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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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连先生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文中，则把中国新石
器时代划分为黄河、长江、珠江和北方四大区域及九个原始文化区，认定：　
“中国文明虽是土生土长的，但说它起源于一时一地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它应该是在中国各地文化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上面提及的四大区域的原始
文化区都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这种看法可称为‘中国文明起源境内多元
论’。”（参见《中国文物报》1988　年12　月2　日）。
苏秉畸先生多次在学术报告或记者采访中，谈及“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
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家等，说
明了我国早在5000　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
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文物》1986　年第8　期）。后来又明确指出：“中国
之大，并不只有中原和北方两个古文明中心。中国文明起源很难说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没有，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光明日报》1986　年9　月23　日）苏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多无论，　
在学术界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安志敏先生仍主张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唯一的发祥地（《考古》198/　
年第5　期）。邹衡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诞生》文中，通过对文字、金属器和
城市等文明“三要素”的考察，主张“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是二里头文化即
夏文明，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国古代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一一文明时代。　
（《文物》1987　年第2　期）。1990　年11　月安志敏先生在河南师范大学讲演
时，又再次坚持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井针对苏秉畸先生所持的中国文明起
源恰似“满天星斗”说进行强烈的驳议，认为这一说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　
“一部中国古代史就需要从头改写，甚至会影响到世界古代史的重新认识，　
不幸的是，这不过是在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说的基础上所假设出来的文明起
源多无论。上述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
第3　期）。
看来，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起源的，这一学术上的官司还将会继续
打下去。
（华东）　
原始社会有没有木器时代？　
对于人类初期社会的状况，考古学家们一般是以发掘到的生产工具为依
据，把它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等几个演进时代。为了更细致地考察其中的
差别，考古学上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这样三个发展阶
段。然而，在旧石器时代之前还有没有一个以使用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呢？　
这是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按生物进化的规律推断，人类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必然
居住在森林中，过着以采集天然现成产品为主、偶而从事狩猎的生活。这时，　
树枝随手可得，并易于加工，折断和磨尖成木棒、木枪、木矛等工具，以作
采集野果或击毙野生动物之用。因此，人类社会在最初很可能先经历一段以
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学者作过推算，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六十
万年至公元前六十万年间。
理论需要实物的证明。在考古发掘中，是否发现过人类初期所使用的木
制工具呢？当然，由于木质的容易腐烂，木制工具或工具的木质部分不可能
象石制工具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零星的实物还是有的。一些论述原始
文化的著作证明：“欧洲已发现过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器，其中一件是
一个紫杉木的木矛的木梢，。。另一件也是一个紫杉木做的矛头，尖端是用
火烧法硬化过的”；“在非洲早更新世（约前100　万～300　万年）的静水堆
积中也曾发现过木质的工具。”（见《石器时代文化》，科学出版社1965　
年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论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生产工具时也
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得力的狩猎武器还应该是木棒和火把。”（《周
口店——“北京人”之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不久前尚存在的现代原始人的生活作了
考察。他们在论述现代原始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时写道：“达斯马尼亚人投
掷用的棍棒和投枪，几乎能给予大动物以致命的打击”；“秘鲁的原始民的
农具，这是由尖锐的棒和踏脚的横木，以及扫帚形的头而成”（《氏族社会
的生产力》，上海辛垦书店1935　年版）；“澳洲土人常使用投枪，其形状亦
有种种，长约三英尺之棒，其一端附之以柄，他端则附以木钩，此为主要形
式”；“印第安人之武器仅有极长之竹、木枪，以鸵鸟之毛羽装饰之，其尖
端则附以尖锐之木枪刃”（《化石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51　年版）。可见
原始人主要是使用木制工具。
与上述证明有木器时代的意见相反，有些学者认为，人类对木制工具的
使用，不会比石头早；同时，木棒的加工和修理，也只有在使用石器的基础
上才能进行。因此，早期猿人的主要工具应是石器，不能说在人类初期有一
个单独的木器时代。国外考古发现的零星木质工具，都不过是说明了石器时
代的人类使用过木器而已。况且，在中国的许多古文化遗址中，极少有木器
发现。这样，关于有没有木器时代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拿不出真凭实
据。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意见如何呢？马克思曾经指出
人类使用工具的进化顺序是：“由粗木棍和打制得很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　
过渡到制造石斧，过渡到骨器，最后过渡到应用金属。”（《资本论》第1　
卷）恩格斯也认为，人类“最初的武器即棍棒和戈矛”（《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在人用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
长的一段时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列宁也论述过
人类的最初阶段是“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国家与革命》）。他
们都认为，人类最初的工具（或武器）是木制棍棒。但是否可以说，人类最
初经历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木器时代呢？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们并没有作过明确的结论。
在我国许多古籍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上古时代使用木器工具的传说。
据称，传说中的“昊英之世”，人们“以伐木杀兽”（《商君书》）；传说

中的“蚩尤之时”，人民“剥木以战”（《吕氏春秋》）；传说中的“神农
氏”时期，曾“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到“黄帝、尧、舜”时期，又“断
木为杵，掘地为臼”（《易系辞》）。上述这些记载，能否证明人类初期社
会经历过一个木器时代呢？有人指出，“代木”、“剥木”、“斫木”、“断
木”，必然要借助于其他工具，特别是石器工具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工
具仍应是以石器为主。
由于原始社会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木器易于腐朽而保存下来的极少，　
人类社会最初究竟是使用木器工具为主，还是使用石器工具为主，有没有一
个大量使用木器而很少使用石器的时代，这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对原始部
落的考察、对古人类进化规律的探求和远古传说资料的分析之后才能有一个
定论。
（郑嘉融）　
中国猿人化石下落如何？　
1980　年，中国在日本东京举办中国猿人化石展览。当化石运到东京时，　
日本警卫厅的船只在周围巡弋，专家和保卫人员小心翼翼地前来接运。展览
的时候，日本举国为之轰动。这些中国猿人的化石，确是无价之宝啊！然而，　
这些化石全都是解放后挖掘到的，1937　年以前挖掘到的更加珍贵的中国猿人
化石，包括北京周口店猿人洞中挖掘到的猿人完整的头骨，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下落不明。这些珍贵的化石究竟在何处呢？　
中国猿人是古老的人类祖先之一。他们生活在五六十万年前的周口店一
带，猿人洞是他们的家。
中国猿人化石的发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凝结着中外人类学家的心血。
本世纪20　年代，人们在周口店开采石灰石，不时挖掘出“龙骨”。有一次挖
掘到了一颗似人的牙齿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研究后，认
为是古代人类的化石，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他预言，周口店的山洞，是中国猿人的故乡，蕴藏着他们的化石。
1928　年，北京大学年轻的毕业生裴文中来到周口店参加挖掘工作。次年
12　月2　日下午4　时，太阳已经下山，山洞中一片昏暗，他在昏黄的灯光中发
现了一颗猿人的头骨，兴奋极了，连夜小心挖出。第二天天未亮，用棉被包
裹小心翼翼地送到北京地质所。
中国人发现了中国猿人化石的消息很快地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遍世
界。它的发现终于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童年，为早已发现但不被承认的“南
方古猿”、“爪哇猿人”争得了人的地位。1936　年10　月至11　月，贾兰坡又
从周口店挖掘到了不少中国猿人的化石。这些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
的保险箱里，由著名的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加以研究。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日美关系已相当紧张。协和医院也已缺乏安全
感。魏敦瑞建议把这批举世瞩目的化石运到美国保存。由于种种原因，化石
没有启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三个星期的一天，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突
然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北京猿人的5　个头盖骨以及头骨碎片15　块，下颌骨
14　块，锁骨、大腿骨、上臂骨牙齿等147　块化石，全部用擦镜细棉纸包好，　
裹上药棉，再包上纸、细布、棉花，装入两只大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

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到美国。但是，从此以后，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就从
世界上消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在日本对中国猿人化石进行了广泛的搜寻，但
一无所获。1972　年，美国巨商詹纽斯悬赏重金寻找中国猿人化石，不少人前
来报告线索，但查对后都不是中国猿人化石。纽约有一位老太太声称她丈夫
从中国带去的一箱化石中有中国猿人化石。开价50　万美元，但从她提供的照
片看，却不是失踪的化石。人们寻找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那么，中国猿人化石是怎么失踪的呢？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启运时绝
对保密，几乎无法确切查考。有人说，它在秦皇岛被运上哈里森总统号邮船，　
在赴美途中与邮船一起沉没海底；也有人说，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
截留，后来几经易手，终于下落不明。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猿人化石从地
底下重见天日后又埋入了海底；如果是后者，它很可能秘藏在日本民间。
不久前，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根据多年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珍
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美国使馆相通的
便门口，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他推测，这一箱东
西很可能是中国猿人化石。周国兴已找到这个地方，上面盖有房屋，未能试
掘。如果埋藏的这一箱东西正是化石，那么失踪了40　多年的中国猿人化石将
会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朱长超）　
甲骨文中的“众”属于哪一阶级？　
研究商代甲骨文，历来有一个十分复杂、难以索解的问题，这就是甲骨
文中的“众”（或作“众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属于哪一阶级？　
有的学者主张“众”是奴隶。他们认为，“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作“日
下三人”，即多数人在太阳底下辛苦劳动。这是奴隶从事集体农耕的形象。
再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众和众人是王及其官吏任意驱使的工具。如“（王）　
大令众人曰协田”，“王往以众黍”，“小臣令众黍”（《殷墟书契前编》、
《殷墟书契续编》），这些都是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甲骨卜辞中常有“丧
众”、“不丧众”的句子。《说文解字》上讲：“丧，亡也”；“亡，逃也”，　
丧的最初意义就是逃亡，亡失。因为“众”是奴隶，才会经常发生逃亡的事。
《甲骨文合集》第8　片载：“贞众作籍，不丧？”甲骨文中的“籍”字，像
人双手持耒，脚踩耒上之板刺土的情形，分明是农业劳动。这片甲骨文是奴
隶主在贞问：奴隶到田间耕作，会不会逃亡？甲骨文中还有“逐众”、“途
众人”的记载。“逐”就是追捕逃亡者；“途”借为屠，意思就是屠杀。这
说明，由于众奴隶的不断逃亡，统治者就用追捕和屠杀的方式进行镇压。《尚
书·商书》中的《盘庚篇》记述盘庚对众的训话：“奉畜汝众”，“汝共作
我畜民”，把这些“众”当作牲畜：如果“众”不听话，就要“劓殄灭之，　
无遗育”，像处置牲畜一样斩尽杀绝。西周铜器曶鼎铭文，仍把“众”和“臣”　
放在一起，他们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可以被所有者随意交给别人的物品。
可知“众”到西周时仍是奴隶。
认为“众”不是奴隶的学者，提出了如下一些论据来进行反驳：第一，　
“众”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众”从事征伐的记载，　
如“以众伐龙”（《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令众人伐羌”（《殷墟

文字甲编》）等。很明显，“众”和“众人”是殷王作战部队的成员。而根
据一般奴隶制国家的惯例，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第二，“众”可以参加
祭祀等宗教活动。如《龟甲兽骨文字》中载：“众人立大事于西奠。”古人
所谓“大事”，就是祭祀活动和军事行动，《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
有云：“御众于祖丁，牛。”（见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御是祭名，御祭为的是消除灾害，全句是说，御祭为众消除灾害在祖
丁之庙，用了一头牛。“众”如果是奴隶，不会有这样的事。第三，甲骨文
中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