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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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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
《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素问》应当是扁鹊
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
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
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帝内经》只能
成书于西汉时期。刘长林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中，吴文鼎
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 年第9 期上发表的《〈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
一文都作如是观。其主要理由是：《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 万字，这在2000
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
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
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
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此其一；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
“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
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
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此其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
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
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
西汉之前，此其三。
综上所述，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历史问题。
（冯兆平）
《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文献？
《夏小正》这本古代文献由“经”和“传”两个部分组成。“经”是正
文，“传”是注解。《夏小正》经文全篇共400 余字，按12 个月份排列，记
载着每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文，以及各个月份应该进行的生产事项，如
渔猎、农耕、蚕桑、制衣、养马等。看来，它是一个统治集团关于生产活动
的安排日程表和经验总结。弄清它产生的时代，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应
该是很有用的。那末，它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文献呢？
有人认为它是西汉时代所编写的，因为《夏小正》最初出现在西汉戴德
编纂的《大戴礼记》中。《隋书·经籍志》就把《夏小正》定为“戴德撰”。
这当然是不足信的。《大戴礼记》一书固然收入了西汉时人的一些著作，如
《礼察》篇说：“秦王。。怨毒盈世，。。子孙诛绝。”这样大骂秦朝的话，
只有西汉人才能写得出来。但在西汉，经过秦“焚书”之后，一些埋藏的古
籍正在陆续发现，《大戴礼记》也必然搜集了一些较古的文献。
《夏小正》采用夏代的历法记事，《今本竹书纪年》中又有夏禹元年“颁
夏时于邦国”一语，历来不少人就认为，它是夏王朝的职官所纪，是夏代的
文献。但是根据考古学的材料，夏代从时间上推算相当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
文化，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上仅有很简单的符号字。说夏代己能用文
字对天文、气象、物候作如此系统的记录，实难令人相信。
《古本竹书纪年》称夏禹“居阳城”，阳城在今河南西部的登封县内。
近年来考古学家也认为，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在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
有人据此主张，《夏小正》是西周、春秋时代居于原来夏代领域、沿用夏代
历法者所作，它很可能是晋国的文献。《左传》记晋国史实多用夏历，便是
明证。但《夏小正》中所记的事物都在淮海地区，如说“雀入于海为蛤”，
“玄雉入于淮为蜃”。他们如果看不见淮河和海，是不会如此记载的。再如，
正月经文中记有梅、杏、桃等开花，这在黄河流域的晋国也是不可能的。二
月的经文里还有“剥”一条，这个“ ”就是如今的扬子鳄，它居住在长
江中下游，晋国也不会有这种东西。
夏朝灭亡后，夏王的子孙被封在杞国（今河南省杞县）。《礼记·礼运
篇》载，孔子曾经想考察夏代的政治情况，因而到杞国去，但夏代的文献已
大多散夫，他只是“得夏时”罢了。这里所谓的“夏时”，大概就是《夏小
正》一书。司马迁在写《史记·夏本纪》时又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
《夏小正》。”根据以上资料，有人认为《夏小正》是杞国职官所记，而经
过孔子审定的。
杞国的历史很长，它曾经是殷王朝的诸侯国，后来又成为周王朝的诸侯
国。它的国土原在淮海地区，到春秋鲁僖公时期，杞国受到淮夷的侵犯而内
迁了。如果《夏小正》是杞国的文献，那末它一定是在内迁之前早就写成。
而且，《夏小正》文句简奥，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就成一完整句子；
还有《夏小正》经文中用的一些假借字，春秋以后很少用了。由此推定，它
的成书年代必在春秋早期以前。
有的天文学家根据星象移动的规律，测出《夏小正》所言的天体现象，
恰和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年的观象相合。于是认为，这本书的编纂当在西周初
年。有人推测，商代后期才有大量的甲骨文出现；《尚书·多士》篇说：“唯
殷先人有册有典。”那末这本书的撰写可能在商代后期或商末周初，是当时
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代历法的杞国人整理记录而成。《夏小正》经文中
有两处出现“王”字，一说“王始裘”，二说“王狩”。有人指出，在西周
铜器散氏盘铭文中，“矢”作为宗周王畿附近的一个小国，它已公然称“王”，
远在淮海地区的杞国，当然更能称王了。
不过，《夏小正》的历法十分简单，它只是把一年分成12 个月，没有置
闰月的方法，更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它所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
物的变化最多，可见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它所记的生产活动，
也只有农业、畜牧、渔猎、采集，而没有提到“百工”之事，手工业生产在
当时还很不发达；许多迹象表明，它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关于生产活动
的世代经验的积累。况且，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后来“出奔南巢
氏”，有人认为就在今安徽巢县一带。夏朝末年的统治中心，应该也在淮海
地区。
究竟《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这需从历史学、文字学、地理学、
考古学、天文学等各个方面作综合考察，方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
（郑嘉融）
《史记》一书讫于何年？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一座不
朽里程碑”的伟大巨著——《史记》记事的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
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明言：“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从这两段话看，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是自相矛盾的。于是引起了后
世者的争论，而焦点又集中在下限上。关于《史记》的下限，自古至今，大
致有7 种观点。
一、讫于麟止说。
西汉扬雄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汉书·扬雄传》）
东汉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本纪、世家、列
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后汉书·班彪传》）三国张晏说：“武帝
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讫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近人崔适、梁启超也力主此说。崔适《史记
探源》罗列八条证据以成其说，他把凡是麟止以后记事一概斥之为“妄人所
续”。《史记》断限讫于麟止的说法较为流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也
说道：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
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关于“麟止”，究竟指的是何事、何时？就是在持讫于麟止说的学者中，
解说也不尽相同。一说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畤，获白麟”。一说指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 年）“改名黄金为麟趾褭
蹄。”（均见《汉书·武帝纪》）两事相距，乃有28 年之遥。
二、讫于太初说。
东汉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本泷川资言等人从《太史公自序赞》
着眼，笼统地说：“讫于太初。”太初系汉武帝第七个年号，由公元前104
年到前101 年，共计4 年。《史记》为何讫于太初？梁玉绳等认为，司马迁
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讫于太初。又为何说讫于麟止？粱玉绳认为这是假设之
辞，表示效法《春秋》。泷川氏还认为是“表作史之时”。主讫太初说者，
以朱东润持论最为有力。他不仅对崔适的论据，逐条驳斥，并且列出9 例以
证其说：“讫于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
三、讫于天汉说。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书中曰：“司马迁据《左氏》、
《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赞同这种说法的有司马贞和张守节。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曰：“夫太史
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曰：“《史记》者，
汉太史公司马迁作。。。上起轩辕，下既天汉。”天汉为汉武帝第八个年号，
由公元前100 年到前97 年，上与“太初”紧紧相连，共计4 年。
四、讫于武帝之末说。
褚少孙说：“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正史
考略》史记条中阐明：“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五、讫于太初、天汉折中说。
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云：“《史记》止于太初、天汉。”
一家独唱，引起百家争鸣。史学界有人撰文说，郭老独说《史记》止于太初、
天汉，意在折中。把原来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记》断限弄得更加复杂、扑朔
迷离了。
六、讫于征和三年说。
征和为汉武帝第十个年号，即由公元前92 年到前89 年，也只4 年。此
说仅见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他说：《史记》纪事，“讫于太初四年”，
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他又说：“最晚之记事，得信为自公手者，唯
《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
有时、有事，确也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共鸣。
七、断于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
今人张大可在《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上发表文章，力排众难，
据《史论》五体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汉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历十九年，
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历22 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
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太初四年，
贰师将军李广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后
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躬逢盛时，又亲自参与改历，激动非凡，决定将
《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讫”。张大可在对其他诸方
面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以后，得出如下结论：《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
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其父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司马迁
的这一修正，充满了创新和进步思想。“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
“至太初而讫”则是实录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咸
表始终”，“综其始终”。所以“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断限，并非
绝对年代，初为太初元年，而后发展为太初四年，附载大事则尽武帝之末。
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准。
关于《史记》的断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据上不完
全所述，竟有7 种见解。是麟止、太初、天汉、征和三年，还是尽武帝之末？
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说的太初、天汉之间呢？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更能说服人
的高论呢？
（周朝民）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何时的作品？
司马迁作《史记》世人皆知。但是，司马迁著《报任安书》（下简称《报
书》）人们知之较少。其实，《报书》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力作。
在研究《史记》以及司马迁晚期思想方面，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2000
余年来，还一直未能就其写作年代作出确论！
早年，《汉书》的作者班固和《昭明文选》的编者萧统等，都主张司马
迁作《报书》是在任安从益州刺史任上因罪下狱之后。隋、唐、宋、元各代
学者均未对此说提出异议。
到了清代，学者赵翼一反前人之论，他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安抱
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不发兵。武
帝闻之，以为安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
事也。”他把《报书》的写作年代定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当
代一些学者又以赵翼之说为根据，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在班固、萧统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指出：
《报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十一月。王国维说：“案公报
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
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
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畴。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
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自王
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几乎各种司马迁的《年谱》都信从这种说法。近年来编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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