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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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霸也。”《孟子》赵岐注也以上述
五者为五霸。（3）《白虎通·号》记：“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
公、楚庄王、吴人阖闾也。”（4）《汉书》颜师古注云：“五霸谓齐桓、宋
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可见历来解释之歧异。

在上述四说中，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众所公认的二位霸主，大家都没
有异议。那么余下的三霸应该归谁呢？试对上列其他六位提名者逐一进行分
析：
一、宋襄公，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乘诸侯无主之机，欲为霸主。《春秋·僖
公十八年》记，宋襄公曾与曹伯、卫人、邾人伐齐，把齐军打得大败。僖公
十九年，宋襄公又逮捕了滕国的国君，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一年，　
宋人与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一
起伐郑。这几年的会盟、征伐，《春秋》均列宋襄公为首，可知他确实曾经
做过短时期的盟主。但就在会盟之际，宋襄公被楚拘留；后战于泓，又为楚
所败，遂伤而死。这样的人，能是霸主吗？　
二、秦穆公，《韩非子·难二》称：“蹇叔处秦而秦霸。”《新序·杂
事三》谓：“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可见秦穆公曾经称过霸。但《左传·文
公六年》因其死后用人殉葬，便明确指出：“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史记·齐世家》也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但《史记·秦本纪》
和《李斯列传》都说他用贤伐戎，并国开地，“遂霸西戎”。所以有人认为，　
秦穆公仅可称为“偏霸”，不能列为中原五霸之中。
三、楚庄王，《韩非子·喻老》曰：“楚庄王。。举兵诛齐，败之徐州，　
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庄王武力强盛，　
曾称霸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历来有人认为，他曾炫耀军事实力，威胁周王
室，向周室“问鼎之大小轻重”，太骄横跋扈，不像一个霸主之所为。东汉
应劭《风俗通义》就指出，楚庄王等没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四、吴阖闾。《吕氏春秋·简选》称：“吴阖闾。。与荆（楚）战，五
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战国策·秦策》也谓：“伍子胥。。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但事实究竟
怎样呢？有人指出，吴阖闾仅仅是西破强楚，昭王奔随后，随人不以昭王给
吴，吴人只得引退，不敢与争，当无力西及巴蜀；北迫齐晋也于史无征。因
此，吴阖闾应为偏霸。
五、吴夫差。他曾经南败越，西败陈楚，北败齐鲁，在与晋的黄池之会
中以先到为盟主。可是正当他北上争霸之时，越勾践抄了他的后路，端了他
的老窝，吴夫差兵败身死。这样的结局，可以称得上霸主吗？　
六、越勾践。《吕氏春秋·顺民》说：“越王。。残吴，二年而霸。”　
《史记·越世家》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　
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　
“号称霸主”。这里所记，周王曾经赐胙命伯，当然是称霸的明证。但不少
论者总以为，越王勾践作为霸主的史实，毕竟太少。
综上分析可见，上列六位君王曾被认作霸主，而各自又都存在着这样那
样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君历史上明确记载他们曾经是“霸”，如《左
传·成公十八年》谓：“晋悼公。。所以复霸也”；《左传·昭公三年》云：　
“昔文、襄之霸也”，杜预注：“晋文公、襄公。”可见晋襄公、晋悼公都
曾作过霸主。这些国君，是否也应列入春秋的霸主之中呢？　
关于春秋“五霸”，历史记载和历来的看法如此分歧，莫衷一是。如何
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需要我们去细致考虑。
（郑嘉融）

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　
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诗仙李白诗云：“烈焰张天照云海，周
瑜于世破曹公。”金代元好问曰：“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　
元代郑允端也说：“老瞒雄视欲吞吴，百万楼船一炬枯，”众口一辞，认为
火攻是曹军致败的原因。唐代胡曾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在诗中说；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连“长剑”也不必“挥”，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火攻之成，可谓大矣，当
然，诗是文艺作品，并不是史籍。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史籍的记载。《三
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
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焚其舟船”，当然是用火攻了。《三
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更详，既有黄盖深感“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　
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的献计，又有“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　
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的
火攻准备和诈降经过，更有“烟炎张天，人马烧死溺死者其众，（曹）军遂
败退”的结果记录。曹军败于火攻，可谓凿凿有据，参之司马光《资治通鉴》
等史籍，火攻论可以说是昭然于世，应无疑义的了，诗人所咏，看来也并非
子虚乌有之事。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者对火攻论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曹操
赤壁战败，并不是火攻造成，而是遭遇疾疫的袭扰，军队丧失战斗力所致，　
提出了曹军赤壁败退，是血吸虫病造成的。
血吸虫病论者也引据史籍。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
及赤壁战事，就根本未提火攻一事——“（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归”。明言是败于“大疫”。况且，交战一
方的主帅曹操，也不承认因遭火攻而败北，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信，其
中云：“赤壁之没，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
国志》裴注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之言，并非孤证，《吴书·吴主传》中
也有曹操自烧战船之说：“（曹）公烧其余船自退。”论者由此认定，火攻
之说未可信，疾疫，倒是曹军败北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疾疫”，就是血吸
虫病，理由如下：　
一、血吸虫病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远溯古医籍中周易卦象“山风蛊”　
之症以及公元7　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近
观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研究者在其肠壁和肝脏组织中都
发现血吸虫卵，由此证明，至少在汉时，长沙附近就存在着血吸虫病之患。
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域，特别是两湖（湖北、湖南）　
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
二、论者从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推究，认为曹军转徙，　
训练水军在秋季，恰好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曹军舍鞍马、仗舟楫，极易
感染。虫体在宿主体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育后才出现典型的急性期症状，　
所以训练期间已陆续发病，到了冬季决战，疾病急性发作，曹军疲病交加，　
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那么同属水上训练和作战，孙刘联军何以不受血吸
虫病之害呢？对此，论者的解释是：与免疫能力的强弱有关。孙刘联军多南
人，长期居于疫区，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即使发病，症状也不会如此严重；　
曹军则大多为北方战士，免疫能力差，所以一触即发，且症状严重，因而致

败。（见《中华医史杂志》1981　年第11　卷第2　期《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
病关系之探讨》）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可疑之处较之火攻论为多。因
此，《新医学》1981　年11　期，《文汇报》1982　年5　月25　日相继载文展开争
鸣，他们认为：　
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疫区江陵，而在邺（今河南省安阳县境），　
那里不属血吸虫病疫区，当然没有感染之虞。
二、曹操烧船退军，史书确有记载，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　
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其目的是避免余船资敌。
三、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别，　
两个月以上者只是少数，而潜伏期越长，发病时症状也越轻。曹军即使秋季
感染到血吸虫病，至十二月（大战爆发）才发病，症状也不会重了。
四、曹操水军主要来自刘表，多为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与
孙刘朕军的免疫能力不会有什么差别，此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军队，是四
川士卒，也来自疫区，所以，孙刘联军与曹军在免疫能力方面并无高低强弱
之分。
由此看来，目前虽两说并存，看来火攻论较为服人。当然，不能否认“大
疫”、“疾病”也是曹军失败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至于这个“大
疫”、“疾病”究竟是何种疾病，这倒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谜”呢！　
（沈敖大）　
北朝17　位帝后为何出宫为尼？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
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
样，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　帝，竟有帝后17　人出宫为尼，实在世所
罕见，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是什么呢？　
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　
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
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
祠庐，人苦之。”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未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　
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正
是东汉谶纬迷信盛行之际，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　
但佛教自传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的佛教表现了对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汉至南北朝，外来的佛教愈来愈具有中国的
特色，比较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连年战乱，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为佛教的
流传创造了合适的土壤；魏晋玄学所造成的社会清谈风尚，又为佛教崇尚虚
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
回之说，很容易使人麻醉。在这个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
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
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

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为
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当无例外，以
北魏为例，各帝王大都倡导、弘扬佛法；据史书记载，北魏递传15　主（连同
西魏），几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导，且主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
诏复兴佛法，天下承风。大同云岗石窟，成古今无比之伟观。孝文帝于洛阳
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　尺，全山造像142289　尊。
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　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　品，题名为200　品，成为
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
工802366　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
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
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
沙门3000　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
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　帝后的出宫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学者指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
后出官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
前增多。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　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　万余所，出家
僧尼达200　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
劳动力，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寺院拥有
大量土地财富、不事生产，却享有门阀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租
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财富。
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
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
斥，不能禁止，都高颂“阿弥陀佛”！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后的出家为尼，　
应与此有关。
近几年来，曹文桂等学者载文指出：如果我们细读史籍，便发现北朝17　
帝后为尼的背景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原
因中唯独没有一项与佞佛有关。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
因为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极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
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
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
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希图入寺寻求政治避
难的。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僧尼人数众多，　
佛寺遍及全国，其中不少佛寺即为最高统治者出资所建，这些御立寺庵皆穷
极奢丽，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还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宫女。所以
这里名为寺院，实是帝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