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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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究竟是蚕还是其他昆虫的形象，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包铭新）　
酒在中国何时有？　
不论是喜庆筵席，还是亲朋往来，甚至在日常家宴中，酒已成为人们的
必备之物。然而，酒在中国是什么时间产生的？它是怎样产生的？未必人人
知晓。这也难怪，因为关于酒的起源问题在学术史上一直存在很大分歧。
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认为酒是夏禹时一个叫做仪狄的人制造的。这个意见
最早似乎见于成书于公元前2　世纪的《吕氏春秋入后来刘向辑录的《战国策》
也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
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孟子》里也有“禹恶旨酒”的
话。战国时史官所撰《世本》更明确他说“仪狄始作酒”。
这个说法在学术界一直有很大影响，范文澜甚至根据夏禹时酿酒的出现
而推断夏代已经形成阶级社会。范文澜的结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因为在
讨论古代社会的许多文章中，似乎都没有以酒作为阶级社会形成的标志。而
且，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表明：现在还有一些落后的部族，阶级尚未明显分化，　
而酿酒和饮酒的习惯却很普遍。
那么，中国的酿酒究竟始于何时呢？　
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认为酒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有了。
汉代人写的《孔丛子》也认为酒的产生在尧舜之时。这两种说法虽有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将酒的产生都提到夏禹之前。
唐朝人陆龟蒙在《笠泽丛书》中曾提到舜的盲父瞽叟曾用酒去害舜的传
说。宋朝人寇宗爽在《本草衍义》中也说：“《本草》中已著酒名，信非仪
狄明矣。又读《索问》，首先以妄为常，以酒为浆。如此则酒自黄帝始，非
仪狄也。”

在古代，人们由于不能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往往将许多发明创
造归功于某个帝王或英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些传说中，影
响最大的莫过于所谓杜康或少康造酒之说。宋朝人高承在其所著《事物纪原》
中，引了《博物志》、魏武帝诗、《玉篇》和陶潜《述酒·题注入而最后认
为“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始造酒也。一曰少康作林酒”。《世本》
里也提到杜康和少康，但《说文解字·中部》却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
秫酒。少康，杜康也。”　
晋朝人江统在《酒诰》中就怀疑过仪狄、杜康造酒的说法。他说：“酒
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　
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江统的意思是说，酒的产生并不是黄帝、
仪狄、杜康等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人们将煮熟了的剩饭无意中丢在野外树林
里，“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是通过自然发酵而成的。
当然，原始社会烧炒或蒸煮谷物的技术和设备不可能和江统时代相比，　
而是十分简陋的。但是，江统“委饭空桑”的说法是符合制曲原理的。它比
起所谓仪狄、杜康作酒的传说更合乎科学道理。在人们开始有了农业之后，　
经过烧炒或蒸煮过的谷粒，如果没有立即吃掉，残留搁置就会发霉、长毛。
而在我国黄河流域的空气中，飘动着许多糖化毛霉的孢子和酵母的细胞，熟
食遇到它们就会变成酒曲。这种长了毛的谷粒泡上水，就会生出酒来。
另外，西汉刘安在《淮南子》里就认为“清之美，始于来耜”，就是
说，酿酒的起源几乎是和农业同时开始的。据此，袁翰青在《中国化学史论
文集》中就主张，酿酒的起源在人类历史上应当是很早很早的，在旧石器时
代就可能发现野果自行发醇；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开始后不久就可能有谷
物造的酒了。在我们中国，麦曲酿酒乃是超越了其他民族的一项很早的重大
发明。这项发明的时代，应当早于传说中的夏朝。
然而，应当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袁先生的推测到目前还没有
得到其他方面的证据。因而，关于酿酒的起源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谜。
（勇木）　
棉花栽培始于何时？　
在化纤产品广泛推广之前的很长时期内，大部分中国人的服装主要以棉
花为原料，甚至在今天，棉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但是，你知道我国何时才有棉花吗？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棉花只是一种泛称。仅我国栽培
的棉花就多达四个品种：陆地棉、中棉、草棉、海岛棉。
我国陆地棉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它和中国的机器纺织业的发展直接相
关。张之洞于1892　年在湖北武昌办机器织布厂及纺纱厂时才引进陆地棉，首
先引种在两湖。二十世纪初，陆地棉开始在全国推广，现在成了我国的主要
棉种。
在陆地棉引进之前，中棉即木棉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一种棉花。在古
代，中棉被称为“吉贝”，这是从梵文转译而来，表明它是由印度方面传来
的。
有关中棉的记载是很早的。三国时魏人孟康引《汉书》注：“闽人以棉
花为吉贝。”可见汉时福建己开始种中棉了。南宋末中棉开始广植江南。胡

三省《资治通鉴注入“木棉，江南多有之。”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更明
确指出江南种植中棉最早处是松江，以后逐渐向北推移。
宋末元初是棉花种植大发展时期，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诏
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元
史·世祖纪》）这是政府设置棉花专管机构的开始。从此以后，棉花与丝、
麻并驾齐驱，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穿着的主要原料，而元代王侦《农书》卷二
一，更指出棉花使“江淮川蜀，既获其利”，中棉广泛栽种于长江流域。
明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植棉。《明史·食货志》宣称“棉花种遍天下”。
这时山东、河南等地因“土宜木棉”大量种植，明代中棉已扩种到黄河流域。
与中棉差不多同时引进的是草棉。草棉古书中称为“白叠”。《梁书·西
北诸戎传》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　
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白叠”是由波斯语转译而来，　
这说明草棉是通过西亚方面传进来的。
考古资料表明，草棉传入我国新疆的历史大约不会晚于西汉末年。在新
疆罗布淖尔西汉末至东汉的楼兰遗址中发现过棉布残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
址一座东汉夫妻合葬墓中还发现了一条棉布裤和两块图案精美的蓝色腊染棉
布残片。这种高超的织染技术是不可能在棉花引进后不久就能形成的。
草棉因适合新疆的气候环境，在新疆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考古工作者
在吐鲁番高昌时期墓葬中发现了高昌和平元年（551　年）的契约，提到一次
借棉（叠）布60　匹。阿斯塔那料号唐墓出土的一只纸鞋上拆出了一件记载发
付叠布口袋的记帐文书残片，从其内容可知当时当地要征调棉布制品到内地
以充军用的历史事实。
草棉种植由新疆缓慢地向东扩种。元代至元十年（1273　年）颁布的官修
《农桑辑要》一书卷二有在陕西种植草棉的记录。草棉从西路传到渭水流域
后，因为它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就再也不能东进了。
中国有着悠久的棉花栽培史，但以前一般认为中国还不是棉花的故乡，　
对此考古发现提出了疑议。
福建武夷山白岩崖洞所发现的商代以前的船棺的清理工作中，工作人员
发现了“一小块青灰色棉布”，从有关单位研究的结果看来，这无疑是一块
海岛棉织物。这块珍贵的棉布只要排除后世混人的嫌疑，我们就有理由说：　
中国是海岛棉的故乡。
总而言之，棉花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栽培，到目前为止仍是难以准确回
答的。
（方令）　
甘薯是海外传来的吗？　
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记载于我国东汉杨孚《异物志》及稍晚的晋
代秘含《南方草木状》，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本草纲目》
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
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传遂
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
确最具体的记载。

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
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
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　
在他近200　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
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
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精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爱
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50　年代未至60　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　
年第1　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一一＜南方草
木状＞》。吴氏认为，旧大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藷显然
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为薯蓣的代表性
文献，并为不少论著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
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　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
甘薯（Pomoea）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
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
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
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性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　
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
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入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　册，农业出
版社1958　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　年第3　期）对古
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
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锋在1961　年第8　期《文物》
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
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陆在发现美洲以前
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
和薯蓣》）吴德锋则论断，“稽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
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
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
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辞海》（修订本）　
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80　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
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　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　期）　
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
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
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农业考古》1982　年第二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
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
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井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
的《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
1983　年第3　期），对50　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详细考证了占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
（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
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

站不住脚的，井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
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
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
认为是16　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
年（1593　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藤之前，甘薯已传入我国，陈
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　年2　月27　日）指出：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入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
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3　
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1580　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　
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
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
著皆从此说，如1983　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版），即是
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
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
《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1869　年）刻本
《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1582　年），并
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
薯说，强调有准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