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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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事也好，还是鲁迅论及李氏日记有“做作”之意，应提防欺骗也罢，李
慈铭论及《札记》作者，两次提到“非赵自作”，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或许确有其事，或在同治年间实有传闻。此类事在著述界并非罕见，历史上
常有请人代撰或对他人之书改头换面而作为自著的事例。因此在有确凿的资
料证明李氏之语是虚构之前，在弄清常州“老诸生”为何人之前，李氏之语
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的！　
（洪偶）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是否抄袭之作？　
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涌现出许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哲人，康有为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那“公车上书”的义举，那愤世疾俗的力作，那改良
维新、救亡图存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学伪经

考》便是他浩繁卷帙中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　世纪中叶，帝国
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大国”的“金锁铜关”。随着政治、经
济侵略的一步步加深，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然而，伴随
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增强，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迫切要求改变那
种积贫积弱的腐朽局面，以求国家强盛，康有为则是其中的一员主将。欲进
行改革，必然要先作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要实行变法以图自强，也要用舆
论为自己鸣锣开道。他选择了中国古老的封建学说——经学，作为自己的突
破口。康有为年轻时，跟随粤中大儒朱九江学习宋明理学，以后又“潜心佛
典”；在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中国后，又受西学影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
变化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而为了实行变法改革的政治目的，他又祭起今文经
学的大旗，对古文经学大加挞伐，其实施攻击的代表作便是《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　年，共十四章，书前并有康有为自序。据康
自己说，他一向接受古文经说，但自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等人以
来，疑攻古文经学家刘歆作伪的人日益增多，使他也渐渐产生一些怀疑。而
偶然之间，读《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发现其间并未
载得古文经一事，这使他大吃一惊，又取《汉书》与《史记》相对照而读，　
发现《汉书》所言古文书，与《史记》相反，更使他大惊大疑，进而断定古
文之伪，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使天下学者能识其真相，从而“舍古文
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
在此书中，康有为提出的中心论点是：秦始皇焚书未烧尽儒家经典，因
而汉初儒生口耳相传的便是孔子所作的“真经”，”而古文经学纯粹是刘歆
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出来的，只能名之为“新莽之学”，古文经书则是“伪
经”。
《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出版，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康有为的
弟子、以后和他齐名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此有一精辟的
论述，认为其意义在于“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一切古书，皆
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事实正是如此，《新学伪经考》
一书，在破除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经学教条的迷信，唤醒他们对
于传统信仰作一番新的思考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围绕着《新学伪经考》一书的产生，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桩公案，　
这就是，康有为的这部书是否抄袭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的《今古学
考》？对此，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如钱穆便直截了当地宣称：康有为
此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下）廖平本人更是愤愤不平，言语之间多次流露出不满情绪：“丁亥（1887　
年）作《今古学考》，戊子分为两篇，述今学为知圣篇，述古学为辟刘篇，　
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　
（廖平《经语甲编》卷二）这分明是说康有为剽窃他的书。廖平并为此事致
函康有为加以指责：“。。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每大
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致某人书》）这简直是
指着鼻子，直言不讳地指责康有为抄袭他的著作。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说
法。近代著名学者、与康有为同宗今文的钱玄同，在他的《重论经今古学问
题》一文中就认为，“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
学考》等书相提并论”。这就否定了康有为抄廖平之书的说法。上述二说针

锋相对，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廖平《今古学考》
一书，作于1887　年，而康、廖会晤是在1889　年、
《新学伪经考》完成于1891　年。如果说康有为写作此书，曾受过廖平观
点的启发，这恐怕不会错。然而，康有为谈到有关这个问题时，却矢口不提
廖平和他的《今古学考》一书，他在《新学伪经考·序》中说：“阅二千年
岁月日时之绵暖。。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
者。”似乎他根本不知道廖平和他的《今古学考》，这是不够磊落的。对于
这桩公案，梁启超有两段话颇可玩味，他说：“康先生（有为）之治公羊，　
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廖季平），不可诬也。”（《论中国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又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　
乃尽弃其旧说。”（《清代学术概论》）。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究竟是否抄袭之作？这个问题至今未获得较佳的
答案。上述诸说，孰是孰非，有待于对此有兴趣的同志继续探索。弄清楚这
个问题，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康有为本人思想的研究，　
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苏勇）　
《马氏文通》作者是马建忠吗？　
近年，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又重印了。《马氏文通》在中国语法
学领域自有它很高的历史地位，早年胡适《国语文法概论》、刘复《中国文
法近论》都曾分别提及，此后凡涉及语法学史，也无不以此为圭臬。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它被学者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正式语法书，一部较为全面、
有系统的语法专著。
《马氏文通》初版是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推出的，署名马建忠；　
此后多次再版，署名也是马建忠，因此《辞海》（1989　年新版）、《中国近
代史辞典》等权威工具书，也都认同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这当是
无可置疑的了。
可是，在本世纪，即在1900　年马建忠病死后。对于这部书的作者，就有
另两种说法：一说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马良）所著。马相伯学识高深，　
他十一岁就在法国人创办的依纳爵公学（后即上海徐家汇公学）进修拉丁文；　
年轻时就当公学教师，并获得神学博士。这部书据他自称，乃是在1872　年（清
同治十一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后，切磋而成的。若干年后，他曾对常有往来
的刘成禹不止一次地提及，“先生常言，予作《文通》，人目为中国文法书。
予弟建忠有言曰：中国文法尽在五七言律诗，几种字类，丝毫不乱，如鸿雁
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鸿雁’、‘云山’为名物字，‘不堪’、
‘况是’为称谓字；‘愁’‘客’为名物字，‘里’‘中’为定位字，‘听’　
‘过’为活动字之类，更为简要，成禺请言曰：中国骈体文对映，皆文法井
然。先生曰是”（《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逸经》1937　年6　月）。
刘成禺的记录，以图实证马相伯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虽谈文法，　
不过是兄弟相磋切。
马相伯也和他人谈及本人系《马氏文通》作者。30　年代上海某报记者曾
多次见访马相伯。马相伯很健谈，特别是喜欢介绍自己近百年的颠沛离合、
喜乐幸事。有一次在谈及《马氏文通》时，马相伯还详细介绍该书定稿推出

的细节，“《文通》存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
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但是梁任公对于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殊
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学的文法书，在《马氏文通》出版时代，实在是破天荒，　
学者将要由微信而狐疑”（王瑞霖《一日一谈》）。由此看来，他从著作到
最后删节定稿，都是一人经办，作为《马氏文通》的作者当是无疑了。
70　年代，朱星教授在《〈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开门见山地提出：　
“一般人只知《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所作。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外文秘书。不
知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3　期）。朱星教授于1932　年在上海的一所美国神父办的中学中国学生班讲授
国文，经常到徐家汇拜谒马相伯，据朱星追忆，“马相伯老人每次给我谈《马
氏文通》，要说我三弟的《文通》如何如何，不直说是他写的。但言语间露
出是他写的，他说，我是采用拉丁文法，尽量就中文特点，避免摹仿之迹”。
在言谈中，马相伯还特别强调，“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　
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这是因为此书是摹仿、参照拉丁文法所著
作的，而马相伯对拉丁文法的娴熟、精通，是名闻于中国学界的。因此朱教
授认为，此种明显而又含蓄的表示，不言自明，他就是《马氏文通》的唯一
作者，只是因为“他是神父出家人，不愿出名；且兄弟友爱，所以写马建忠
之名”（同上）。
迎风户半开。马相伯的权威身份，言词凿凿点明自己是《马氏文通》作
者；是他讲友爱送与乃弟获名的。可是，问题又来了，马建忠当时已颇具盛
名，他精通并非仅是拉丁文，更精通于英、法语文和希腊文；还曾助李鸿章
办洋务，赴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并先后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
器织布局总办。他的代表作《适可斋纪言纪行》的影响，也是很广泛的。因
此可以说，《马氏文通》说是马相伯让与兄弟署名，似乎难以成立，何况从
传统文化而言，中国正宗的知识层又是颇忌盗名窃誉行为的。
因此，学界对此书作者提出了另一说，即马相伯、马建忠合著说。
所谓“合著说”，就是共同著作，一人署名。此说最初见于上海《申报》
1932　年5　月27　日所载访问马相伯的一篇谈话，“讲到《马氏文通》，是吾
弟眉叔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与我切磋而成的，但所发表的只是十分之二。
《马氏文通》虽是一部古今特别之书，但还够不上称是文规，只称是造句法
而已”（《九三老人马相伯记录》）。此后，张若谷等走访马相伯，在谈及
《马氏文通》也大致宗此说，由此在三十年代先后诞生的“马相伯事迹”，　
多有称该书为两人合著：　
1898　年，“先生与眉叔（按，马建忠字）合著《马氏文通》十卷脱稿”。
（张若谷编著《马相伯先生年谱》）　
“是年冬，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
生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翌年冬，后四卷亦付梓。”（方宗垣《马相
伯先生事略》转引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　
“《马氏文通》一书，以西洋文化释中国古籍发凡起例，理顺冰释，所
诣在王氏《经传释词》、刘氏《助词辨略》以上，实先生与眉叔共成之，而
卷端未尝署名，盖先生欲奖成眉叔先生，不愿分其盛誉也”。（钱智修《马
相伯先生九八岁年谱》，《中央日报》1938　年5　月16　日）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无论是称马相伯一人实作或他与马建忠合作，但都署名是
马建忠，此处，出自诸家所述的马相伯让誉与乃弟动机却是大相径庭，有称

是“神父出家人，不愿出名”，有称是“爱弟才华”或“不愿分其盛誉”，　
孰是孰非，尚待考信，而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一人著或两人合著，都是出
自马相伯之口，旁人都是以此为自己著作作依据的，须知当时之马相伯，虽
然年过九十，但思维清晰，记忆颇强，且他的道德风貌，堪属上品，那末他
却因何说法不一呢？　
（盛巽昌）　
《中国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稿原件下落河在？　
1920　年11　月7　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家杂志
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叫《共产党》。它是由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主办的，李达主编。
11　月7　日，正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
了《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的共产党”。李达、
沈雁冰、李汉俊、施存统等分别化名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俄国共产
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
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
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
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共产主
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一一收归社会
共有，社会共用”，“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　
——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
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
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
本家的国家”。“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
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己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