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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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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处（即今吴山和宝石山）逐渐沉淀堆积发育，最后相互连接使海湾隔绝了
大海而形成为泻湖。陈吉余先生从1947 至1964 年先后发表的四篇文章中，
也都相继以D·W·约翰逊的海岸发育理论来支持泻湖说（《浙江学报》第1
卷第2 期，1947 年；《地理学报》1964 年第2 期）。浙江省水文地质队1977
年在今断桥一带钻孔取样分析后，也主张西湖原先确是一个泻湖。汪品先等
推断西湖进入晚泻湖阶段，则“始于2500 年前”（《海洋与湖沼》1979 年
第4 期）。
魏嵩山先生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东巡会
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可见当时（杭州
附近）的钱塘江水面仍相当辽阔。而《汉书·地理志》所载“武林山，武林
水所出，东入海”，则更清楚地表明直到西汉时期西湖仍为海湾，杭州市区
尚未成陆。魏氏确信刘道真《钱唐记》所载华信筑大塘之事，认定西湖与海
隔绝成为内湖，“其时当始于东汉”。（《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 年）林
华东先生对众多研究者主张的西湖是因为东汉华信筑塘成功后才形成的说法
提出商榷，认为倘确有华信筑“防海大唐”，其功能应是防御海潮冲击吞没
陆地的捍海塘，如同1983 年7 月在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所发掘的五代钱氏捍海
塘的功能一样，说明东汉华信筑防海大塘时，内侧地带早已成陆，然因常受
潮患，故在海潮冲击要害处“立塘”，保护陆地不被海水吞没。并不能理解
为华信在吴山与宝石山之间，筑起一条如同建造水库时的拦洪蓄水大坝后，
从而促成西湖的形成。林氏主张至迟在东汉之前，西湖早已形成。（《浙江
学刊》1987 年3 期；《东南文化》1990 年第4 期）
吴维棠先生从西湖东岸望湖饭店地下4 米深的钻孔采样中，发现有一黑
色富有机质和植物残体的粘土层，碳—14 年代距今2600 年左右。白堤锦带
桥两侧的5。5～6 米深处的钻孔中，有一炭化程度较高的泥炭层，厚10～50
厘米，用其上部的标本作碳—14 年代测定，为距今1805±136 年。泥炭层之
下是青灰色粉砂质粘土，富有机质和炭化的植物干枝，孢粉分析结果，有黑
三棱、眼子菜等陆上浅水生的植物，表明当时西湖已是沼泽。据此估计，西
湖在春秋时代已经沼泽化。在疏浚西湖时曾发现一些石器和战国至汉代的铁
斧，很可能是人们从事渔猎生产活动失落的，故吴氏推断：在西汉前，杭州
非但不是海湾，连海湾成陆后遗留下的残迹湖（西湖）都已沼泽化。这就无
怪乎《史记》、《汉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只记及钱塘县和别的湖泊，
而没有古西湖的记载（《历史地理》第5 辑）。
徐建春认为西湖早在春秋时代就已不是什么海湾，而已成为陆地上的湖
泊，说西湖是由湾口沙洲将海湾与大海隔绝而形成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湖
根本不是形成于汉代或稍后的年代，它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大面积沼泽化了，
后来的西湖乃是人工修筑而成。徐氏推测在距今7000～6500 年以前海面较高
的时期，杭嘉湖平原的西侧与山地丘陵交接处，有一从太湖往南经湖州、德
清、余杭，在杭州一带汇入杭州湾的河口湾，当时这一河口湾的宽度足以和
现在的杭州湾相比拟。后来随着苕溪、钱塘江所挟泥沙的沉积作用，特别是
钱塘江喇叭口在距今6000 年以前的形成，涌潮出现，从而使沿江比内陆高
亢，使得从太湖往南到杭州附近汇入杭州湾的河口湾变窄淤浅，因而逐段湮
废，杭州的大多数湖泊，如西湖、下湖、古荡、临平湖、泛洋湖、白洋湖等
等，都是河口湾湮废之后留下来的水体（《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5
期）。其实，杭州地处莫干山余脉，地势本身就不平坦，距今2000 年之前上
述众多湖泊是不是均与西湖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所谓足与现在的杭州湾相比
拟的另一个河口湾（杭州一余杭一临平），纯属臆测，无法得到考古发现的
证实。因之，西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虽有以上多种说法，但仍值得深入研
究。
（李金玉）
石钟山何以因“钟”得名？
到江西湖口县的，差不多都要去登临一下胜迹石钟山。其实岂仅今人，
历史上的文人学士，乃至帝王将相来此游历的也颇不乏其人，诸如陶渊明、
郦道元、李白、颜真卿、李渤、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文天祥、朱
元璋、蒋士铨乃至今人郭沫若等都在这里留下足迹，他们兴会无穷，在此或
赋诗题词，或实地考察，留下不少艺林佳话。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
都对石钟山何以用石钟命名，作了许多猜详，至今尚未有定论。
石钟山之称，最早见于汉代桑钦的《水经》：“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
但人所共知，《水经》记述过于简略，没有说明何以用石钟命名的原因。北
魏时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广泛地收集了前人有关全国水道的著作，再加上自
己游历各地山川的见闻，在《水经》原有的基础上大量地补充修订，写成《水
经注》四十卷，资料超过原书二十倍，他第一次为石钟山的命名作了诠释，
认为石钟山下临深潭，每当风起浪涌，水石相击，发出如击钟的声音，故而
前人以石钟为山取名，但到中唐时，李渤又提出异说。李渤曾在唐宪宗元和
年间担任过江州（今九江一带）刺史，多次游历石钟山，并经实地考察，写
过一篇《辨石钟山记》，他在深潭之上发现有两块石头，用物扣击两石，南
边的石头所发出的声音有似巨钟的厚重而模糊之音，北边的石头则发出有如
巨钟的清亮的高亢之音。停止敲击，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他以为这才是石
钟山命名之由来。
宋代的苏轼曾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 年）六月乘小船夜游石钟山，
作著名的《石钟山记》。他所亲见之状是，原来石钟山下多穴罅，每当水波
进入这些孔穴，则“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进而在石钟山之间
发现有一块可容百人的大石“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
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故而断定“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
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他解释了石钟山之得名乃是水波入穴罅“大
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断”，又以周景王的无射钟来比“噌吰”之声，
以“窾坎镗鞳”之声来比魏绛（庄子）的歌钟，加之他的这种结论又产生于
实地考察之后，因此一直影响着后代几成定论，即使在今日有许多有关调查
研究的文章和介绍石钟山胜迹的文字，也往往都持此说。但不为人所注意的，
清代的彭雪琴对苏轼此说提出了异议，见之于近人俞樾的《春在堂随笔》。
俞樾的姻亲彭雪琴曾在江西为官相当长时间，多次实地探访石钟山，据
他所见，对“至今游石钟山者，皆以坡语为然”提出异议。彭雪琴曾详告俞
樾：湖口县钟山有二，一在城西，滨临鄱阳湖，称上钟山；一在城东，面临
长江，称下钟山。下钟山即是苏东坡作《石钟山记》处。彭雪琴以为“东坡
谓山石与风水相吞吐，有声如乐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
隙，风水相遭皆有噌吰镗窾之声，何独此山为然乎？”他又见到每当冬天“水
落石出”之日，山中另有一番奇景：原来水淹处露出一座洞门，“入之，其
中透漏玲珑，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径蜿蜒如龙，峭壁上皆枯蛤黏
著，俨然鳞甲。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
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
行而入，复宽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语皆可喜，
如云‘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人世无人识’；又云‘小憩千年人不识，桃花
春涨洞门关’”。据彭之口头描述，石钟山竟是中间全空，且分数层。因此，
彭雪琴据实地所见，以为石钟山之得名，乃是“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
得钟名，上钟山亦中空。。。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俞樾
对彭说虽未加评议，但从行文中看是赞赏的。
由此看来，石钟山之得名，一以为得名自声音如钟，尽管苏东坡“叹郦
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看似不同，但基本出发点却是一致的。而以彭雪
琴为代表的观点，则离开“石钟”的音乐角度，废“声”而取“形”，以为
两石钟山内中空，恰像两只巨钟覆地，故名石钟山，言之凿凿，确实也有说
服力。
石钟山究竟何以用钟命名？不知除上两说外，前人可有卓见？今人可有
新的发现和见解？这个千古之谜，不知今日能索解否？
（顾志兴）
五岳是相哪几座大山？
提起五岳，大家马上就会想起这样的说法：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
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其实，这只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而已，五岳究竟
是哪几座大山，历来有许多争论。
《尚书》中只有东南西北四岳而无五岳之称。《史记·五帝本纪》引《尚
书·尧典》，记述尧以治水和禅位询问四岳之官，将舜摄行天子事时，则巡
狩四岳之地。里边只提到了东岳岱宗，其余三岳则没有记载。裴骃《史记集
解》引郑玄曰：“‘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张守节《史记正义》
引《伪孔传》曰：“‘四岳’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岳之诸位，故称焉。”
全国既分为四个区域，就在东西南北四个区域中各选一个名山作为代表，称
之为岳。《史记·封禅书》亦录《尧典》之文，并补出了其他三岳的名称和
所在：“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
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
宗之礼。”在记述完这四岳以后，又在里边加上这么一句：“中岳，嵩高也”，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五岳的概
念，这时才较为明确地出现。
五岳的名称，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和《大司乐》，但它并没有说明
五岳是哪几座大山。《史记》才定为岱宗（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
山这五个确定的大山，但五岳到底是指哪几座山，却是众说纷纭。《尔雅》
说：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把黄河南面的华山，西面
的吴山（即岳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南），东面的泰山（即岱宗），北面的恒
山，长江南面的衡山，视为五岳。同是《尔雅》，又有第二种说法：泰山为
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霍山在今安徽
霍山县西北五里，又叫天柱山。郑玄注《周礼·大司乐》中的四镇五岳，把
岱、衡、华、岳、恒作为五岳，同《尔雅》前一说；注《大宗伯》则据《尔
雅》的第二说，以泰、华、霍、恒、嵩为五岳。唐代的贾公彦为此作疏时则
说：《大宗伯》之注中的五岳是据东都而言的，《大司乐》之注中的五岳是
据西都而言的。但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
由于历代对五岳的看法和说法纷纭不一，就有人试图对此作出“历史的
解释”。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冀州之霍山，与泰、衡、华、恒，唐虞之
五岳也；华、岳、泰、恒、衡，周之五岳也；泰、衡、华、恒、嵩高，汉初
相承之五岳也，泰、华、霍、恒、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岳也。金鹗《求古录
札记》则认为：岱、衡、华、恒、霍太，唐虞夏之五岳也；岱、衡、华、恒、
嵩高，殷之五岳也；岱、衡、华、恒、吴岳，周之五岳也。霍太山在今山西
霍县东南三十里。
据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考证，则又有与上述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秦始皇时尚无现在的所谓“五岳”观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名山大
川整理一遍，以旧时秦国的门户崤山为界，定其东边名山为五：太室、恒山、
泰山、会稽、湘山；其西边名山七：华山、薄山、岳山、歧山、吴山、鸿冢、
渎山。今天的所谓“五岳”，还分散在东西两边。汉代，讲黄帝故事的申公
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太山、
东莱。”（见《史记·封禅书》）这都是黄帝常游的地方，华山在今陕西，
首山在今山西，太室在今河南，泰山和东莱在今山东，都在黄河流域。由于
这样的分配法没有按汉代疆域的实际情况来划分，所以汉武帝另行分配，以
太室为中岳，泰山为东岳，安徽的天柱山为南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
用来显示国土的强大。后来因为安徽位置还不太“南”，所以又改以湖南的
衡山为南岳。
统治阶级的划分名山大川，往往是出于加强统治、显示国力的目的，所
以任意改动，造成了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五岳之谜”。五岳是东西南北中五
座大山的结合体。下边，举中岳的例子，就能看出历来对“五岳”的争论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历来都将河南的嵩山作为中岳，如《尔雅·释山》就说：“嵩高为中岳。”
但胡渭的《禹贡锥指》认为：“隋朝以霍山为冀州镇，历代因之，号曰中镇，
即古之中岳，周仍以唐虞时太岳为中岳。”此谓因袭隋时唐虞以山西霍山为
中岳。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唐虞时霍太山为岳，是为中岳，名谓《禹
贡》而不见《帝典》者，霍太山在冀州帝都之内，非巡狩所至，故略而不言。
周营成周，华山在王畿之内，故为中岳。。。嵩高在虞夏时，谓之外方，不
以为中岳。”就是说，唐虞时的中岳是山西霍县的霍太山，华山是西周时的
中岳，而嵩山最初并不是中岳。金鹗《求古录礼记》：“中岳之名，历代随
帝都而移，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晋阳，皆在冀州之域，故并以霍太山
为中岳。殷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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