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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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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绥德出土的汉代牛耕画像石，更是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因此，林端诏在
《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97 号上著文主张：“西汉牛耕己与农民结成不
解之缘并普遍使用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王思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此提出了疑问。他在《再论汉代是奴隶
社会》一文中，承认牛耕在西汉已进一步推广，然而并没有在各个地区普遍
使用。
戎笙在一篇与王文商榷的文章中却不以为然。他解释道：所谓普遍使用
应该作这样的区别，第一是说在各个地区普遍使用牛耕。第二是说每家每户
普遍使用牛耕。汉代普遍使用牛耕显然是指各地区而不是指每家每户普遍使
用牛耕，因为，即使在牛耕很普遍的明代，也仍有“无犁者以刀耕”的现象。
上述几种意见虽异，但共同点都是不相信贾思勰的“赵过始为牛耕说”。
那么，牛耕究竟始于何时呢？
学术界流行看法是：战国时代牛耕已很普遍。《国语·晋语》：“夫范
氏中行已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欧亩之
勤。”用祭祀的牺牲去耕地，有人断为牛耕，时在春秋未年。《战国策·赵
策》和《史记·赵世家》也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
令严政行，不可与战。”时在长平之战前夕，当公元前262 年左右。“以牛
田”显然是说战国末秦国已有牛耕。而且《礼记·月令》说：“（季冬三月），
命有司大难旁碟，出土牛以送寒气。”高诱注：“出土牛，今乡出劝耕之牛
于外也。”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土牛”是牛耕在战国时代普遍现象在风俗上
的反映。
对这种流行意见，达人在《有关战国时代牛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不同
看法。他认为，以秦国农业生产为依据的《吕氏春秋》并没有记载牛耕，战
国时代的牛，主要是用来食用和驾车而不是耕地。反映当时状况的《周礼》
“牛人”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
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享其宾射，共其膳
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几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
与其来耗傍，以载公任器。”唯不提耕牛。言下之意，达人反对战国时牛耕
很普遍的流行说法。但在承认牛耕在秦国只是刚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的前提
下，主张“大概在西汉中叶以后，牛耕已经普遍”，“战国时代主要耕具仍
是耒耜”。然而，金景芳在其近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中指出：“孔子弟子
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的力士名牛子耕等等。这种在名字上把’
牛’与‘耕’连在一起，有力地证明当时已存在牛耕。”
其实，也有人考证，我国早在商代就有牛耕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说：商代已发明牛耕，卜辞中常见或字。像犁头，一些小点像犁头起
土，辔在牛上，就是后来的“犁”字。商人传说其祖先王亥能服牛驾车，想
必也会用牛拉犁。但是，最近出版的《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指出：
在卜辞中，关于牛的记载最大量的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和运载的力畜。当然，
殷代既然有了人耕，也就可能有牛耕，只是目前尚无确证，还有待进一步的
考察。
（勇木）
稻作农业起源于何地？
我国稻作农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然栽培稻起源于何地，学术界先后有华
南说、云贵高原说、黄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和多元说等等，
迄今尚未定论。
1。华南说：此说是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丁氏通过对我国
浩瀚的古文献进行爬梳，“因而认定我国稻作可能发韧于距今5000 年前的神
农时代，扩展于4000 年前的禹稷时代”，“我国的栽培稻是起源于华南”，
“为世界稻作最占的国家（《农业学报》第8 卷第3 期，1957 年）。丁先生
的观点得到了童恩正教授的支持，也认为中国栽培稻“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
云南、广东、广西地区。”（《农业考古》1984 年第2 期）。日本学者安藤
广太郎先生和我国的李润权先生也主张华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李氏指
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
的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农史
研究》）第5 辑，1985 年）
2。云贵高原说：此说以我国柳子明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为代表。渡
部氏提出亚洲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柳氏则主张源自云贵高原，然后
“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
原地区各处”。（《遗传学报》第2 卷第1 期，1975 年；渡部忠世：《稻米
之路》）汪宁生、李昆声认为云南拥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种类多达15000
余种，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现有稻种资料达3000 多个品种，从海拔40
米直到2600 米都有分布，更因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
中心，因之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思想战线》1977 年第1 期；《云
南社会科学》，1981 年）。日本的鸟越宪三郎更直接了当地主张稻作是起源
于滇池一带。游修龄教授根据酶谱变异分析，也倾向西南起源中心说，并认
为从此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至陕西；中路从粤
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
的内容丰富的中心”。（在《中国农史》1986 年第1 期）
3。黄河下游说：这是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 年第
2 期）文中提出的，李氏主张“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
是其族居地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时间大约
是至少在距今7800 年”。
4。长江下游说：此说为闵宗殿先生率先提出（《江苏农业科学》1979 年
第1 期）。然对此全面论证的要数严文明教授，严氏以历史文献中的野生稻
记录，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即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稻谷遗
存，从考古学角度结合作物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
后，认为中国史前栽培稻的分布图，“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逐级扩大的；大
约在5000BC（公元前）一4000BC，史前栽培稻已分布于长江下游到杭州湾一
带，长江中游也可能有个别分布地点；大约在4000BC 一3000BC 整个长江中
下游平原和江苏北部已有较广泛的分布；大约在3000BC 一200BC，湖南、江
西中部和浙江的中南部均有分布，有的已达到广东北部，北面则扩展到淮河
流域以北；大约在2000BC 一1000BC，水稻已进一步传播到福建、台湾、广
东，向西到四川、云南，向北已达山东、河南和陕西，大致已接近于现代水
稻分布的格局”（《农业考古》1982 年和1989 年第2 期）。杨式挺先生也
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
（《农史研究》第2 辑，1982 年）。
5。长江中、下游说：此说以安志敏和林华东先生为代表。安氏认为“秦
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较早地产生了稻
作农耕，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普遍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从新石
器时代起这里广泛发展着稻作农耕。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
（《考古》1984 年第5 期）。对此全面论证而又较令人信服的应首推林华东
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一文，林氏指出华南说、云贵高
原说和黄河下游说，大多缺乏考古学证据，尤其黄河下游说和云贵高原说证
据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张的黄河下游说，单靠文字训诂与强解典籍。缺
乏作物学、生态学支持，难为学术界接受。云贵高原说虽占有“天时”、“地
利”，然其致命之处是缺乏“人为”因素。须知道原始人从普通野生稻驯化
成栽培稻，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要有萌发栽培植物的心理欲望，而且还
须具备较先进发达的文化土壤：《吕氏春秋·审时篇》所云：“夫稼，为之
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便是这个道理。云南、贵州地处崇山
峻岭的高原地带，人烟稀少，原始文化发展迟缓，因之，作为稻作农业起源
地可以排除；华南地区“天时”、“地利”优势显著，然史前稻谷遗存发现
很少，年代也不早。究其因，或许同两广地区采集食物来源充裕，因而缺乏
萌生栽培作物的欲望有关。
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具有“天时”、“地利”，同时还拥
有“人为”条件，而考古出上的众多早期稻谷遗存及定居聚落遗址，更可为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见林华东著《河姆渡
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
不过，学术界也有主张栽培稻的起源应是多元的，如日本的冈彦一博上
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
四》1985 年）。裴安平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
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
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
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农业考古》1989 年第2 期）
（朱月 琴东文）
养蚕起源于何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这点已成定论，但是，
关于养蚕的起源，却存在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争论。
流行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一种论点是“嫘祖始蚕”。螺祖是传说中的北方
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550 年）的元妃。据《隋书·礼仪志》记载，
北周（557581 年）尊螺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
“西陵氏之女螺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则
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
始此’。”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外有关
文献在涉及我国养蚕起源问题时，几乎都以基本赞同的态度加以引述。1926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到割得很平整的
半只蚕茧。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人把这半只蚕茧与“螺
祖始蚕”说互相印证，由此推定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养蚕业的存在。
但是，从50 年代起，史学界有不少人对“螺祖始蚕”说提出异议。他们
的主要理由是这一说法出现较迟。《史记》中虽然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螺
祖为妻，但没有说起“始蚕”，可见汉初这一说法尚未出现，《通鉴外纪》
为北宋末年的著作；《路史》是南宋人撰写的。《路史》中提到的《淮南（王）
经》一般被认为是伪书。虽然北周把螺祖尊为先蚕，但在此以前北齐（550
—577 年）也曾把黄帝作为始蚕之神进行祭祀。同时，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对
西阴村的半只蚕茧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发现是靠不住的孤证，大概是后世混
人的东西，例如，夏鼐提出：“在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中，
蚕丝这种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的；而新石器时代又有什么锋
利的刃器可以剪割或切割蚕茧，并且使之有‘极平直’的边缘呢？”（《我
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入见《文物》1972 年第2 期）这些异议和质疑虽然拥
有很多支持者，但远没有得到所有有关研究者的赞同。有人认为，“螺祖始
蚕”说虽然出自后人的推想、但作为时代化身而言，早在黄帝时代我国已有
养蚕业是基本可信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陈维稷主编，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就持这种观点。对于夏鼐的意见，也
有人发表反驳文章。例如，日本学者布目顺郎认为，在雨量极小的黄土高原，
蚕茧完全可以保存四五千年以上；他宣称自己用薄的石片和骨片（模拟当时
人的生产工具）进行试验，结果切割的蚕茧确实边缘平直。
另一方面，50 年代末以来，长江下游地区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
发现，使有关养蚕起源的争论更趋复杂。1958 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一
批丝织品，经鉴定其绝对年代距今已有四五千年；1963 年，江苏吴江梅堰出
上了饰有蚕纹的黑陶；1977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纺织工具组件和饰有
蚕纹和编织纹的牙雕小盅（距今6000 多年）。许多学者认为，蚕纹在陶器和
牙雕上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人类对蚕的认识程度以及蚕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蚕纹和编织纹以及纺织工具的一起出土，说明了蚕丝在纺织中的应用；综合
这一系列发现，则证明了东南地区也是养蚕业的一个发祥地，这里开始养蚕
的时代甚至早于传说中黄帝螺祖所代表的时代。但是，也有人认为，浙江地
区的古代文化落后于中原，钱山漾下层可能包括不同时代的遗存，甚至可能
经过部分的扰乱。为此，当时参加钱山漾考古发掘的同志对发掘过程进行了
认真的回忆，基本上排除了扰乱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回忆时距发掘时间较
长，确定某些细节有困难。又有人认为，钱山漾地区出土的丝织物，使用的
不一定是家蚕纤维，也可能是柞蚕丝等野生蚕丝。纺织界的有关人员，使用
石腊切片和显微投影等方法，对钱山漾出上绢片重新做了鉴定，证实它们确
实属于人工养育的家蚕丝。但是，他们又承认，由于出土绢片数量大少，碳
化程度严重，分析工作受到一定局限。此外，对于河姆渡等地出土器物上的
纹饰究竟是蚕还是其他昆虫的形象，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包铭新）
酒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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