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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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约她出来便是。宁波帮也常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小报和指南中。管理宁波堂子的是宁波老鸨和宁波堂差，宁波娼妓栖息并出没于五马路和大新街一带的旅馆里。尽管宁波堂子公然做生意，但并不纳捐，也不领照会，所以实际应算非法经营的私娼。同长三幺二一样，她们也在住处摆酒待客，欢迎客人去“做花头”，但若客人想同哪个女人销魂，就必须另开房间，因为她们的住处地方小，摆着厨房的家什更是拥挤，还散发着阵阵夜壶的尿臊臭以及给客人当点心用的宁波咸鱼咸螃蟹的浓烈气味。至少有一位上海作者评论说宁波堂子的饭菜闻着刺鼻，音乐听着刺耳。档次高的粤妓和宁波娼妓只认同乡，一般不与其他地方的客人打交道，起码语言不通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据说凡是迷恋苏帮和扬帮高等妓女的人都瞧不起粤帮。指南书中提到广东宁波娼妓必着重于怪异的地域特点，她们的衣饰、饭菜、乐曲、表演都略显古怪离奇。广东帮里还有原籍广东东部的女人。追溯起来，19世纪初期那里就已有女人来上海谋生了，在虹口一带和法租界专门做外国水手的生意。一则文字写道，在这些地区，“每到薄暮深宵，尝见白衣白冠之水兵，在该处蹀躞徘徊，意有所属。而她们亦浪声秽语，媚眼横飞，以施起勾搭手段。”每月卅号为水手领薪饷的日子，生意便格外火爆。这些女人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咸水妹”，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说指专接海员，有说她们出身船家，有说是广东话中漂亮妹子的音译。中文材料里有说她们身着奇装的，有说丑陋的，有说打扮精致的，有称道美丽的，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晚清时期的一部回忆录中提到咸水妹们“赤头大脚”，与那时穿着讲究、缠足的长三相去甚远。20世纪30年代以前，咸水妹只接水手。也许正因此，她们一出现在上海，其传播性病的可能性就引起外国作者的注意。1871年公共租界的卫生官员爱德华·亨德森一面谴责外国水手光顾的妓院肮脏不堪，一面辱骂外籍嫖客中的非白种人。他说这种设施“黑暗、肮脏、简陋，而在一切方面最最蹩脚的恰是马来人和黑人等常去的地方”。后来一则外文材料则与此相反，说是接近（白种）洋人才使她们干净，说咸水妹“比别种娼妓讲卫生，因为广东人爱干净，也因为她们希望招徕外国人”。尽管如此，她们与外籍水手的接触以及由此引起的性病蔓延还是引起了英国海军司令的注意。1877年时他要求上海开设一家性病医院，对广东娼妓进行检查和登记。这些女人没有被吓倒，她们反进一步利用贴着自己照片的医院注册卡当招牌，给自己拉生意。检查持续至1920年，此后持照的娼妓业从公共租界淡出，尽管废娼实际有多大成效很难说。外国作者认为，如咸水妹不通过卫生检查的话，对外国人是很危险的；话里的意思是，咸水妹正因是华人，才携带病毒。中国作者则有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妓女得性病是因为同太多的外国烂水手睡觉。有指南书说咸水妹一夜接客竟多达二三十人。还有作者将传染一词的词义扩大，不仅用以指传染性病，还指染上了坏作风：“因终日与外国水手交接，因此一切都染了洋化。”他告诫问津者说，咸水妹会处处作弄不懂英文和广东话的嫖客，对睡熟的客人会乘机抄靶，偷盗其钱财；还有，她们不说怂恿、至少也坐观外国水手与华人争风打架，于是他规劝去那里玩的客人定要先问明退身之路。从指南书上可看出，咸水妹是陪衬，衬托出中国高等妓女的风雅：　她们有一套套讲究的社交花样，让客人玩得开心；这些客人不只好赌、讲究吃的排场并期待着欢合，他们也爱好戏曲，喜欢清谈说笑。接触外国人并没有提高咸水妹在娼妓等级中的地位。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门户森严

指南作者在描述娼门等第时并不将这当作自己的创建，而认为那是娼妓本身所懂得并严格实行的一种制度。在许多以上海为背景并拥有本地读者群的娼妓小说中，作者们所表现的妓女都清醒地认识到门第等级的存在，无不处心积虑地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部研究娼妓小说的著作如此刻画那些虚构的名妓的“等级意识”：　长三瞧不起幺二，谓之“粗俗不堪为伍；……急吼吼，心黑，一副俗相”；幺二回敬长三，称她们“摆噱头，绷空场面，那点礼数不过是掏客人腰包的伎俩而已”。这也是野鸡瞧不起幺二的道理：　她们“一味地虚伪，骗人”。无论长三幺二还是野鸡统统看不起粤妓。陈定山在回忆战前上海生活的书中讲了一个名叫素珍的雉妓的故事。素珍长得很美，有“野鸡大王”之称。她是“住家”野鸡，有一所独院，外出搭客时乘坐镶银嵌铜的车辆，刻意不走寻常野鸡出没的地段。《晶报》常报道素珍的行踪，给予她往往只有长三们才享有的关注。画家郑曼陀与之过从甚密，用她做模特来画日历牌上用的美人肖像，没想画卖得出奇地好，画家出了大名，公众亦很想探听画上的女子何许人也。从前郑曼陀用的模特大多为高等妓女。等小报将他与素珍的韵事公诸于世，曝露了他使用野鸡做模特的事实，不要说好人家的年轻女子，就连长三幺二也一概不肯再让他画了，他上门也不见，还不买他的日历牌。商人也不从他那里买肖像做日历牌，转而去找他的两个学生。郑曼陀受到如此打击，改画风景，收入急剧下降。按陈定山的说法，长三幺二认为自己的肖像若是与低级得多的妓女的肖像在同一出版物中面世，太有辱自己的身份。那妓女再漂亮、再有钱也不行。就如讲述妓女生活的其他方面时一样，讲述者所关心的事与故事中人关心的事不可能分开。指南书中的高等妓女之所以有很高的地位，正因为她们懂得如何严把门户。客人是见多识广还是乡巴佬，谈话是妙语连珠、充满机锋还是戆大的闲扯，是精美地展示自己还是俗不可耐的招摇，这些在她们是泾渭分明。书中说她们与低等妓女冰炭不容，她们如此热切地作出这种区分，可能出自内心的忧虑，想保持住已在下滑的地位。但这也可能是缠结着旧时情怀的文人所用的修辞手段，借以道出他们自己的忧虑：　现在的世界上，旧有的界限在松动，再也不稳固，一切等级制度都在摇动。无论妓女是否与嫖客一起把守着娼妓等级的疆界，那等级却已经被流动的摩登的娼妓业冲得摇摇欲坠了。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零工式卖淫与摩登卖淫（1）

想在一种等级体系内囊括形形色色的上海娼妓业是不大可能的。许多妇女并不在妓院体制内从业。她们是性劳务市场的零散工，按需要在这里进进出出，挣些外快作为工资收入的补贴。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上海市政机关发的执照。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当局对于在妓院内外从事性服务的妇女进行注册登记方面做得很不成功。无照经营的娼妓人数等于或超过了长三幺二雉妓等等有执照的妓女。无照者有种种名称，如“私娼”、“暗娼”、“私窝点子”或“半开门”等。打零散工的妓女如其他的妓女群体一样，成分很复杂。有的差不多可以算小贩，有的是女裁缝，还有韩庄的庄花一类，衣着打扮像体面的上等人家人，在戏院里搭讪男人。此外，一般都知道通过中介人雇来的女佣同东家的关系是“日里主仆，夜里夫妻，一物两用”。指南书谈到高等妓女时，教顾客如何言行得体，免得出洋相（见第三章和第五章）。说到野鸡和其他低等妓女，重点便挪到如何规避纠缠和预防染病。假如指南的分类中包括兼职的和临工性质的娼妓，那么主题又有所变化。作者会用这些娼妓来告诫人们说，偌大的上海环境复杂，事情往往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地位是模糊不清的，想要在社交场上行为得体，就必须具备都市中人的本事，能透过表象看清实质。指南作者就派发自己充当知情者，传授要紧的知识。考虑到茶室女招待、舞女、按摩女、向导女、脱衣舞女等附带卖淫的职业激增，就需要对娼妓等级不断进行修订更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必要。（见图3）女招待、舞女等收取费用，做陪伴、娱乐招待及提供性服务；从事这些新兴职业的女子穿着西式衣裙，俨然一副新式的人上人的派头，迥异于旧时的名妓做派。她们做的是“摩登”的娼妓业，强调为工商阶级的人士提供实用的高效的服务。女茶役又叫“玻璃杯”，因所端饮料而得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她们为下等游艺场的茶客提供陪伴服务。（见图4）当年福州路一家游艺场的经营者发现雇佣女招待很能招徕顾客，于是这种特殊工种应运而生，对女性开放。互相竞争的游艺场纷纷辞退男招待，雇佣女招待。30年代时，客人要一杯茶，女茶役收取一两角的茶资，外加一角小费。指南作者说大多茶客心思都不在茶上，而女招待也被说成专长于抛媚眼，打情骂俏，“卖春”，给人捏来捏去。一位给妇女杂志撰文的作者间接地道出了这些女子与斥责其处境的改革者之间的隔膜。她说，“午夜，游艺场里的灯火熄了。……被玩弄的女子们终究去被玩弄了，在我们旁观的第三者，当然不明白被玩弄者的心绪的。”一则文字声言大多女茶役有十来个常客，30年代时每月可净收数百元，生意清淡时，还可与客人过夜挣到额外收入。还有些人则没那么高调，他们描述的女茶役不拿薪水，卖出的头六杯茶还需向账房倒贴钱，因工作性质关系，她们必须花钱买衣服和化妆品，经济上不堪重负，因此才同男人睡觉，可从他处“得到几块钱，或丝袜子高跟鞋旗袍料一类的东西的”。关于咖啡馆女招待和酒吧女的报道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好几篇文章特别提到，女茶役不受妓院保护，而在公共场所工作，所以不得不同直接控制她们的营生的地痞或曰“老公”维持良好的关系（包括性关系）。有时女茶役的故事还讲到她们原先是工厂的女工，同日本人关系紧张以后那些雇佣她们的厂子倒了，她们被迫走入现在这个行当，天天同男人打交道，而男人对之不过是始乱终弃。此类故事将个人所受的羞辱与民族的耻辱联系起来，虽说两者究竟是怎样的联系并非总能说得很清楚。20世纪30年代跳舞场在上海时兴起来，不少妇女也就应运当了计时舞女，其工作就是同买了门票进场的客人跳舞，还要劝客人买昂贵的香槟酒，她们从中可稍稍提点成。自有舞场以来，形形色色的女人都被吸引来做伴舞女郎，其中包括出完夜间的堂差来舞场挣外快的高等妓女，也包括下等娼妓，她们将舞场当作搭客的主要场所。刻画舞女生活的文字中最常见的是她们的辛酸与卑微。跳舞本身在西欧并没有什么恶劣的意思，“不过一到了我们东方，就给一般色情狂，或图利的商人，视作一种色情营业。”许多文章提到舞女的家庭往往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和战乱中备受磨难，她们只好选择此业以养活父母和兄弟姐妹。文中常会提到不时有舞客对她们动手动脚，她们只得忍气吞声；有的拼命想读点书，好离开舞厅；舞女时刻面临直接步入卖淫的危险。书中有时也写她们与其他一些出卖色相的“摩登”女郎一样，捏在老板娘或契约人手里，备受虐待，因此处境同那些有明确的妓女身份者并无二致。有的虽不直言，却用类比的方式委婉地暗示舞女的卑贱地位，如一篇文章就称：“舞女和倒粪夫，在绝不相同的上海环境中求生存，前者结束上海之夜，后者开始上海之晨。”一般认为，按摩女系又一类以服务业装点门面的变相娼妓。上海首批按摩院开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北四川路，请的是法国和俄国的女郎。中国的指南作者告诉读者说，那里所谓的按摩“完全是淫技的一种。所异于操皮肉生涯的，一则以手接触，一则以？接触而已”（问号为原文所有）。按摩院讲究卫生，一尘不染，因为“西人爱洁是天性”。华客或还可盼望“有意外的艳福哩”：“若是长得俊秀翩翩，我们在想尝洋味，她们也未尝不在想尝中味。”然该指南又下结论说，若是沉湎其中，“那无异简直作西洋浪女的玩物”，受她们的欺骗、耻笑，不谙西语者还“处处居于被动地位，活受罪做傀儡”。与“冒险家的乐园”一类作品中谈论洋妓的情形相仿，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探讨是通过关注西洋性工作人员的肉体而进行的。书中写到的欧美按摩女既是清洁卫生的典范，又会导致危险和屈辱，与之接触的中国人只有放弃主动性和控制权才有可能享受愉悦。中国按摩院仿效西式做法，按摩女多在西洋按摩院中做过助手女侍，有过训练。这些按摩院用“晶宫”、“迷宫”等名义在小报上刊登广告，按摩女也同长三们似的，取了香艳的名字。吹捧文字说“按摩女都是国产品，所以最合国人的胃口”。中国按摩院分土耳其派、俄国派、巴黎派和中国派等等不同的按摩方式，然其主业乃是性。据说按摩女为客人提供　“清”或“浊”两类按摩，“浊”也就是“开炮”或“手淫”。一指南书讥讽地说，“也有几家专门在按摩上用功夫……不过是少数而已。”按摩院成了激烈的警世言论的议题。一部指南警告说，按摩院只是将客人的病痛转移到身体的另一地方去，害他得了“风流病”；另一作者指责按摩院“挂羊头卖狗肉”。雇佣欧洲人的西洋按摩院公认十分洁净，与之适成对比的是，各大报纸所报道的中国按摩院则是设施肮脏，按摩女的白色工作服已变成了“土灰色”。有一篇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声斥“一个丑陋畸形的社会制度”，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使按摩女郎成了“变相的娼妓”。文章解释说，在按摩院做的女子生活还不如公开的娼妓，因为她们没有正式的薪金，只靠一点小费。描写她们的文字与描写雉妓类似，说她们也受到狠心的“变相老鸨”的榨取，如果没做到生意或挣不到什么钱，“皮鞭沾水就会光顾到她们头上。”写中国按摩院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