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演义-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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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的讨论很快接近实质。齐拉特强调了在铀…石墨系统中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他再次估计了一个铀弹可能的破坏力——两万吨TNT。这他在由萨克斯交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讲过了。只是，会上他强调了这种炸弹可能“太重而不好用飞机来运输”。这意味着，他心目中的炸弹仍然是天然铀的，而不是分离出来的铀235。　　　　
　　　　亚当森不相信什么核炸弹，不管是天然铀的，还是铀235的。他以公然藐视的态度打断齐拉特的讲话，说：“在阿伯丁，我们有一只山羊，被用一根10英尺长的绳子拴在一段木桩上。我们宣布了重赏：谁用死光杀死这头羊，我们就给他10万美元。可事情过去了两个月，至今还没有人前来领这笔奖赏。”说完，他俏皮地看了一眼那位海军同事，继续道，“至于两万吨高效炸药……一次军火库爆炸，我曾正好站在它的外面——　那爆炸力不晓得是什么吨级，但我挺住了，它并没有把我摔倒在地……”　　　　
　　　　威格纳见亚当森对齐拉特如此地不礼貌，几次想站起来向这位狂妄的家伙抢白几句，但都被身边的特勒及时地制止了。　　　　
　　　　特勒有为费米代言的任务。他提出，要获得慢中子，就要石墨，而纯石墨是昂贵的。陆军代表从特勒的发言中听出了科学家们要钱的意思，没等特勒讲完，他就问：“这需要多少钱？”　　　　
　　　　其实，特勒并没有伸手的意思，他从正面理解了亚当森的话，以为亚当森是一般性的询问，于是回答道：“6000元……”　　　　
　　　　亚当森倒很大方，立即回答道：“那就满足你们！”当然，他话一出口，可能就意识到了这并非他的权限，于是，很快对布里格斯说：“你说是吗，局长先生……”　　　　
　　　　布里格斯点了点头。　　　　
　　　　特勒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们会下都责备我，巨大的核能事业，竟然以这区区6000元而开始了。他们至今依然不能饶恕我。”　　　　
　　　　问题是钱的问题提出后事情不但没完，反而成为亚当森向核物理学家们发起进攻的开始。他的脑子里已经预想到，核科学家们一定向公共财政发起进攻。他把特勒的发言看成是这一进攻的信号。于是，他决定反击。他站了起来，道：　　　　
　　　　“我觉得，大家预想的用一种新式武器来为国防做出重要贡献的尝试未免过于天真了。经验告诉我们，要生产一种新式武器，一般需要经过两次战争才能检验出它行还是不行。另外，重要的一点，先生们，最终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士兵的士气……”　　　　
　　　　他把这一意思进行了详尽的解释，而且看情况还要没完没了地解释下去。　　　　
　　　　这时，威格纳终于站了起来，打断了亚当森：　　　　
　　　　“亚当森先生讲述的一切我非常感到兴趣。我一直认为，武器是非常重要的，而武器是要花钱的，因此陆军才需要如此大的拨款。现在，听了亚当森先生这篇宏论，我才发现我错了。不是武器，而是士兵的士气赢得战争。而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就需要对陆军的预算重新加以考虑——　也许，预算是可以大大削减的……”　　　　
　　　　亚当森这才知道自己应该安静下来，他喃喃说了句“这是两码事”，就坐了下去。　　　　
　　　　布里格斯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在此欧洲战争进行之际，任何对链式反应的可能性的评价都不能单纯地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而必须考虑它对国防发展的可能影响。　　　　
　　　　萨克斯在会上十分活跃。他一直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最后，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因为如果说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我们有被炸掉的危险。我们必须抓住时机，我们必须跑到前头。”　　　　
　　　　会议结束后，布里格斯给总统写了报告，强调探索受控链式反应须作为一种能源加以开发。报告还进一步明确，“如果证实反应具有爆炸的特性，则可能用以制造远比目前已知的任何东西都具有更大破坏力的炸弹”。委员会建议政府对进一步研究给予适当的支持。　　　　
　　　　随后，政府决定提供4吨纯石墨，其费用从拨出的6000美元中支付。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美国铀委员会的无作为

　　　　齐拉特急了。第一次铀委员会会议后，他原本以为，一旦证明在铀裂变中放射出新的中子，就不难使别人对铀的工作发生兴趣。事实证明他的想法错了。11月1日铀委员会会议后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可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找他。一直等到1940年2月初，倒是沃森自己决定把问题重新提出来。他问莱曼·布里格斯是否有了什么新情况。布里格斯报告说，那笔为费米研究中子购买石墨的6000美元已经拨出。他指出：“这是关键性的一步——这将决定这个计划是否有实用意义。”意见十分清楚：后续行动要看那6000美元在费米那里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定。　　　　
　　　　齐拉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193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达雷姆的物理所所长、物理化学家彼得·德拜。德拜是一个荷兰公民，在德国搞研究，纳粹逼他加入德国国籍，他断然拒绝，因而被驱逐来到了美国。齐拉特从德拜那里知道了德国人在威廉大帝研究所秘密进行铀研究的现状。他理所当然地感到了不安，于是，再次到普林斯顿去找爱因斯坦。这次拜访的结果，是他们一起起草了另外一封给总统的信，并由爱因斯坦签字寄给萨克斯。这封信强调了德拜带来的坏消息。　　　　
　　　　萨克斯将爱因斯坦的信送给了沃森。沃森认为，这应该先同铀委员会研究一下。　　　　
　　　　亚当森又率先表了态：一切取决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石墨测定实验。　　　　
　　　　沃森也同意等一等费米的报告。萨克斯进行了反驳，信呈给了罗斯福。　　　　
　　　　这次努力的结果是罗斯福的一项指示：召开另一次萨克斯可以参加的铀委员会会议。　　　　
　　　　布里格斯遵令，把会期安排在了4月27日星期六。　　　　
　　　　就在这时，出现了另一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态发展：在费米一再地催促下，明尼苏达大学的化学家艾尔弗雷德·尼尔成功地分离出了小量的铀235　。　　　　
　　　　对核物理学家们来说，铀235的成功分离本来是一个好消息，可到了布里格斯那里，它却成了一个死疔，他对天然铀的价值更加怀疑了，并在4　月9日向沃森报告说：“如果不把235与铀的其他部分分离出来，能否建立一个链式反应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此，当有萨克斯、费米，齐拉特和威格纳列席的铀委员会在4月27日开会时，委员会不理睬萨克斯全力进行的告诫，声称必须等到费米的石墨测定有了结果后再拨款进行大规模的铀—石墨实验。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玻尔在欧洲开辟另一条战线

　　　　战争大大增加了科学家的工作量。在欧洲的玻尔，除科研外，又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玻尔的新战线1939年5月初，尼尔斯·玻尔从美国回到了哥本哈根。他一直为欧洲末日的即将来临而忧心忡忡。在美国时，朋友们曾劝他把家属接到美国来并留在那里。他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回到丹麦之后他看到了他自己决定的正确。从德国和中欧其他国家逃亡出来的难民需要他，他的研究所需要他，丹麦也需要他。　　　　
　　　　5月31日，希特勒建议用互不侵犯条约来代替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中立。丹麦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完全知道这个条约一文不值，而且带有屈辱性。丹麦自己太微弱了，欧洲列强也不会给它以强有力的保护，因此，它不能为了取得精神方面的胜利而招来一次入侵。　　　　
　　　　到了秋天，欧洲形势越发紧张，约翰·惠勒夫妇来信表示，愿意在战争期间收养玻尔的一个儿子。玻尔答应了，但把这个邀请保留到以后非如此办不成之时。　　　　
　　　　后来发生了波兰的苦难。玻尔对人说道：“我们知道，波兰的灾难任何一天都有可能降临在丹麦头上。”　　　　
　　　　1940年4月丹麦的灾难终于来临。当时，玻尔正在挪威讲学，4月8日是玻尔巡回演讲的最后一次。之后，他与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共进晚餐。玻尔发现，国王和政府官员都在为德国入侵的前景而心情沉重。饭后，玻尔登上了开往哥本哈根的夜车。　　　　
　　　　列车中的旅客都在睡觉，玻尔则根本没有睡。挪威国王的忧虑引起了他的思考。他预感到，丹麦的灾难也许立即就要来了。果不其然，途中，丹麦的随车警察敲打着各个车厢的门，把熟睡中的旅客叫醒，通知大家：德国人不但入侵了挪威，而且也入侵了丹麦。消息驱走了睡意。尽管每个人都有精神准备，但消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传来，还是让大家感到有些突然。　　　　
　　　　前天夜里，2000名德国士兵预先躲藏在了停泊在丹麦朗厄利尼附近的运煤船里。朗厄利尼，也就是安徒生童话《小人鱼公主》中提到的那个码头。4月8日傍晚，这2000名士兵突然冲上岸来。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致大街上下班的人们还以为是什么人在拍电影。　　　　
　　　　与此同时，一支德军主力部队则向北进军，越过边界，进入丹麦。　　　　
　　　　挪威人进行了抗击，决心让国王、大臣们和国会有时间逃亡出去。丹麦也有人在抵抗。哥本哈根大街上在清晨已可听到清脆的枪声。但在他们平坦的国土上，德国的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很是容易。国王克里斯琴十世命令居民放下武器。　　　　
　　　　当玻尔的列车到达这个国家的首都时，所有的行动都已经结束。　　　　
　　　　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很快就传话过来，说它可以保证把玻尔一家安全地送到美国去。　　　　
　　　　玻尔再一次以责任为重，决定留下来。第一位的工作：必须把曾经协助数以百计的难民逃出的难民委员会的档案烧毁，以免落在占领军手里。随后，他与哥本哈根大学校长和其他丹麦当局的官员紧急联系，保护自己研究所中那些可能受到德国人迫害的人员。接着，玻尔去找政府官员，坚持要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抵抗德国人要在丹麦通过反犹太法案的任何企图。　　　　
　　　　玻尔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除他的卓越工作的因素以外，还有德国军事政策需要这一因素。　　　　
　　　　德国需要丹麦的粮食和其他农牧产品。丹麦一年之中可为360万德国人提供肉类和黄油配给。丹麦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农业，这决定，德国人只能在丹麦的农民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丹麦居民们同占领当局合作的情况下，才能使这种供应继续下去。为此，德国需要保持这个国家的相对稳定，避免引发激烈的抵抗运动。这样，纳粹容许丹麦保持立宪君主制，并由国王继续统治他的臣民。作为同意在外国占领下进行合作的代价，丹麦人赢得了一项特殊的报酬：丹麦犹太人的安全。这次要求是站得住脚的：这些犹太人首先是丹麦公民，因此，他们的安全是国王必须考虑的——这也是对德国守信用的一种考验。　　　　
　　　　丹麦的犹太人得到了保护。　　　　
　　　　玻尔还利用丹麦这一独特地位，尽其可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欧洲难民。　　　　
　　　　他的研究所也保留了下来。　　　　
　　　　这里有一件有趣的逸事。在丹麦被占领玻尔回到自己的荣誉宫的当天，还有时间想到了他的两位朋友马克斯·冯劳厄和詹姆斯·弗兰克托付给他保存的诺贝尔金质奖章的事。在德国占领的丹麦，把黄金弄出国外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而且，他的朋友们的名字还刻在奖章上。把奖章藏起来并不是困难，但最后能不能保住它们却是另外一回事。德国法西斯是穷凶极恶的。他们会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它们找出来。自己受连累还是事小，辜负了朋友的重托事大。怎么办？最后，玻尔想出了办法：把奖章溶化在酸里。他把两枚奖章分别放进了两个装了浓酸的深色瓶子里。结果，这些装在不加标记的瓶子里的黑色溶液，在日后玻尔离开的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安静地放在实验室的架子上。后来，诺贝尔基金会把它们进行了处理，用分解出的黄金，重新加以铸造，并把新做成的奖章归还了各自原来的主人。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哥本哈根师生会

　　　　丹麦的独特状况持续着。　　　　
　　　　1941年的9月份，玻尔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在莱比锡，维尔纳·海森堡收到从诺斯克水电厂运来的第一批40加仑的重水。他立即着手进行了另一次的实验。上一年，在达雷姆的“病毒室　”的链式反应实验没有成功。这一次，他的实验成功了。　　　　
　　　　这时，他还做了另外的实验：在天然铀中利用持续链式反应繁殖94号元素。这次实验使他想到：“我们前面有一条畅通之路——它通向原子弹。”　　　　
　　　　他害怕了，决定去找玻尔。　　　　
　　　　他怕什么呢？怕德国先于与它交战的欧美民主国家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或者，怕与德国交战的欧美民主国家先于德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　　　　
　　　　他带着一丝惆怅——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般的”老师了。如今，大家各为其主、天各一方。他有些想念自己的老师了。　　　　
　　　　他还带着三分的恐惧。他怕老师不再认他这个不肖的学生。他知道，老师的反纳粹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十分强烈的。这样一位师长，能够容忍一个为法西斯效力的弟子吗？　　　　
　　　　此时此刻，见自己这样的一位老师，到底目的何在？要讲些什么？　　　　
　　　　起程时，他的思绪与他的情绪一样地复杂而不可捉摸。　　　　
　　　　海森堡是借当年10月哥本哈根召开一次科学会议的由头去见玻尔的。　　　　
　　　　我们前面所讲玻尔意想不到的事，就指的是这件事。　　　　
　　　　玻尔像他抵制所有丹麦和德国的联合活动一样，也照例抵制了这次会议。不过，他却答应见见海森堡。　　　　
　　　　海森堡的一个顾虑打消了。　　　　
　　　　玻尔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学生。　　　　
　　　　不管海森堡的思绪有多么混乱，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一定向玻尔谈原子弹的问题。　　　　
　　　　海森堡计划把他和玻尔的重要谈话留在晚上，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