”　　　　
　　　　“的确，你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作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至少你是说服了我。　　　　
　　　　不过，这事得经过忠德副部长批示，他现在出差在外，等他回来后即送他批示，有了结果通知你们。”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计划司通知说，教育部已同意你们试行插班生制，但最后还需要国家计委批准，请你们派人持教育部的批文到国家计委教育司办理，事已至此，决不能行百里半九十，于是我第3次进京了。　　　　
　　　　10月初，秋高气爽，我的心情也格外高兴。我到教育部办公厅找到了李健主任，拿到了教育部给国家计委的函件，我脚不停步地到了国家计委。接待我的是教育司司长李昌龙，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试行插班生制的方案，讲述了为此我三上北京的情况，希望国家计委批准我校试点。听后，李昌龙司长操着地道四川口音说道：　　　　
　　　　“听了你的介绍，我认为你是真心搞改革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说，年近九十岁的愚公挖山不止，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帮他移走了阻其出入的两座大山。我不是上帝，但是你的改革精神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你的改革。　　　　
　　　　你们的报告，我们立即批发，不能让你再跑冤枉路了。你们的插班生制从1985年试行。拨给你们90个指标，学生纳入国家分配，所需经费由教育部拨给。有了你这种执著精神，我相信你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我向李司长表示了真诚的感谢，邀请他到武汉大学访问和指导工作。他说：“武汉大学是一所名校，我年轻时就向往去学习，可惜没有缘分，争取以后去参观学习。”我说：“随时欢迎你的光临！”　　　　
　　　　真是好事多磨，经过8个月的努力，一个新的插班生制终于诞生了。　　　　
　　　　1985年，首届插班生进入了武汉大学，给这所古老的学校，又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当年，各系共招收插班生92人，中文系还招收了22名作家，单独举办了学历教育的作家班，目标是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　　　　
　　　　插班生制度实施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作了报道，全国几十家报刊也转载了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插班生的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开辟了一条成才的通道，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所以我说，插班生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对促进广大社会青年学习所起的作用，要比单纯培养插班生的意义还要大。　　　　
　　　　实践已经证明，插班生制的主要优越性在于：一是克服了“一次高考定终生”的弊端，为高考中偶然失误或不善于应考但却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提供了求学成才的机会。二是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升级制度，开创了以插班入校的跳跃式的学习制度，缩短了学习周期，提高了办学的经济效益，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三是创立了评价和录取学生的新方法，坚持笔试与面试相结合，既看分数更重视能力与成果。在录取插班生中，书面考试分数只占40％，而成果（包括文学创作、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成果等）分占60％。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评价人才的传统观念，克服高分低能应试教育的弊端，着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首届插班生顺利地毕业了，获得了武汉大学本科合格文凭。1987年7月1日，举行了特别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了。会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聚餐，与他们一起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自1985年至1987年，武汉大学已招收了三届插班生和两届作家班。与普通大学生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有高度的学习自觉性，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向学习，并且能够把学习与研究（或创作）结合起来，既学到了最有用的知识又出了成果。因此，他们毕业后对工作适应性强，出成果快，很多人在学术、政治、军队和企业界崭露头角。实践证明，插班生制是一个先进的教学制度，本应得到普遍的推广，但是，遗憾的是，除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以外，几乎所有的学校均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说明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它决非易事；另一方面，在中国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下，推行任何新的制度或倡导某种新东西，必须自上而下通过行政指令。如果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没有转变教育观念，没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不去发现和支持教育改革中的新事物，那么再好的新创举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了。就连首创插班生制度的武汉大学，由于人事的变更，在招收了三届插班生以后，学生反映说，插班生制的做法越来越变味了。这就说明，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创新精神的人，如果人的教育观念不转变，那势必是穿新鞋走老路了。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科研实现零的突破（1）

　　　　在建设名牌大学的战略中，必须坚持教学和科研两条腿并行。然而，在武汉大学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科研却是一条小腿甚至是病腿，因此，在1966年那次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中才遭致惨败，使“武大人”蒙受了奇耻大辱。　　　　
　　　　在这种悲愤的心情的驱使下，我在出任校长伊始，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国家科委于1980年颁布了三大科学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但是，在当年的评奖中，我校被剃了光头，又一次遭到失败。　　　　
　　　　面对失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承认失败，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后上。激烈竞争的现实，教育了学校的每一个教师，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同一个声音：“一定要拼搏，与学校共荣辱，没有学校的地位，也就没有我们教师的地位。”于是，在全校的教师中出现了人人想科研、人人搞科研的大好局面，有的夫妇把午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有的是星期日也在加班，绝大多数的实验室夜晚都是灯火辉煌，有的甚至是通宵达旦。对此，我感到欣慰，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风气终于形成了。同时，我也感到责任重大，应当建立一个支持科研的后勤保障系统，把科研人员从琐碎的庶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多出成果。为此，我组织科研处、总务处和设备处的负责人，经常到研究室、实验室去了解情况，实行现场办公，使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　　　　
　　　　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劳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幼小的禾苗。在1981年全国科学发明奖的评选中，我校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一项。获奖者为化学系的教授徐汉生和他的研究生钱生球等人。获奖项目是敌敌畏的催化合成，它代替了国内当时采用的“双溶剂法”，其效率可提高10％，生产过程中的废水量可减少50％，废水中的敌敌畏含量也从0。47％降低到0。03％。这项研究成果明显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的污染，具有明显的实用意义和经济效益。　　　　
　　　　这虽然仅仅是一项国家发明三等奖，但对于久已干渴的武大人来说，它如同甘露。它毕竟是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国家级的奖牌上零的突破！接着，在1983年的全国评奖中，我校又获得国家发明奖4项，其中三等奖3项，四等奖1项。截止到1983年底，我校获国家发明奖仅就数量而言，为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第二名。　　　　
　　　　在以后的时间里，科学研究虽说步子不大，但总是在往前走，成绩不大，但是年年有：　　　　
　　　　1985年，获两项国家发明奖：三等奖1项，四等奖1项；　　　　
　　　　1986年，获国家发明奖四等奖1项；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其中三等奖2项，四等奖1项；　　　　
　　　　1988年，获国家发明奖四等奖1项；　　　　
　　　　1989年，获国家发明奖三等奖1项；　　　　
　　　　……与此同时，学校文科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过去，文科教师著书立说者寥寥无几，然而到1983底，已出版著作279部，仅1983年一年就出版了49部，这超过了建校70年的总和。其中，历史系唐长孺教授的专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被国内学者称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韩德培教授受国家委托，主持起草的《环境法》和《国际法》，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中文系和计算机系协作完成了“语言自动处理系统”，也被专家鉴定为“突破性的成果”。　　　　
　　　　在列举了上面的部分成果以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呢？是否可以飘飘然了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下来。我们与自己过去比，虽然有了进步，甚至是打了一个翻身仗，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在科学攀登的道路上，还有着无数的险阻，我们甚至连一个大的险阻也还没有突破。就拿获得的奖牌来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发明奖中，我们最高只得过三等奖，一、二等奖还是空白。在国家三大奖的另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我们也还是空白，说明我们还没作出具有特大经济效益的成果。这仅仅是就国内而言，如果与国际名牌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赶超的路程更为遥远。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如何能够骄傲自满呢？我们惟一的就是要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清楚地知道，虽然这两年在科研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往后将越来越困难。　　　　
　　　　这就犹如跳高运动，运动员在跳低杆时，成绩上升得很快，往往几公分几公分地增加；可是随着跳杆的提高，特别是接近极限高度时，跨越则越来越困难，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就科学研究的水平而言，我校虽说在低标高下跳跃，但是我们必须有大目标，要立足于赶超，要敢于创新。　　　　
　　　　对于本来不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来说，如何实现赶超呢？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迎头经》一文，他写道：“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迎头赶上”和“向后跟”，这是两种思维方法，两种不同的赶超战略，其结果也是迥然不同的。　　　　
　　　　我校实行“迎头赶上”的第一个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工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技术革命，它是以微电子、计算机为主要特征的。也就是说，计算机的大普及，将引发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同时，还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计算机的推广与普及是以计算机软件开发为前提的，而实现编制软件的自动化，又是发展软件产业的关键。中国是世界上五个数学大国之一，具有发展软件产业的优越条件，应当成为软件产业的大国。　　　　
　　　　1981年，我校留日青年教师何克清学成回国，他在向我汇报时，第一个提出要开展软件工程研究，并希望申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当时，在国内不仅还没有研究软件工程的单位，甚至也无人能讲清楚什么是软件工程。由于这个项目既体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大方向，又符合我提出的以“高、新、独、巧”为特点的“迎头赶上”战略，因此理所当然地得到我的无保留的支持。但是，在学校的领导班子中，有个别领导出于学术偏见和个人成见，从一开始就反对，给这个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制造了很多困难，并且最终成了一个“秋后算账派”。　　　　
　　　　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提出后，立即得到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支持，并很快地纳入了申请、调研和论证的程序。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由国家计委直接抓的重大项目，由国家计委投资，是面向国内外开放性的实验室。国家计委预计设置50个这样的实验室，此前在某些重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已经启动了一批重点实验室。因此，申请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是我校在科研上面临的一次巨大的竞争，也是又一次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1983年11月中旬，我率武汉大学代表团赴法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与法国签订第三个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我们于12月5日回到北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何克清打听到我回北京的时间，他临时买了一张火车票，没有座位，就自带一个小板凳坐在车厢的连接处，一直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目的，是利用我在北京的机会，和他一起去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汇报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由于对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心切，尽管我刚回到北京，而且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当天晚上我与何克清冒雪乘公汽，来到国家计委严谷良处长位于三里河的家，向他汇报关于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事宜。当严处长得知我是当日从法国回到北京，不顾旅途疲劳，不顾严寒冒雪来与他商讨工作，他颇为感动地说：　　　　
　　　　“据我们调查的资料表明，何克清是全国搞软件工程的第一人，即便是对把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放在武汉大学不服气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计委已经立项，已初步决定设在武汉大学，争取今年完成评估、论证工作。同时，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