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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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杂事》三部分，共10　卷56　篇）。
由于今本《新书》与古本《新书》无论在篇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出入，于
是有人就对《新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怀疑。首先发难者当数南宋人陈振孙，　
他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
足观，决非谊本书也”。继陈振孙之后的怀疑派，一类以姚鼐为代表，视《新
书》为伪作，全盘否定；另一类则以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对《新
书》抱疑信参半的态度。
姚鼐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贾谊〈新书〉》中说：“贾生书久不传
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　
其辞甚伟，及伪为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　
非传写之误也。”而且断定作伪者为“魏晋后人”，理由只有两条，一是《新
书·等齐》篇曰：“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
天子何加焉？”姚氏认为“易王后曰妃，自魏晋始”。二是《新书·等齐》
篇曰：“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然则所谓主者安居，　
臣者安在？”姚氏认为，“若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
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而伪
为贾生书及之，此必后人臆造，非事实也。”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
校本贾谊〈新书〉后》中批驳了姚氏的推断，他说“《新书》非贾生所自为
也，乃习于贾生者革其言以成此书耳”。并认为“萃而为之”者，“其去贾
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其规模节目间，要非无所本而能赁空撰造者”，“魏
晋后人绝不能为”，基本肯定了《新书》是贾谊的作品。
《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不全真”　
的主要根据，是“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
加以标题，殊督乱无条理”。对于这种说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
具体地进行了驳斥，他说：“班固于谊本传录其《治安策》，先言‘谊数上
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夫曰‘大略’，则原书固当更详
于此矣。传赞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　
颜师古注亦曰：‘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
要切者耳’，然则班固于其所上之疏，凡以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
他凡陈古义，不涉世事者，更无论也。故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
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后人于此数篇，童而习之，而《新书》
则读者甚寡，其书又传写脱误，语句多不可解，令人厌观，偶一涉猎，见其

皆不如见于《汉书》者之善，亦固其所。”“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
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
见者。”他认为，《新书》中的《事势》部分为贾谊自著，至于《连语》、
《杂事》诸篇，则为“与门人讲学之语”，“平日所称述诵习者”，“皆不
必贾生手著”。
最近几年，对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考辨和论述较为详明的专著，　
则有1982　年第2　期《文学遗产》所载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一文。王
文基本上附和了卢、余两家的观点，认为姚鼐的妄断是一因出于对“妃”字
在该篇该处真正含义（王氏认为应作“匹配”、“配偶”解）的误解，二因
没有估计到汉承秦制和诸侯王越轨自僭的可能性所致。在对宋代以前史籍和
类书中有关《新书》篇目次序和内容方面的著录情况分别作了考察后，王文
指出，今本《新书》和古本《新书》当同出于一个系统；贾谊的作品在汉代
以来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虽有散佚，但今本《新书》则保存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可作为研究贾谊思想及文学成就的根据。为了证明《新书》不是一部伪书，　
不是后人割裂《汉书》拼凑而成，相反倒是《汉书》选用了《新书》的材料，　
王文特地将《汉书》和《新书》的有关章节列举出来作了具体对比，发现不
少地方《汉书》所载不如《新书》更合情理，《汉书》称引的贾谊作品，有
明显删削《新书》的斧凿痕迹。该文还就《新书》所引《诗经》文字内容并
联系汉代传诗情况进行考察，从而证明《新书》为汉初作品，其成书时代离
贾谊不远；同时从贾谊受学渊源显系儒家，《新书》本身遣词造句又多有重
出之例两方面说明，《新书》中的《事势》部分出自贾谊之手，其《连语》、
《杂事》部分，除《先醒》、《劝学》篇外，也基本肯定出自贾谊之手，而
决非为后人所伪造。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贾谊《新书》的真伪之争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无
非是关于《新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今本、古本在篇目内容方面的差异；　
而班固对《汉书》中所引贾谊作品的联缀增饰，与《新书》本身在长期流传
过程中产生的遗漏和错讹，又无疑在客观上朝着相反的方向加大了这种差
异。尽管目前看来怀疑派似乎暂处劣势，但若就此断定争论可结束，则未免
为时尚早。不论怀疑派还是肯定派，要真正完全说服对方，都还须进一步提
供自己的确凿而充分的证据来，否则只能是“存疑”而已。
（彭年祥）　
《枫桥夜泊》竟何解？　
唐朝诗人张继用28　字写了《枫桥夜泊》，给后人留下一首吟诵千古的佳
作。但他没想到，他同时也留下一串难解的谜，引来许多辨析和争议。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此诗是这样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解诗的人一般又以为，这是诗
人游历苏州时所写的一首题咏诗，诗的前后两句写诗人泊舟枫桥之夜所看到
的天空、水面、岸上的远近景物，用落月、啼乌、霜天、江枫、渔火来烘托
客思旅愁；后两句借声传影，以声表静，写出一种美的静夜境界，深化了诗
意，给读者留以回味余地，生发无穷想象。
与此大相径庭，有人对《枫桥夜泊》作这样的诠释：乌啼、江、枫，是
当时的三座桥名：乌啼指乌啼桥，枫即枫桥，江则是指江村桥，现在寒山寺

前还有此桥。愁眠，是山名。于是，两句诗就成了这个意思：月亮西斜到了
乌啼桥下，满天霜降；江村桥和枫桥之间渔火点点，与愁眠山遥相对应。这
样，诗当然被“考证”得够彻底了，而作为一种对诗的理解，也不妨聊备一
说，但很明显，较之前一种理解，此诗可以给人产生的意境和美感，实在是
相差太远了。更何况，这些桥名、山名或许是后来因诗而来的呢。
诗的题目究竟如何，各家观点颇不一致。一说是《夜泊枫江》。唐代高
仲武所辑《中兴间气集》收入此诗，就题为《夜泊枫江》。夜泊枫江和枫桥
夜泊并无大的歧义，因为枫桥在枫江上，地点一致。而意见不一致的，是有
人提出枫江古为封江。宋代周遵道《豹隐纪谈》认为，枫桥旧作封桥，是宋
仁宗时一位名叫王珪的大官僚，书张继诗碑时将“封”改为“枫”的。与此
看法相反，宋人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则认为，是以前把此桥误作封
桥，而到王珪，才改正为枫桥。现在有人发挥周遵道的见解，以为“封”是
封锁的意思，封江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分水处，地势险要，是古代兵家必争之
地，隋唐时为了御卫苏州城，经常封江和封桥，于是就有了封桥和封江的名
字。王珪书张继诗碑，改“封”为“枫”，人们震慑其煊赫的权势，只得趋
附；后代因循相袭，又把唐宋吟咏封桥的诗篇，一律改“封桥”为“枫桥”，　
遂使“封”为“枫”取而代之。照此说，张继此诗题目应是《夜泊封江》。
诗中第二句“江枫渔火”也是一个疑点。有人认为本是“江村渔火”。
清人俞樾说：“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江枫渔火’四字颇
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考证
结果，“千金一字是‘江村’。”现在，有人又从其他角度对此加以论证。
如从植物生态学指出枫不能种在江畔，江边有枫是不可能的。有的提出唐代
到过苏州的著名诗人，如李白、韦应物、皎然、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　
在描写苏州景物的众多诗篇中都没有一个“枫”字；苏州的枫树是明朝时候
范仲淹的后代范允临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又证之现在有江村桥，当是好事者
取张继诗中“江村”一词以作桥名。而“江村渔火”，也正符合唐代这一带
是水泽渔村的地理环境。
前文说过，一般以为这是一首描写景物的诗，诗中流露了作者的旅愁。
然而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愁，主要是因人民的疾苦所引起的。因为作者看到“水
边荒凉渔村的打渔者为了求生，在霜天寒水中彻夜不寐地点燃灯火捉蟹”，　
愁得难以入梦。“江村渔火对愁眠”，一个“对”字，将作者和渔家联系起
来。这就使纪实苏州景物的诗篇有了现实性和思想性。
（闻泽）　
《长恨歌》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帝、妃故事见之于文学作品的，比比皆是。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甚广，最
为著名的无疑要算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了。他们几乎进入了
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如诗歌、小说、戏曲等，其中都有脍炙人口的佳作。
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属“千古绝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颂的长
篇叙事诗之一。但是，对于它的主题思想，历来歧见颇多。尤其是解放后，　
诸家蜂起，各抒己见，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国学术界曾为此开展过两
次大讨论。
第一次讨论在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期。从当时的各家意见来看，大体

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爱情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遇，以
及歌颂他们爱情的纯真的思想，在《长恨歌》中是“主导的，基本的”。白
居易通过李、杨爱情的描写，歌颂了那种同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
的纯洁无暇的爱情，这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　
无疑具有进步性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
精神情绪的表现”。诗中虽也写到李、杨的荒淫误国，但作者对此的讽刺和
不满，表现得并不显著。
二是“讽谕说”。不少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它“主要是
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展现了中唐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
面貌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其主要理由，一是此诗写于元和元年冬，从
白居易在这时期所写的对策和创作的《新乐府》，以及提出的文学主张来看，　
主旨都在联系社会现实，探讨历史教训，谴责李、杨的荒淫导致安史之乱，　
与“爱情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二是陈鸿的《长恨歌传》曾说白居易“不
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
全诗讽谕之意明显，尤其是上半段，着重在揭露和批判，吟咏、赞扬李、杨
的爱情并不是主要的。
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
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的承担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现实主
义的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
象身上集中了谴责和同情，恨和爱这样两种矛盾的思想情绪，不能不使作品
的主题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因为，一、全诗一方面
对李、杨两人的荒淫生活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
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与很大的同情。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二、就陈
鸿的话而言，就有着同情和讽喻这两个方面。所谓“感其事”，就是被李、
杨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与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玄宗因溺于
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以讽刺。三、是诗的前段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以讽喻为主，后段则多用浪漫主义手法，借李、杨故
事寄托着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长恨歌》是同情和讽喻的结合体，不
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和爱情诗。
第二次讨论从近年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不少研究者围绕上述诸说，　
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其中较为引人
注目的是“感伤说”。有人说，《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
的，它与中唐的文学创作潮流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体现着这个
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抒写着感慨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　
突出地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　
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的“长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
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兴盛，反而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国破国衰局面的“长
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也有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　
“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痛苦。”为此，他借历史题材，　
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遭遇，写了一曲凄婉
的哀歌。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此诗时，正是他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
次，白居易自己编集时，把《长恨歌》列入“感伤”诗类中；另外，诗中塑
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

（张兵）　
《无题》诗是政治诗还是爱情诗？　
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是
仅次于杜甫的七律名家。他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身上吸取了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精神，时而愤怒地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