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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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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也多残阙不全；《通典》所载北周大象中户口，又有不实之处。因而
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户口，仅见片鳞半爪，难窥全豹，至今无法详究。
（傅丰渭）
1906 年留日孝生人数知多少？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始于1896 年。是年，清政府派出了13 名留日
学生。自此以后，东渡人数逐年上升，到1906 年已达8000 以上，以后几年
稍减，但每年也数以千计，父送子，兄勉弟，别妻离子，舍家离乡负芨东渡
的青年学子，始终络绎于东洋道上，形成了世界留学运动史上的空前壮观，
所造就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且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人们熟知的就有黄兴、宋教仁、廖仲恺
夫妇、秋瑾、蔡锷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还有蒋介石、
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以及曹汝霖、汪精卫、周佛海等等。但是近代中国
留日学生究竟有多少？尤其是达到高峰的1906 年人数，却始终没有人能搞清
楚。
1913 年2 月22 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出席日华学生团欢迎会上演讲中
谈到：留日学生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20000 余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
命主义者”。1906 年11 月青柳笃恒教授在《早稻田学报》有关中国留学生
的专门论文中也说：“清国留学生人数将达2 万。”包括许多当时及后来的
报刊、论文、传记中，也都谈到了，留日学生最盛的1906 年，达到2 万之数。
此为一说。
1928 年2 月24 日的《时事新报》发表的《留日中国学生之现状》一文
认为：“自清末派遣留日学生以来，东渡人数，岌岌有加，至日俄战争时而
达于极点，一时每年留日人数至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中又有另一种说
法：“据考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停送赴日速成生原因，系当时留东学生
已达一万三千余人”。1906 年8 月的日本《每日电报》上也说：“据本年年
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二三千人之多。”同时清政府公
布在1906 年第六期《学部官报》上的数字也是1。2 万人。以上是第三种数字。
第四种意见是解放前出版的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谈到留日学
生的高峰数字：“光绪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达万余”。曹亚伯的《武
昌革命真史》也谈到“中国各省之留学日本者，几及万人”。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05 年底，陈天华烈士蹈海时留下的“绝命词”中，
号召留日学生“八千余人”，共起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
当时在追悼陈天华烈士的活动中，一般也都称“八千”。1906 年初，总管中
国留日学生的杨枢上奏清政府也提到留日人数“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
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在当时经仔细分析，又认为中国留学生“实有人数
应为八千左右”，因为中国学生中不少人是“得多种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
籍者”。日本研究中日文化史权威实藤惠秀教授，在他37 万字的《中国人留
学日本史》专著中，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证，认为1905 年底的中国留
日人数已在8000 以上，而1906 年也是这个数字，并未超出，准确数字他提
出是8600 人。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八千”的数字比较可靠。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日本文部省编《学制五十年》一书的附录《中
日间之教育设施》中提到：“中国留学生最多数时，为明治三十五年顷起，
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再
如解放前出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中考证，1906 年留日学生数约为6000
人。总之，说法很多，但一般都在6000 至20000 之间。
综上所引的许多材料，国内外许多学者比较赞成1906 年中国留日学生数
在“八千人以上”的说法。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权威的东京《朝日
新闻》1905 年12 月7 日的报道中说，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
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市内各校学习的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多人举
行总罢课”。也就是说，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学生就已达“八千六百多人”，
那么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人数肯定超过这个数字，由此推论，陈天华
烈士所说的“八千余人”，可能仅仅指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实藤教
授研究认为准确数字8600 人也有同样局限。可见，1906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
数，依然无法明确，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进行。
（张劲）
大龙邮票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我国第一枚邮票，即面值五分银大龙邮票，诞生于1898 年（清光绪四
年）。当时邮政由海关兼办，邮票也由海关印制、发行，因而俗称海关大龙
邮票。
大龙邮票的图案是“神龙戏珠”。这是因为龙是清朝的国徽，且龙自古
以来是天子的象征。邮票的边框三段分割，四角各留一小方框，上端右、左
两角分别为“大”“清”二字。右行为“邮政局”三字，左行为汉字大写面
值，图之中心是蟠龙，龙上格英文“CHINA”，下格“CANDARINs”，两旁是
阿拉伯数字面值。大龙邮票一套三种，面值海关银壹分、叁分、伍分，分别
为绿、红、黄色。
大龙邮票问世已有100 余年，但究竟什么时候正式发行的还是个谜。集
邮界曾有7 月、8 月、9 月、10 月、12 月等诸说。最早提出大龙邮票发行日
期的是绵嘉义的“八月说”。他在《一八七八～一九○五年中国邮票纪实》
中说，大龙邮票是在“1878 年8 月寄到天津”的。绵嘉义的文章是以大清海
关官方出版的《一九○五年邮政事务年报》的《附录》出现的，有一定权威
性，影响颇大。
1980 年以后，集邮界另辟新径考证、探讨，在确定大龙邮票的印制和发
行时间上取得了新进展。
大龙邮票发行前，海关兼办的邮递业务业已发展。当时的海关邮政总局
设在天津，邮政主管邮政司，总税务司赫德委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兼任。
德璀琳在1878 年5 月1 日发布了第一份标有邮资的邮递公告，规定：平信视
远近每重半英两收费银五分或三分；印刷品不分地区，每重半英两收费银一
分。邮票发行前，采用预付邮资或“邮资登记册”按月结算。邮票原定在英
国伦敦印制，为适应邮递业务急需，德璀琳决定改在上海由海关总税务司署
造册处印制并供应，三种邮票各10 万枚。首批五分银邮票12500 枚，上海
1878 年7 月18 日寄出，天津7 月24 日收到；三分银，首批上海7 月22 日
邮寄天津，德璀琳7 月29 日复函收到；第一批面值一分银邮票，天津在9
月4 日复信收到。天津邮政总局分发给各海关邮政分支机构邮票的日期先后
不一。最先是7 月29 日，发给牛庄（营口）、烟台海关面值五分银邮票各
2500 枚，“供作公众寄信之用”。牛庄海关8 月1 日收到，牛庄海关税务司
休士当天发给该关威基谒250 枚供使用。烟台海关7 月31 日收到，因等邮递
公告，延到8 月9 日才发行。德璀琳寄给北京、上海海关的第一批邮票比牛
庄、烟台晚，是8 月9 日和11 月23 日。
大龙邮票研究的新成果，既否定了绵嘉义的旧说，也否定了9 月、10 月、
12 月诸说。发行时间的范围缩小并集中在7 月24 日到8 月1 日之间，即“七
月说”与“八月说”。
持“七月说”的认为，根据现在已知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龙邮票既没有
规定正式的发行日期，也没有统一的使用日期。这是因为近代中国邮政还处
于试办阶段，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的人缺乏直接经验，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因而探讨发行日期，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同时邮票法定发行日期与某一地区
实际发售日期概念不同，一般情况下是同一的，也有不一致的。邮票是邮资
凭证，属有价证券，其发行应由国家主管部门来决定。1878 年，决定邮票发
行的应是海关邮政总局。德璀琳在1878 年既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地方海关
主管，又任邮政司——海关邮政总局的主管。他与各海关，包括天津海关，
在邮递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德璀琳在7 月29 日发给烟台、牛庄
的寄发邮票的函，不能看成是两地海关间一般业务的联系，而应视作德璀琳
即邮政总局下达给烟台、牛庄两地的有关海关大龙邮票对外发行的通知，因
而牛庄海关一收到邮票就能立即发售。由此可见“七月说”已为历史档案所
证明。至于发行首日，在“七月说”中又有三种不同看法。（1）7 月24 日
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当时邮政总局急需邮票发行，一旦收到就会发行，
因而在缺乏确凿档案材料的情况下，第一批五分银邮票到达天津的日期，也
是海关邮政总局决定发行此票的日期。（2）7 月25 日或26 日说。即天津收
到邮票后一、二天内发行。（3）7 月29 日说。持这种看法者认为，德璀琳7
月29 日把邮票分发给牛庄、烟台的日期，同时也是天津海关书信馆（即邮局）
开始使用的日期。
“八月说”者认为，要确定某一种早期邮票的发行日期，应以明确记载
的文件或邮递通告为依据，或者是真实的实寄封。目前已披露的档案材料，
以牛庄海关档案的记载最明确：1878 年8 月1 日收到首批面值五分银邮票，
当天发给该关威基谒邮票250 枚供使用，因而发行首日应是8 月1 日，地点
是牛庄（营口）。
目前集邮界还在继续考证、探讨这一问题，以冀解开这个百年之谜。
注：大龙邮票上的面值“分”（Candarin），是海关关平银（或称海关
两）的值。关平银是海关的一种衡量标准，是海关征税使用的记帐银两，并
无实银。付税或付邮资时与当时流通的通货折算支付。1878 年，关平银一两
合通用的铜钱1600 文。
（杜圣余）
二名人悬案
隐士篇
伯夷、叔齐是饿死在首阳山吗？
一部《论语》，论及100 多人，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
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论语》中曾四次提到他们，
但没有说及他们的身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没有提
到这两人（《尚书》、《国语》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战国时，《孟
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
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
颂》，颂扬备重。在历史上，伯夷、叔齐一直作为高风亮节的典范而流芳百
世。
据《史记》本传，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君生前
要叔齐继承君位。他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但伯夷不肯违背父
命，于是先后出走。他们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来到周地，
这时姬昌已经去世。不久，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爱及
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并说伐纣是“以暴易暴”。等到
武王得胜，天下宗周，于是他们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死前
还作了一首《采薇》之歌，颇有怨愤之辞。这是现存最完备的伯夷、叔齐的
生平史料。
可是，战国诸子并没有说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庄子·让王》
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他们
是“士”。《孟子》说他们避居北海之滨，如《史记》所说是“岩穴之士”，
即隐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见，至于说他们“饿死首阳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齐的《论语·季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
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
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豪华生活而言。《吕氏春秋·诚
廉》中也说“二人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提及饿死。
但是《庄子》里却多次说伯夷、叔齐是饿死的；《韩非子·奸劫弑臣》
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
以至饿死，新出版的《辞源》和《辞海》都沿袭此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
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
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
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
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
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
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
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魏行）
介子推隐居于何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的属臣。公元前655 年，晋国内
乱，重耳出逃，流亡他国，介子推随从重耳度过了19 个春秋，历尽颠沛流离、
艰辛危困。一次，重耳在流亡途中粮尽食绝，饥饿难忍，介子推毅然从自己
大腿上割肉一块，供重耳充饥，真可谓是一位忠心耿耿、
以身报主的良臣。然而，重耳回国即位后大封有功之臣，却独独忘了介
子推，待事后想起时，不图出仕的介子推已携老母隐居于深山。明末冯梦龙
的《东周列国志》中说，晋文公曾亲自去深山寻找介子推，遍寻不见，听从
臣属之计，纵火烧山，欲逼介子推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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