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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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票法官不但抹杀卷中铁证，并巳还捏造事实呢。判决书中说：　
　　告诉人李敖虽称：“15日我不在台北，14日上午我陪胡因子（胡茵梦）在万里海边拍电影亦不在台北”等语，而其所举证人孟祥林（柯字之误）亦称：“7月15日上午八时许李敖到我家，下午天黑晚饭前回去”（见同上侦查卷第四○、六六页），但纵使上午陪胡茵梦在万里拍片下午即可返台北，白天在孟祥林（柯字之误）处，晚上亦可返台北，均无法证明告诉人李敖并无接听被告萧益能电话之事实。显然是说，被告在14日下午晚上或15日晚上可跟李敖通电话，但是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为什么不翻翻卷中铁证，卷中被告明明向检察官说笔录通话时间是“上午”！——连被告自己都说是“上午”通的话，我们的法官伍伯英、蔡秀雄、王德云竟要他稍安毋躁，等李敖从万里或孟家返寓以后再把电话通成！做法官的竟如此以推测和拟制断案，捏造事实，这是什么法官啊！　
　　在萧孟能被我反击，使他入狱两次后，我第三次告他，最后“最高法院”果然判决萧孟能要第三次坐牢了，他告李敖一次，最后反弹之下，自己竟奉陪得过了头。——世之好跟李敖为敌者，有如此萧！在我反击过程中，1985年4月2日，有日记如下：“二时后出地检处庭。庭前胡茵梦先向我高声问好，庭后又来聊天。她说：‘李敖你老了。’我说：‘和你一样老了。’她说：‘你看我头发剪短了。’我说：‘你不是预言要做尼姑吗？还会更短呢！’萧孟能在旁边，我拍他肩膀说：‘孟能这一阵我告你，你先被判了一个月零二十天；现在又被判了四个月，一共五个月零二十天。——你还欠我十天，等我第三次要你坐了牢，十天还我，就扯平了。你死了，我们朋友一场，我会买个金棺材送你。’孟能听了，哭笑不得。”——这条好玩的日记，可以看出胡茵梦的风华。萧孟能的风度和李敖的风趣。　
　　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造成了以下四点结局：一、李敖坐了一次牢，但萧孟能坐了两次，又变成通缉犯，又在“最高法院”六件民事判决中全部败诉。——他想要李敖的钱，可是一块钱都没要到。二、李敖帮助萧孟能太太朱婉坚拍卖了萧孟能和她姘妇的家，并为朱婉坚争回天母静庐的房子。三、李敖宣布和胡茵梦离婚。四、国民党做手脚使李敖入狱，以为封杀此潦，殊不知彼此撩大肆报复，一连报复二十多年，至今未息。　
　　平心说来，若萧孟能本人未被挑唆，他尚不会对李敖无情无义到诬告的程度，可惜他为姘妇所浼，以致铸此大错。在他声言要告我之际，我对他说：“孟能你告我，官方一定趁机介入整我，我会垮下来，可是我李敖垮了会爬起来；你告我，你也会垮，你垮了就爬不起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在我出狱后的楔而不舍里，萧孟能倍感压力。在地方法院童有德法官判决“萧孟能意图他人受刑事处分，向该管公务员诬告，累犯，处有期徒刑六月”以后，萧孟能上诉，1987年1月14日“高等法院”开庭，法官廖茂荣一再劝谕和解，李敖为尊重法官的好意，乃于退庭后委由龙云翔律师去函萧孟能，开具条件；2月18日再开庭时，法官表示条件合理，萧孟能本人也当庭表示愿以“自承怀疑之错误，并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文字登报和解。不期书记官完成笔录后，萧孟能的律师又要加添意见，和解乃告破裂。和解虽告破裂，萧孟能这一当庭表示的心态，却足征诬告李敖属实，否则又何必认错道歉呢？　
　　萧孟能入狱后，陆啸钊去看他，隔着铁栏，陆啸钊劝他“向敖之道歉”。萧孟能沉吟良久，表示说“我愿意”，可是“问问剑芬吧”。这时王剑芬在旁怒目而视，陆啸刽回来告诉我：“孟能为了这种女人，失掉了最后挽回与李敖友情的机会，我真为他可惜！”　
　　我是1981年8月10日再度入狱的，表面上是普通刑事案件，实质上是第二次政治犯入狱。我在入狱前写道：　
　　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忌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离奇模式，居然不警觉胡茵梦的“不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相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　
　　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新生报》干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　
　　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是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地判我有罪。　
　　在入狱前十六天，认识“汝清”。“汝清”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留学生的新婚夫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第一次是我二十八岁时候，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流氓的太太），我真正做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名著的境界。在这一两年里，在我床上，虽然不乏女人，“汝清”却是一个最能跟我腻在一起的惹人怜爱的小情妇。我跟她同居十六天。性交N次，每次我都把我的性幻想传给她，她都相与挽仰、淋漓尽致。我入狱后，她写了大量的情书给我，后来飘然而去。1982年1月23日，我在狱中写《然后就去远行》一诗，就是写这十六天的：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醒。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收到“汝清”的信，约我一见，我没回她；去年一天在远企大楼相遇，我含笑问了一句“好吧”，淡然而别。　
　　在复出这两年两个月里，我除了由远景出版社沈登恩出版书，由四季出版公司叶圣康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李敖全集》外，还为远流出版社王荣文编了《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极受欢迎，使王荣文发了大财，我发了小财。后来林白出版社的林佛儿闻风而至，透过陈中雄、黄华成请我挂名出版《诺贝尔和平奖全集》，我以这种书不可能有利润，免费同意了。后来他怕赔钱，宁肯不顾信誉与商誉，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我责他失信，他说请我吃饭谢罪。到了饭店，我还没点菜，他先发制人，向侍者说：“我吃蛋炒饭。”——我为之哭笑不得，小气的人你想大吃他一顿出气，都没机会啊！　
　　复出时期一件插曲，也值得一述。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不准看报，外面消息只靠日耳相传。有一天，一个外役搞到几“块”破报纸，他说他喜欢搜集歌词，以备他年做谱消遣。如我能写几首歌词同他交换，这几“块”报纸便是李先生的了。我同意了。就立刻写了几首，其中一首就是《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这歌词我发表在1979年9月18日《中国时报》，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由许翰君作曲、王海玲演唱，引起轰动。事实上，我认为作曲和演唱都比歌词好。这首歌词《忘了我是谁》五个字，后来变成台湾报刊常用语，经常用在标题上。传说这歌是我为胡茵梦作的，绝对错误，因为在牢中写它时全无特定对象，眼前只是一面白墙耳！　



15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　
　　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却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合，人犯中身分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国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了，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分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他说：“我们‘司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