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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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头饰（妓院的娘姨到体面人家去租借之举颇有颠覆性，因为娘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户女人的独立经济来源）。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阔气的客人不显身，或者并不总能大手大脚地花钱，那么妓女和娘姨阿姐就倒霉了，可能连首饰的租金都付不出。还有一种情形正好相反：客人想讨某妓女欢心的时候会送给她贵重的珠宝首饰，等关系冷却下来又会讨回首饰；此期间如妓女为了应付开支将首饰典当出去了，客人就会威胁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时，《时报》报道说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黄浦江了，其实她就是遇到了这种尴尬。摇舢板的船工将她打捞上来、交给警方后，她解释说，自己为了付医药费，将一个客人的馈赠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时限日要她还东西；现在大限已到，还不出来，便只好一死了之。（负责此案的警探将她交给同一妓院的两名妓女和两名娘姨照看。）在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成了时尚的风向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报经常点评妓女年年更换服装颜色的习惯，例如几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现在成了注重时髦的女子的标准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纪初，西式时髦已成为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来品的照相术已被接受，19世纪末上海名妓更是争相拍照留影。从前妓女对镜作自画像、并将画像赠予相好嫖客的传统，这时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们用自己的肖像照装点房间，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给客人。这样的照片还能直接从上海的照相馆里买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为显性的存在（但不见得使她们变得更可亲近），照相术也使妓女的形象更准确更多样化。许多高等妓女试着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饰拍人像照。1917年的一部影集中（见图5—14），兰云阁身着绣花袄，头戴珠宝饰带，端坐在盆花的中央，及地的裙裾下隐隐探出一对金莲。沈宝玉照片的背景也差不多，但手执羽扇。琴寓穿的是中式的绣花丝袍，还镶着珍珠花。有几位全套戏装，摆着戏中人的架势，还有的穿着不过分讲究的中装，不过四周装点着精美的物品：一本书，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围棋等等。秦楼、花四宝和筱青楼则是维多利亚仕女打扮，戴着饰花的草帽，穿高帮皮鞋，佩网眼花边、蝴蝶结，还有翻毛领子，这样的装束虽不普遍，却也不算罕见。影集中有好几位女子手里拿着西式装帧的书籍，还有一群坐在一辆早年型号的轿车上（据说妓女还学会了打西式台球，虽说书中没有表现她们玩台球的照片）。许多照片中的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如西式外套罩着高领旗袍；头上是英国工人经常扎眼地戴着的那种鸭舌帽，身披中式的紧身坎肩；戴发套、穿束腰坎肩和宽松长裤的女人坐在琴键前。这一年时兴的冬装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滚边的绣花缎面斗篷，下一年就不兴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说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上桌不必脱去。一些上海妓女显然也好女扮男装，虽说这一点在花影中并不突出：她们偶尔会穿男士戏装（中式）或生活装（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学生装或绅士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了她们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装并没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们的选择机会，使她们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惟一无法跨越中西文化的女性标记就是缠足。许多照片中人是小脚女人，她们只穿中式衣服。1917年的妓女影集中有一篇小传提到，西洋风气传进来后，已不时兴缠足了，现在嫖客讲究的是妓女的腰有多细。小传中又说，尽管如此，有的妓女仍是日日缠足，有的客人要找的仍是缠足的女子。涉及娼妓的资料中不大说起裹脚的事情，这也部分地反映了资料对娼妓的肉体基本不予描述的情形。文字资料中的描写集中在服装、容貌、优雅的步态以及活泼或缄默的脾性。高等妓女的自我展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取花名。妓女的职业生涯有许多重要关头：初进妓院，调换地方，自己开业，或做了一段小老婆后重新回来做妓女；这时她们同上流社会的男人一样，会给自己取新的名字。例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小玲珑老七”搬到天津去后，改名叫“爱温”；回到上海，又选了“年年红”做名字。有的妓女在使用一个花名时红起来了，有时就会保留这个花名。世纪之交有个名妓给自己取名“林黛玉”，用的是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那柔弱多病、爱使性子的女主人公的名字。1923年有一英文文章解释说，妓女取花名喜用表示细巧、美丽或香艳之物的字眼，如胭脂、桃花、翡翠、牡丹、明月等等；文章还说，“体面人家的女子是不取这等名字的。”女人也可“选择表明何时入行的字眼，如‘十三旦’。”尽管作者断言，有审美情趣的字眼“用到风尘女子的身上便俗不可耐了”，然而许多名字听上去很像吟诗作画的文人士卿所用的字号。有的用“斋”名，有身处某地方的感觉，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开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会学着士大夫的派头起名“吟诗小筑主人”。小报上有一条评论劝人别拿这些地名太当真：取名“金银楼”的妓女不见得有成堆的金银，叫“花月阁”的未必如鲜花似明月。反之亦然。取名“陋室”的年轻妓女不一定相貌平常、居室简陋，其实这名字反倒衬托出她的风雅。


第三章　妓院规制浓妆艳抹的尤物：妓院里的先生（2）

高等妓女的花名还往往表明她与其他妓女的亲缘关系（血亲或收养）或族谱上的关联。名妓年纪大了，会找一个或收养一个下手，她会给新来的取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如“李双珠”的养女就叫“小双珠老二”，“沈玉英”的新助手名“小沈玉英”。（一篇文章评论说，别看她名小，调情的本事可不小。）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如果几个妓女在同一妓院一呆好几年，那么她们会用同一个名字，只在后面加上排行“老大”、“老二”等等，如此一直可排到“老九”。有时一所妓院的妓女用同一姓氏（如张素云、张宝宝、张老云等），或是共有一个辈分名（如张老云、张素云、张雅云等）。这时小报便以“三陈”、“二凤”（高凤、青凤）称之。一指南书抱怨道，妓女“多有同时同名者，以致寻芳访艳之流辄为之误入桃源”。共同的名字表明生意上的关联，但不一定是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关高等妓院的书文通常聚焦于一个有着繁缛社交礼仪的小世界，整个过程由色艺双全的女子引导。但是，当作者们谈到取名问题时，文章便透出了哀其不幸之意。作者们解释说，妓女起了花里胡哨的艺名，其本姓便隐去了；他们猜测说，起名背后可能是不想让人从她现在的生活追寻其身世，或者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自家身世。1917年的一部指南说，　　　　

海上妓女多隐其本姓，于名则随意命之。……歌姬以千万计，而求其标用真名者，百不得一。其意得非谓身既娼矣，亦何必以本姓示人，或以本姓询诸个中人，咸若讳莫如深，不欲泄流。更有自幼为匪人远方拐骗而来，鬻入勾栏，即本人亦实不知其系出何家者。　　　　

这些阴郁的评论表明娼妓生涯或许背负耻辱、隐忍失却之苦，这在赞赏性文字中是难得听见的调子。然而，究竟谁是这场痛失本姓戏的主角？痛失姓氏有父慈女孝、悲惨地从家庭的怀抱中被夺走等弦外之音，但是，这出苦戏究竟关乎妓女、还是以诗文对其表示倾慕的人，却实在是不清楚的。同有关娼妓生活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资料中传达出某种情感，却不说明那是谁的情感。梳妆打扮得体、身着华服、有雅致的花名的妓女在装饰精美的妓院里亮相。大的妓院可有几层楼高，楼下有门廊和摆宴席的厅堂，楼上楼下都是一间间挂着门帘的小屋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门上方的窗上挂一盏灯，客满了就将灯取下。19世纪的游记不光写妓院里的女人，它们几乎同等地关注妓院陈设之富丽堂皇，以及这种优裕的环境所唤起的愉悦之情。1893年时，池志澄写道，青楼　　　　

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银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概。　　　　

妓女的房中可能摆着一张藤睡椅（“其上任客小眠最为适意”），或是“罗汉榻”，那是专为吸食鸦片用的、双铺的精致卧榻。房间的陈设风格年年不同，就以灯具来说，“向以玻璃为贵，嗣行羊角灯，旁缀以珠，继又广行书画灯，每房四盏，以白绢上书诗词，间以着色花卉或山水。”西式图案的墙纸也甚为走俏。布置讲究的房间要摆四个果盘，每个妓女有一根金银水烟筒（后来烟筒被价格很贵的卷烟取代）。妓女房间的摆设和她身上的珠宝一样，往往是客人赐予的：陪他过夜的人以及他过夜的房间都要可心宜人才好。客人不称心了，发怒了，会叫妓女还回“他的”珠宝；同样，客人发脾气时会将妓院的精美摆设砸个粉碎，或者雇流氓来砸。指南书和主流报纸都提到，客人出于嫉妒或为别的不顺心，会在妓院大打出手，将招牌、家具、花瓶、镜子等统统砸个稀巴烂。老鸨也毫不含糊，一准将动手的客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高等妓女大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活动，如饭馆、书场、戏院和大妓院中的宴会厅等，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那就是她的房间。房间不只是容纳性行为的空间，它也是亲密的社交酬酢的场所。“房间”是妓院生意中进行商谈活动的小单元，指南书中有许多同“房间”相关的切口，就说明其重要性。老练的嫖客应该懂得、并能适当地使用这些切口。住家妓院或大场户的妓女先要“包房间”（租房间），然后要“裱房间”（糊墙纸），并“铺房间”（整理、装潢）。如果妓女房里已有客人，佣人搞错了又要领客人进来，那么妓女就要高叫“领房间”（领到［别的］房间去）。也就是说，后来的先请到别处等候，待她有空了再来迎他。遇到这种情况，客人也可以“借房间”，即到另一妓女的房间去等她。但假如先来的和后来的客人正巧是熟人，便可以“并房间”，两人共与一位妓女说笑。如果好吃醋的客人听到又有客到，或许会叫“病房间”，也就是不到天亮不撤出的意思。精明的妓女会设法避免尴尬的局面：她会很得体地请走第一位客人，再接待另一个，这就叫“腾房间”。如果她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场面，有了一班常客，便可“调房间”，也就是到条件更好的妓院去包房间；不过妓女掉价、往下处挪也可叫“调房间”。客人不称心了，可能会来“打房间”。妓院新开张或过年的喜庆活动中会请乐师操弦佐曲，活动完毕，乐师会到一个个房间去为妓女奏一曲并讨赏，这就是“扫房间”，有开门红、开年红的意思。所有这些围绕着“房间”的活动都是社交活动，没有明显的性行为含义。只有两种切口指更为亲昵的交往，但那是在妓院以外的地方进行的。在旅馆的房间里召妓侑酒、酬唱、叉麻将叫做“开房间”。在旅馆叫堂差，坐局时间比在菜馆的堂差稍长些，客人正可以利用机会“寻寻开心，亦可增进双方的热度，又可以窥测对方的情意”。一部指南书为客进言道，一旦开了头，没准就会结成乐缘，常常销魂哩。比“开房间”再进一步的，就是在僻静的地方租一间“小房子”，双方便可日日在此幽会。作者劝有心寻艳的客人将此小房间装点得漂亮些，但也不必太过铺陈。对妓女和客人双方而言，“房间”都是进行社会交往和商讨的场所。妓女做得好，就会调往越来越好的妓院房间，灵活自如地疏导客流，令各方满意，有时还能自己开住家妓院。成功的客人则希望施展娴熟的房间礼仪技巧，将负誉的妓女从妓院拉出来，让她脱离身在妓院房间所必须恪守的生意上、社会交往上的职责，将她带进只有他独自可及之处。


第三章　妓院规制妓院的服务

高等妓女的日常活动中，性关系占相对次要的位置；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一日从中午开始，按照同客人的亲疏程度安排会面和活动。下午她可能就呆在妓院里，抽烟、打瞌睡、缝衣、结绒线、画画、喝茶，但也可能去会一个熟客、上街购物，或在妓院外租来的房间里同他会面。傍晚时分吃中饭，化妆，准备好出堂差、赴筵席；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走红的妓女则应酬时间还要长。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车兜风；到了20世纪20年代及后来，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厅。黎明时分她上床睡觉。　　　　

叫局和出局　　　　

有个西方的评论者写道，“如果我们能相信中国书中的证据的话”，　　　　

　　　　　

一帮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简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时期——约从1870年到1926年的国民革命期间——那么享有盛誉。　　　　

　　　　　

“社交场合”可以是菜馆、酒肆、茶馆、戏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这样的场合，提供娱乐消遣，使男人们的饮酒、看戏、牌局或谈话等活动有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亮色。　　　　

对场面上的男人来说，必须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这种社交仪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须酬应如流，才会使活动又得体、又愉快。召唤妓女到妓院以外的场合曰“叫局”；叫局的办法是差遣戏院、酒肆的侍应将红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娱乐消遣场所雇用了专门送局票的人，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妓女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轿子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