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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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杜甫的七律名家。他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身上吸取了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精神，时而愤怒地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时而以委婉
的彩笔，曲折倾吐心中隐微无尽的愁思，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政治诗、咏史诗和《无
题》诗，其中尤以《无题》诗最具特色，是李商隐的独特创造。这些诗歌情
致缠绵，景象迷离，含意深邈，辞藻瑰丽，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自宋以来人
们就对它有种种揣测。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
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的诗道出
了对《无题》诗的理解是文学史上聚讼纷坛的难题之一。
李商隐以《无题》为题的诗15　首，仿效《诗经》，以首句二字为题的近
30　首，这类诗歌统称之为《无题》诗。关于这类诗他曾经解释说：“为芳草
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巧啭岂能本
无意”，（《流莺》）“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加之
李商隐这类诗歌，典丽有余，明快不足，读后余味无穷，而认真解释却很困
难，因此，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就有爱情诗和政治诗两种解释。
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爱情诗的看法较为普遍，例如对他《无题》
诗的代表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更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
相探看”。人们就认为它描写了执着的爱情在濒于绝望之中显出了无比强烈
的力量。李商隐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富有创造性的
形象来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不渝，已成为描写爱情的绝唱。《无题》诗中的其
他诗句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
相思一寸灰”，对于爱情的描写也深刻感人，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
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
但是，对于“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无题》诗，张采田《李义山诗辨
正》就认为“此篇为陈情不省，留别令狐所作”。认为是留别当时的宰相令
狐绹的诗。纪晓岚《李义山诗集辑评》也说：“此亦感遇之作也”。认为是
李商隐对自己宦途多蹇的伤感。何焯也认为是一首感遇诗，他说：“东风无
力，上无明主也。百花残，已且老至也。落句其屈子远游之思乎？”总之，　
他们都是把这首诗看作政治诗的。
又如，对“来自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
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
山一万重”这首诗，多数人认为它描写了诗人对爱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
而就对爱情产生了种种渴望的幻想。但冯浩却认为它是诗人怨恨令狐绹不了
解自己心情的政治诗，他解释这首诗说：“首章二句谓绹来相见，仅有空言，　
去则更绝踪矣。令狐为内职，故次句点入朝时也。‘梦为远别’紧接次句，　
犹下云隔万重也。‘书被催成’盖令狐促义山代书而携入朝，文集有《上、
绹启》，可类推也，五六言留宿，蓬山，唐人每以比翰林仙署，怨恨之至，　
故言更隔万重也。若误认艳体，则翡翠被中，芙蓉褥上，既已惠然肯来，岂

尚有托空言而有梦别催书之情事哉？”　
冯浩就是这样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的观点来解李商隐的
《无题》诗。朱鹤龄更是几乎把李商隐所有的爱情诗都说成是“美人香草”　
的“忠愤”之情的寄托。他曾说，由于当时“阉人暴横”和“党祸蔓延”，　
诗人“厄蹇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
语不可而漫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以无罪，而闻之
足以动。”他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尽管表面写爱情，而实际却都是“寄
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清代的程梦星及近代的张尔田、汪辟疆，对
《无题》诗的解释也都持这种观点。
在主张《无题》诗都是政治诗或都是爱情诗的观点之外，清人屈复有一
段透辟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
如‘日月霜里斗婵娟’、‘终遣君王怒偃师’诸篇，寄托明白，且属泛论，　
此可知者。若《锦瑟》、《无题》、《玉山》诸篇，皆男女慕悦之词，知其
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附会牵
扯。”屈复的这一段话比较符合李商隐《无题》诗的实际。李商隐的《无题》
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它取材广泛，内容多样，既有寄意深远的政治诗，也
有哀感婉艳的爱情诗，还有其他抒情诗，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其中某首具体
的诗章究竟是爱情诗还是政治诗，则随读者的审美思想、情趣的差别而见仁
见智，因而对《无题》诗的具体篇章的争论还会随着李商隐诗歌永久的艺术
魅力而一直延续下去。
（许山河）　
宋词中有没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分？　
“豪放派”和“婉约派”，原本是对宋词流派的基本划分，后来逐渐成
了我们平常使用的一种文学术语，它的意义已经越出了宋词的界域，但追根
寻源，人们却可以发现，这种划分并没有成为评价宋代词人的权威定论。“豪
放派”和“婉约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派”？这仍是
一个百冢争鸣、难归一统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认宋词流派的存在。施蛰存曾指出：婉约、豪放仅是
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
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宋人论词，初无两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
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
不同，岂得谓之同派？”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而吴文英徒众
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成是婉约派。何况婉约、豪放也不是对立面，尚
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清人郭频伽论词有12　品，杨伯夔又加了12　品，　
这24　种风格能够分别属于婉约和豪放两派吗？这些都只能称作“体”而不算
“派”。吴世昌则从北宋词的创作着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来风景异”、
“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这一类的豪放之作不满十首，根本谈不上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
印在什么集子里？他们认为，如果编写词史，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
大派。
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而且自
《诗》、《骚》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汉魏风骨，气可凌云，。。

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齐梁，职竟新丽，。。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　
仅
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实’为区别之标准而已”。李
白豪放，杜甫婉约，也是无可怀疑的。就宋代词人而论，“若东坡稼轩，就
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豪放派也。”他们认为，宋人即以婉豪
分派，俞文豹《吹剑续录》所载东坡词如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柳永词
如十七八女郎歌“晓风残月”，就是豪放和婉约两派的区分。明人张綎所谓
“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则，词写得婉约易，写
得豪放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如
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词有豪放、婉约两派。豪放同以范希文为首唱，　
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
为教主。”　
第三种意见别立一说，认为派有两种含义，即指流派也指风格，宋人虽
分婉约、豪放，但都是指艺术风格而论。宋人倒是以“雅”（闲雅、雅正）　
与“郑”（侧艳、俚俗）来分派的。艳词不等于婉约词，雅词更不是豪放词，　
应当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强以豪放、婉约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无
非是为了抬高豪放派。这样做对词学研究很有害：一来对许多大词人（如晏
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评价很不够，　
二来影响人们了解宋词真面目，三来模糊了许多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家在词
的发展史上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并驱争流的事实，四来不利于我们今天对
作家作品作具体科学的分析。
第四种意见实际上是对第二种意见的补充和发挥。他们认为，流派的众
多和风格的多样，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标志。宋词粗分有婉约、豪放两大派，　
但还可分得更细，“豪放派中，苏之清旷，辛之豪雄，亦同中有异；婉约派
中，周、吴的质实，姜、张的清空，亦区别为二，而周的疏密相间，吴的缜
密妍丽，亦可细分。”他们认为，豪放、婉约只是基本划分，它们之间也在
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且还有游离于两派之外的作家。他们不同意第二种
意见把豪放派作为词的正宗的提法，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五种意见是折中型的。他们认为“体”与“派”在我国文学习惯上区
别甚微，称体者，每可称派。一般看来，体多指形式与体裁，派多指风格和
品流。从发展过程看，往往先有体，而后产生不同的派。他们认为，宋词中
的豪放、婉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豹鸿沟，更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同一词
家之作品，二者兼有者多矣，没有必要也不可作硬性规定。
事实上，这些对流派存在与否的见解，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词学研
究的一些偏激观点而发的。胡适、胡云翼等极力崇扬词中的豪放派，他们把
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称为宋词的主流，而把以周、姜为代表的婉约派称为逆
流。解放以后，这种观点一直作为词学研究的流行观点，而胡云翼《宋词选》
作为代表性选本影响也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学者突破禁区，勇于
探索，对豪放派的正宗地位提出质疑，进而探讨了有关宋词流派和风格的种
种问题，活跃了学术空气。
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流派？对“派”与“体”应该如何理解？怎样评价宋
词才算是实事求是？这还有待于学术园地进一步的鸣放和探索。
（耿百鸣）

薛居正《旧五代史》今河在？　
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已经不是宋代薛居正的原著，而
是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先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
（以下简称“薛史”）问世以后，经过87　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　
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又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欧阳修死后，始由
国子监刊行，在社会上与“薛史”并行流传。清乾隆年间纪昀在《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中介绍“薛史”时说：“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诏学官止
（只）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
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
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似乎“薛史”在南宋时已不很
通行，到明代就绝版了。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有《旧五代史》一则说：“以余所知，明万
历连江陈一斋有是书，所记卷数与《玉海》合，见《世善堂书目》。清初黄
太冲（宗羲）亦有之，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全谢山（祖望）谓其
毁于水火。连江陈氏所藏，陆存斋（心沅）谓嘉庆时散出，赵谷林（星）以
兼金求之不可得，盖亦必为劫灰矣。”可知“薛史”并未绝版，在明清之际
尚有存本。
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薛史”忽又一度出现。张
元济在《涉园序跋集录》中说：“余微闻有人曾见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
京路转运司刊本，故辑印之始，虽选用嘉业堂刘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
刊报搜访，冀有所获。未几果有来告者，谓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国四年（1915　
年）三月售于某书估，且出示《货书记》相视。允宗，余敌人也，方其在时，　
绝未道及，及辗转追寻，历有年所，迷离惝恍，莫可究诘。”张氏所谓刊报
搜访，此项广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中也有刊载。第一次在1930　
年，题为“重价征募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第二在1934　年，题为“征
求薛居正《旧五代史》”。结果，“薛史”原书仍不见踪迹。
1982　年，商务印书馆纪念建馆85　周年，印有《张元济书札》一册，内
记张氏于1953　年3　月27　日致丁英桂一信说：“近闻《旧五代史》有出世之
信，可喜。吾兄想曾见之，敬祈指示，如能代觅，尤感。”为此，我曾去访
问过丁英桂老先生，据说“薛史”由汪允宗售与某书估后，不久即为丁乃扬
所得。丁乃扬字少兰，浙江吴兴人，曾任两广盐运使、顺天府尹、长芦盐运
使、两淮盐运使等职。丁乃扬死后，“薛史”下落不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79　年第2　期中又另有
传闻。据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出1　万元高价征求
过“薛史”原书，但一直没有人应征，后悉此书藏丁乃扬处，乃派任心白（丁
乃扬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书楼寻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铮《藏书纪事
诗三编》有：“丁乃扬少兰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旧五代史》，少兰殁
后，不知以何因缘归一彭姓者（郑逸梅《书报旧话》作“彭谷声”）。丁丑
之变，彭姓负书去屯溪，遄返海上，据述，吴湖帆、公孙翼燕尝为作《千里
负书图》，此事此人颇以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
籍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