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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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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疑,但仅仅根据一出京剧传统戏为凭,根据不足。而京剧《宇宙锋》
是根据什么来编写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的情节的,这恐怕也是鲜为人知的。
据上述可知,赵高并非赵国公子,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
而乱秦政。关于赵高乱秦政,历史上还流传不少故事,但只能供参考。如前
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
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子婴梦见秦始皇的鬼魂对他说:“余是天使也,
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
这故事具有天道轮回的意味,荒诞不经,当然不足为信。
其实,无论赵高是否赵国公子,也无论他曾否为“宫人”。他与秦二世
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这就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起来,刚建立不久的秦王朝被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星星
之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第一次以排
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终于推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
(蒋建平)
韩信被杀的原因是什么?
韩信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大功臣,然而功成之后,他却成了被烹
的走狗。关于他被杀的原因,说法历来不同。
有的学者认为,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杀的。早在楚汉战争最紧要关头时,
韩信就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嘴脸,因而楚汉战争一结束,
刘邦就夺了他的兵权,并徙封为楚王。韩信至楚,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
出入陈列兵仗,被人告发。刘邦采用陈平的调虎离山计,以出游云梦、会诸
侯于陈为名,趁韩信前来朝会之际,逮捕了他。刘邦念其大功,又赦免了他,
降封淮阴侯,使居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快快”
(《史记·淮阴侯列传》)。公元前200 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
再次阴谋叛乱。公元前197 年,陈豨果反于代,汉高祖亲征,韩信托病不随
征,“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史记·淮阴侯列传》)。
正在此时,他的阴谋再次被人告发。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清除了这
个闹分裂、谋叛乱的分子。有人还认为,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汉初社会各阶
级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韩信从个人恩怨出发,制造新的动乱,违背了历史
发展趋势。所以吕后杀韩信避免了第二次楚汉战争,带有历史进步色彩。这
不仅为新建的西汉王朝除掉了一大祸害,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
求。(彭卫《应当正确评价吕后》,载《人文杂志》1979 年第2 期)
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韩信无意叛汉,他的被杀完全是屈杀功臣。所
谓韩信密谋“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并与叛将陈豨搞里应
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徒的弟弟。
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此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据齐,握有重兵,
有人劝他“反汉与楚(指项羽)和,三分天下王之”,韩信却认为“汉王遇
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向)利倍(背)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尚且不反,而这时他闲居长安,既无兵柄,又无武装,
怎么又要造起反来了呢?再次,韩信被捕之后,立即斩于长乐官钟室。宫中
悬钟之室,岂是刑场?这实际上无异于暗杀。若谋反有据,何不昭示群臣?
最后,高祖平陈,事在汉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十二月攻下东垣,而韩信“谋
反”则在第二年春正月。陈豨已经兵消瓦解,而韩信又怎能“从中应之”?
高祖平豨回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汉书》作“且喜且哀之”)。
所喜者,畏将已除也;所哀怜者,大臣无辜就戮也。从这种心情可以看出,
刘邦本人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昭岷《谋害功臣宿将是吕后篡权叛国的
既定方针》,《武汉大学学报》1977 年第1 期;史继谬《论韩信之死》,载
《湖南师院学报》1980 年第4 期)
有人分析了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把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
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而终为“谋反”借口被杀者,如梁王彭越、
越王张敖;另一类是由于刘邦的怀疑、逼迫以致走到反叛道路的,如韩王信、
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再一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凡那些
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你反也好,不反也好,皇帝总是要找理由将他杀掉的。
韩信就属于前者。刘邦对于韩信,既佩服他那“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
取”的军事才能,自称“不如”(《史记·高祖本纪》),同时又对他这种
才能极不放心,因而对待韩信的政策便是:使用——限制——诛杀,即在战
争中用其所长,为我效力;随着战争的渐趋结束,而逐渐限制;一旦夺取全
国政权,其才不可留,杀之了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
只不过是刘邦与吕氏在政权到手后杀戮功臣猛将的借口而已(邱鸣皋《为韩
信辨诬》,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 年第3 期)。
(华林甫)
李广为何不得封侯?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将李广一生写得悲壮激越,脍炙人口,李
广因此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赞咏:“但使龙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维的《老将行》感叹:“卫青不败由天幸,
李广无功缘数奇。”高适的《燕歌行》追怀:“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
忆李将军。”后来还出现了曲艺话本《汉李广世号飞将军》。人们咏叹之余,
不禁发问:在汉武帝开疆拓土、以封侯赐爵重奖军功的年代,李广“结发与
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戎马一生,名扬塞外,为
何终不得封侯?人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提出了种种看法。
一说为“杀已降”。李广在世的时候,就对他自己没能封侯疑惑不懈,
曾请教一位操望气之业(相面)的王朔。王朔针对李广自悔在任陇西太守时,
曾杀过已降的800 名羌人之事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
者也。”这个看法有第一手的文字资料为据,在日本史学界相当普遍。但因
蒙上了一层唯心论色彩,国内持此说者却不多见。
二说为“杀霸陵尉”。李广曾因兵败而丢了将军职,一天夜晚回家路过
霸陵亭,霸陵尉按规定不放行,李广手下的人说情道:“这是过去的李将军。”
酒醉的霸陵尉轻蔑地回敬道:“当今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过去当过将
军的人!”后来李广复职,公报私仇,借故杀了霸陵尉。明人董份于是说:
“广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杀降也,亦浅中少大度耳,其
不侯故宜。”(《史记评林》引)此说似以小节论大端,难以令人信服。
三说为“治军不严”。宋人何去非认为:“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
任其事,而广每至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者),
由其治军 不用纪律。。。广之治军,欲其人人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
警严管摄,一切驰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
(《史记评林》引)所谓“治军不严”,是与李广同时代的一位将军程不识
治军整严相对而言的。李广领兵作战不讲“军阵”;停宿驻留,不击刁斗;
幕府中那些表册文书也大多省约。然而他对征战大事还是肃审慎严的。司马
迁就认为他与程不识一样是“名将”。所以,南宋叶适对此辩驳说:“李广
自用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常律论之,固非矣。”(《学习记言》卷二○《史
记》)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李
广是“攻兵之将”,程不识是“守兵之将”,“非可一律论也”。
四说为李广系“常败将军”。宋人黄震说:“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
(《史记评林》引)司马光也认为:“效不识(即程不识),虽无功,犹不
败;效李广,鲜不覆亡。”(《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既然如此,
当然不能封侯。然而,现代学者表示怀疑。因为《史记》仅记载了李广一生
中的几次战事,并带有悲剧色彩,这是司马迁为塑造人物形象对史事进行剪
辑的结果,没有说李广大小七十余战,一无战功。况且,司马迁称他为“名
将”,匈奴兵将也敬畏李广,誉为“飞将军”,岂能是位“常败将军”?
五说为李广不是军事全才。这实际是对常败将军说的修正。当代论者认
为,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李广虽多失利,但确属一员“猛将”;但
是,他既独勇寡智,又“自负其能”,犯了骄兵之忌,不免败多胜少,因此
不侯,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吕锡生《略论卫青的出身、战功、将才》即持此
说。然而,据史载,汉武帝时将军并非全才,且疆场血战逊色干李广而封侯
者,大有人在,所以,此说也不是全面之论。
六说为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压制。这种说法唐代已经存在。王勃《滕
王阁序》叙说历史上高才之士境遇坎坷,在“李广难封”之句,将李广的不
封,归咎于汉武帝。当代论者认为,由于李广数次征战失利,汉武帝于是产
生了偏见,觉得他“数奇”(命运不好,不吉利),不胜重任。李广最后一
次出征时,武帝就嘱咐全军统帅、大将军卫青不让他居前夺首功;卫青出于
私心,让好友公孙敖出任前锋,代替了身为前将军的李广,致使李广失途误
期,触犯军律,自刎而亡。宋怀仁的《李广不得封侯考辨》(《北方论丛》
1984 年第3 期)持此说,有代表性。此说不同拘执于李广本身的前五说,而
是从汉武时代的政治、军事上探索原因,视野较为开阔。不过,仍有许多疑
难之点未能解决。
倘能完满揭开李广不侯之谜,将有助于汉武时代政治、军事的深入研究。
因此,史学界正在继续寻求它的谜底。
(张艳国)
马谡该不该斩?
“失街亭”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失街亭的责任究竟应由谁负?是不
是仅仅由于马谡的过失才导致诸葛亮北伐中关键之战的失败?
传统的说法认为马谡应负主要责任,因此罪有应得。可是近年来不断有
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
1980 年4 月10 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乃源的文章《该不该斩马谡》,
乃源认为,用马谡为主将并不是诸葛亮的失误,说诸葛亮没听先主刘备的嘱
咐而错用了马谡,所以败军失地,酿成“挥泪斩马谡”的悲剧是不公平的。
乃源指出,马谡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将才,刘备所说“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虽然抓住了他的缺点,却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诸葛亮因
为他的确“才气过人”才会用他,譬如,“南征攻心之策就是马谡建议的”,
诸葛亮的失误在于:马谡只做过县令、太守和参军,没有统军独当一面的经
验,大敌当前,一下子让他“统大众在前”,没有锻炼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遇上强敌,“自然不免失败”;诸葛亮没有识其短长而量才使用,也没有指
出他的短处而让他补短;临战“违众拔谡”,败了就“戮谡以谢众”,没能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何况马谡不但没畏罪投敌,而且认识了错误,临终
还上诸葛丞相书,使全军官兵感泣,正不必‘戮遇以谢众’。”可见乃源认
为马谡是不该被斩的。
此文一发表,立即受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说马谡是个赵括式的危险人
物,临阵前独断专行,不听副将王平几次苦劝,不切实际地生搬硬套“置之
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放弃有利地形,屯军山上,十分轻敌,吹嘘自己“熟
读兵书,颇知兵法”。有人认为失街亭正说明马谡是个危险人物,是一个“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之人,而不是什么“杰出将才”。诸葛亮差点被司马懿
所俘,马谡丧师误国,罪应伏诛,何况马谡领命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
所失”,则“乞斩全家”。(《北京晚报》1980 年4 月26 日)
但是认为马谡该斩的同志所持论据大多是小说等艺术虚构而成的所谓
“事实”。众所周知,艺术创造允许虚构,说诸葛亮差点被俘的“空城计”
就纯属子虚乌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议、“熟读兵书”等吹嘘马谡的话
只见于小说、演义所载,井非史实,为此乃源对此颇不为以然,仍然坚持马
谡是不该斩的。(《北京晚报》5 月15 日)
朱大渭在《马谡被杀真相》一文中指出,马谡“罪在必诛”,但不是街
亭一战失败直接所致,因为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能由于一战失败,将领就
“罪在必诛”。马谡被斩是因为他犯了军法,又畏罪潜逃,因此即使街亭之
战胜利了,按军法也当该斩。朱大渭认为,马谡战败,是违抗诸葛亮的正确
指挥造成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
大为郃所破。”诸葛亮的军法很严,街亭失败,不是一般性质的指挥失误,
而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所造成的,从而构成严重的罪
行,所以按军法马谡该斩。“正像诸葛亮回答蒋琬时所说:“若不按军法斩
马,谁还服从指挥,如何能‘讨贼’呢?”朱大渭还指出,马谡并未承认错
误,他居然畏罪潜逃,“按当时军纪,将士临阵退却和逃亡,都是要杀头的。”
所以说马谡该斩,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见《学林漫录》四集)
但是,依据现在资料,很难断定历史真相,因此双方互不信服,各执一
词。马谡该不该斩的问题只好存疑。
(潘银良)
关羽有没有后代?
公元264 年(魏咸熙元年)春天,在蜀汉投降的翌年,成都城里爆发了
一场大动乱。动乱是降将姜维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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