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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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匾若为赝品，赝品何其多！是吴知县手中的赝品？还是其他什么人手中的
赝品？3。残匾是张照手迹雕屏的备用品？试雕品？还是吴知县仿制时的试雕
品？
事过三天，10　月9　日笔者前往岳阳采访，后又特地到岳阳楼，询问管理
所的同志，想问个究竟。回答是：听说有这么回事，但无法解谜。
张照有真迹字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笔者亲见的。以岳阳楼现有两
幅雕屏及新发现的残匾，拓其各匾字迹与张照手迹相对照，我想工书之人和
笔迹行家是容易鉴别出真伪的，加之验证匾屏木材年代作参考，三屏孰为真
孰为赝，是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范良智）　
寒山寺古钟今何在？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七绝是唐代诗人张继吟咏苏州寒山寺的绝唱。而寒山寺也由于张继
的吟咏成为名扬千古的游览圣地，就是在日本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
但我国历代各种唐诗选本和别集将张继的《枫桥夜泊》选人，连日本的小学
课本也载有此诗。可见诗名之盛。特别是使张继写出声情并茂诗句的那口钟，　
使中外游客无不为之向往。日本游客每年在岁末之夜都要专程到寒山寺聆听
“夜半钟声”，并以此为荣。有趣的是：因为张继诗中提到了“夜半钟声”，　
竟引起了一场持续到清代的笔墨官司。
宋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一书中指责张继“贪求好
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因为“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但
他的指责却受到后人的普遍反对。南宋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盖公
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唐诗纪事》曰：此地有夜半钟，　
谓之无常钟。继志其异耳，欧阳以为语病，非也。”《学林》、《诗眼》、
《遁斋闲览》等书也都证明苏州寺庙有夜半敲钟的习惯。《苕溪渔隐丛话》、
《野客丛书》等还引了不少唐代诗人如白居易、温庭筠、王健等人咏苏州夜
半钟的诗句。直到清代，《渔洋诗话》、《全唐诗话续编》等书还在批评欧
阳修的主观臆断。其实，历代诗人墨客到寒山寺游览后留下的诗句中，仍然
可以发现寒山寺一直是夜半敲钟的，像宋人陆游“客枕依然半夜钟”、明人
唐寅“客船夜半钟声渡”、清人王士禛“疏钟夜火寒山寺”等。由此看来，　
欧阳修的批评指责实在是想当然的主观臆断。

由于这场笔墨官司的渲染，寒山寺真成了“寺以诗显，钟以诗名”的游
览胜地了。然而，使张继诗兴大发和使历代游人慕名而来的这口古钟如今何
在呢？为什么现在寒山寺只有一口清代所铸的钟和一口日本钟呢？说来有
趣，历经沧桑的寒山寺已经数易其钟了。寒山寺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初建于
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　年）。这口钟也是当时所铸。到唐代，据《清一
统志》载：“相传寒山、拾得尝至此”，才改名为寒山寺。寒山、拾得都是
唐时高僧，皆有诗集传世。至元朝末年寒山寺毁于战祸，以后虽经多次修建，　
却屡遭火灾，日趋败落。那口有名的古钟也不知去向。这口钟据说声音异常
宏亮，夜深人静时敲起来，连十几里外的苏州城内也能隐约听见。寺庙里是
不可无钟的，所以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本寂掸师又主持建楼铸钟。大画家唐
伯虎曾写了一篇《姑苏寒山寺化钟疏》，记载了化缘募钟的始末。他的好友
文征明还手书张继《枫桥夜泊》刻碑立于寺内。但没有多久，据《寒山寺志》
记载：“钟遇倭变销为炮”，文征明的手书诗碑也毁于火。直到清光绪三十
二年（1906　年），江苏巡抚陈夔龙才重修寺庙，并又铸了一口大钟。著名文
人俞曲园在《重修寒山寺记》中说：“堂之西尚有隙地，乃构重屋，是曰钟
楼，铸铜为钟悬其上，以存古迹。”这口钟今天仍然悬于寺内西侧的八角钟
楼上。俞曲园还补书了张继的诗，这块碑刻也陈列在寒山寺的碑廊里。值得
一提的是，就在这口清钟铸成的同时，日本各界人士募捐集款，由小林诚义
等一批日本优秀工匠精心制作，铸成一对青铜奶头姐妹钟，一口悬于日本馆
山寺，一口送到苏州寒山寺悬于大雄宝殿内，同时还移来一批樱花。日本首
相伊藤博文侯爵还亲自撰写了铭文和铭诗刻于钟上。其铭诗云：“姑苏非异
域，有路传钟声。勿说盛衰迹，法灯灭又明。”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
及寒山寺的友情。寒山寺建成至今已历1400　余年，古钟佚、明钟毁，现在只
有清钟与日钟互为辉映、声韵长存了。
那口珍贵的古钟究竟哪里去了呢？这个谜已经有人揭示过了。康有为在
庚辰年（1880　年）二月二十五日到苏州寒山寺游览，看到古钟早佚，明钟又
毁，大为感慨，写下了一首七绝：“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勿
使丰干又饶舌，他人再到不空空，”在题款中又云：“唐人钟已为日人取去。”　
康有为博学多览，所云必有所据，可惜未点明出处。无独有偶，日本人也认
为古钟流人日本。伊藤博文在赠钟铭文中说：“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
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尝闻寺钟转入我邦，今失所在，于山田寒山搜
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他究竟据何“所闻”，于今也无从查考，真是令
人十分惋惜。或许有一天，谜底终被揭示，古钟重见天日，不但与张继之诗
珠联壁合，也可为中日友谊的一段佳话。
（朱小平）　
南京琉璃宝塔构件能否重见天日？　
南京中华门外，过秦淮河上的长干桥，向南，在雨花路的东侧，有一处
名宝塔根的地方，这里原来是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为纪念其父母朱元璋和马
皇后而修建的大报恩寺和琉璃塔的所在地。
根据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记载：报恩寺“在聚宝门（今中华门）　
外一里，即古长于”，“明永乐十年（1412　年）敕工部重建，准宫阙规制”，　
征集军匠夫役十万人，到宣德三年（1428　年）始告完成。宫殿周围九里十三

步。可见当时规模极为宏伟。
根据《塔图附志》记载：“永乐十年，北迁，因欲报高皇帝深恩，于六
月十五日午时起工，至宣德六年八月初一日完工，共19　年。敕工部侍郎黄立
恭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五色琉璃宝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扬先皇太后之德。
其塔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琉璃塔造了19　年，费白银348。5　万多两。
九层八面，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顶用2000　两黄金做成。飞马、
飞羊、狮子、白象等图案，生动美观。全塔共悬挂风铃152　个，塔内置油灯
146　盏，日夜通明，名为长明灯，每昼夜耗油达64　斤。
根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闻烧制琉璃瓦时，具有三份，建塔用一份，　
余二份埋人地下，编号识之，以后凡琉璃塔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
砖补之，如原来的一样，真可谓“斗笋合缝，信属鬼工”。当时海外商人、
学者、翻译来中国的络绎不绝，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认为这样雄伟
的宝塔，在世界各地是没有的。
根据S。W。Bushell　著的《中国美术》记载：“圆明园中之塔，其体制仿
南京著名的琉璃塔而造，乃琉璃建筑物之标本。”南京琉璃塔毁于太平天国
之役，“然其覆瓦之式，雕绘之纹，今犹保存于英国博物院中”。
现在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均有大报恩寺琉璃塔的琉璃构件的陈
列。南京市博物馆还陈列着一块清代《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图》的黑色石
碑，石刻线条清晰，图形完整，使我们能见到明代琉璃塔的全貌。
根据南京市博物馆陈列说明：“这座雄伟的宝塔是中古时期世界建筑奇
迹之一，太平天国时期毁于大火。为建塔烧制的琉璃瓦及构件一式三份，建
塔时用一份，余两份编号埋人地下备用。1958　年南京市文管会发现这批构件
时，上面多带有墨书的字号标记。”　
我们到宝塔根地方调查，大报恩寺及琉璃塔早已荡然无存。在拥挤的民
房中间，尚有两个巨大的碑座赑屃（俗称石乌龟），这是仅存的报恩寺遗物。
一个永乐年间的龟趺，龟高2。35　米，残长4。7　米，碑身已无。一个宣德年间
的龟趺，高2。05　米，残长5。8　米，连石碑共高13。32　米。这两个石龟趺，是
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石龟趺之一。两个龟趺相距不远，步行5　分钟即到。
据南京市博物馆负责文物普查工作的老同志说：解放初期，有一位农民
在挖水沟时，曾发现地下有一条长达数丈的琉璃瓦的巨龙，金光闪闪。由于
当时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认为不能动，于是就重新把它掩埋起来，不为人
知。
我们访问了南京博物院的有关同志，是否发现埋藏地下的整套报恩寺琉
璃塔的构件？他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和尚，他根据史籍的记载，　
花了一生的精力，想找到备用的那套玻璃瓦构件，欲把宝培复原，结果终其
一生，也未找到。
那么，那套完整备用、埋人地下，并有编号的琉璃塔的构件是否保存下
来？埋在何处？文物专家们对这一系列问题深感兴趣。经过南京市文管会的
文物普查，找到了当年烧制琉璃瓦的古窑址，并且出土了一些琉璃瓦构件。
窑址在今南京城的城外南郊，按常情推测，埋藏备用构件之处不会离窑址很
远，也不会离宝培很远。
根据林泓《深藏地下的宝塔》（见《光明日报》1983　年11　月23　日）记
载：多年的艰苦寻觅，“五色琉璃釉的熠熠光华在地底下重新显现。人们在
这座硕大而整齐的地下宝库前瞠目结舌”，“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不计

其数的琉璃构件堆放得极为整齐，每个构件上都有墨写的编号”。而且“编
号还是那样的清晰。当然，能看到的只是离地表最近的一层，下面还有多少
层，是不是所有的构件都集中在这里，人们还不清楚，这一惊人的窖藏的规
模和结构，人们也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从种种考虑出发，人们只能无限惋惜
地将这个宝库重新妥善掩埋起来”。根据这篇文章看来，深藏地下的宝塔，　
很快会重现人世。但我们走访了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的有关同志，他
们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明代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太平天国时期被毁以后，100　多年来，虽有
不少宝塔的琉璃瓦构件发现，而且公开陈列，抑或见之于报刊。但埋藏地下
备用的那一套，至今扑朔迷离，若隐若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世界最大
的琉璃塔能否重见天日，至今仍是一个谜。
（蔡继福）　
考古篇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　
“文明”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往往泛指文化而言，这里
所称的是狭义的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某个社会已由氏族解
体而进入具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学说，曾将
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主张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的高
级阶段，经过文字的发明和应用，铁器的使用，伴随着国家和城市的出现，　
进入了文明时代。我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曾指出，文明的标志
“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
（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的中心。它们一般都
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为结绳纪事）。并
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中国文明的
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年）。这是学术界基本可以接受的关于“文明”　
的界定。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由于上古史文献记载的贫乏（尤其是
中原地区以外更甚），加上商代以前的社会状况往往被蒙上一层神话传说色
彩，以致学术界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在哪里，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是独
立诞生还是相互影响而出现的，至今仍有不同的见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是在黄河流域中段的中原地区，也
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而非多元。尤其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
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更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始于二里头
文化阶段，也即我国第一个出现的阶级社会——夏。然因近几年来发现的大
量新石器时代文化新资料，如辽宁凌源牛河梁的红山文化祭坛和“女神庙”　
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以及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大墓、祭
坛等众多新发现，大大地冲击着一元论，出现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崭新
观点。俺柱臣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
一一一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通过
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全面剖析论证，提出了“七个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新
观点，主张“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系统中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发展的规律，也是若干部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其中

夏人建立的夏王朝，在我国三代历史。匕是最早出现的国家，也是最先进入
文明的社会”。严文明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文，认
为我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既有统一性，又具多样性，严文
曾把中国划分为形同梅花状的“五个文化区”，继而指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
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
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
整个K　江中下游。而在文化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
突出的作用，”伶氏和严氏均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李绍连先生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文中，则把中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