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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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出现的社会工作人员则还要假以时日才可能认识到，卖淫活动即使不是一种工作，至少也是带来收益的活动，而且比从业者能得到的其他选择看上去更有吸引力。我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分析家认为不适宜的说法，并不是想论证做娼妓“确实”是一种劳动，而中国的评论者还都笼罩在虚幻的意识中。我的意图其实是看看人们选择了哪些说法，又排斥了哪些说法，并要问为什么人们会作出如此选择？当代西方有关娼妓问题的论争同样是由诸如此类的选择所产生的，对它们同样值得作历史的分析。西方的争论并非判断中国的争论的标准。正如中国的评论者清楚表明的，他/她们对卖淫嫖娼问题的表述涵盖了许多问题，不仅有劳工问题，也有性（男性和女性）、疾病、婚姻市场、拐卖人口和本地的“现代性”建设等等。但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在收容教养所以外的地方能够更清晰地听到中国妓女这个下属群体的声音的话，那么她们有可能比管教她们和研究她们的人更会使劳动的说法凸现出来。上海虹桥饭店30层楼迪厅中的女人，当她们冷静地同顾客接洽并交涉价钱的时候，是那么专心致志，那么严肃，人们完全可以将她们的表现和工作联系起来。再者，如果性学专家潘绥铭是对的话，那么娼妓们自诉她们的职业挺没意思，甚至心离得很远，这也是人们在工作中常有的心态。潘绥铭评论说：　　　　

同卖淫妇女的谈话中……发现大多数人形容自己的经历时说“厌烦”、“无所谓”、“没别的办法”、“只好忍着”……现在有个笑话，说有个妓女叫她的客人“头别过去点，我在看电视呢”。　　　　

潘绥铭比任何其他中国学者都更接近于对卖淫作出劳动市场的分析，而这仍是通过一则笑话传达的：　　　　

一家三口正在谈论卖淫嫖娼问题。丈夫说，“某某市的一个妓女做一次就拿到我三年的工资！”妻子立即说，“那就绝对不找妓女。”没想到女儿说：“我去干这事吧。”


第十一章　管理者可用的过去（1）

在卖淫嫖娼的问题上，20世纪末所创构出来的“可用的过去”有几个层面。最合乎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出版回忆录和讲述历史的文字，谈从前娼妓业造成的破坏和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成就。①这些主要是歌颂政府成绩的著述重点写出改造的过程，即使谈到1949年前的娼妓业，也只是为了谴责其压迫和可耻的性质。但过了不久，官方的另一项出版计划既充实了也部分地损害了这些对往事的叙述。许多地方组织同时承担了这个新的项目，全面写出本地城市在民国时期的旧习和罪恶，成果一律加上类别标题《旧［地名］的烟赌娼》。②虽说编书者毫不动摇地反对这些罪恶的习气，但书中却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这些习俗本身，而不是详述取缔和改造的过程，反倒使现在的人更容易想像从前的情景了。③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在中国有漫长历史的娼妓业，重点放在更为久远的过去。1988年，孙国群发表了《旧上海娼妓秘史》，重点描述1919年以前的娼妓业，书中大量引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赞赏高等妓女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资料。她本人写的序言也表现出对论题的矛盾态度：她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这一罪恶制度”，并引用了恩格斯论娼妓与私有制关系的话，但是她以从前福州路上淫业的一景开头，这景象色彩鲜艳、生动活泼，写得引人入胜，甚具诱惑力。④1990年武舟的《中国妓女生活史》涵盖面更广，从古代开始一直写到毛泽东之后改革的头十年。武舟的兴趣在于“传统女性文化”史中的娼妓话题，这个观念的形成反映了改革时期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学研究者认为，历史和现时一样，是具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历史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有重大影响，武舟以高昂的激情，强调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她论述说，现在在中国出现的卖淫嫖娼现象不应视为“洋货”或改革后的“新产品”，而应看作是过去时代“娼妓文化残余”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再兴盛。⑤当代的对话历史、回忆与怀旧这种说法乍一看很陈腐，好像在重复共产党一再所说的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封建残余”，而到了20世纪末，这一陈述本身似乎已显得越来越荒谬了。但如果变通一下，我们就能读出不同的意思来。武舟要强调的是历史的重要性，只有对过去进行严肃的调查研究，才能使人们认出（并消灭——如果想这么做的话）过去在今天留下的痕迹。为武舟的书作序的前辈学者马积高特别强调了娼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他承认古代的娼妓对“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做出了贡献，并哀叹清初废官妓后以卖淫为主的私妓的扩张，但仍断言“中国妓女这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相联系的，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他还指出，妓女的历史同城市的发展也有密切关系。当然，历史上娼妓的这些积极方面不能同现状混为一谈。他指出，“到现代，妓女则已成了腐蚀社会的毒瘤。”⑥就这样，历史上的娼妓挽救出来，发现还有些价值，但历史和危险的堕落的现在截然有别——凡是读过民国时期怀旧文字的人对此举动是十分熟悉的了。1995年单光鼐写的《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在武舟的综合研究基础上作了更新和扩充。该书的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公安机关和妇联的支持和协助。⑦这部厚实的书头200页梳理历史资料，另用150页很尽职地写了香港和台湾的娼妓业，并将下限拉至现在（就这样在“中国”之构成的问题上表明了必须表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书的核心乃是其第二部分，即80年代中国大陆的娼妓问题。单光鼐说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他认为“娼妓既然是私有制的产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会产生娼妓的，原因在于大陆有其存在的“种子、土壤和气候”⑧。“种子”包括社会流行观念，其中不少观念和民国时期的改革者所谈的问题差不多，如“笑贫不笑娼”、“饱暖思淫欲”；又如将童贞的价值抬得如此之高，乃至女人一旦失去童贞就认为自己一钱不值了，会破罐破摔、成为娼妓；还有视女性为玩物的思想等等。“土壤”的成分有城乡差别、持续的贫困、贫困文化的绵延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等。“气候”包括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国际环境的刺激、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控制体系不能有效起作用，以及中国人这十几年中性观念的改变。⑨单光鼐的著作在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探讨根本原因等方面，使我们想起20世纪20、30年代改革者的著述。这部著作也使用了20世纪末性学研究的程式，对人们的性行为方式提供了详尽的技术性的说明。⑩第三种类型的文字即直接翻印的1949年以前的娼妓业史料。这属于一个大的出版计划，重新刊印文化革命中及更早的时候被禁、被焚或已停止流通的书籍。其中就有王书奴那部学者型的《中国娼妓史》，它最初发表于1935年，1988年重印。负责重印该书的上海出版社在简短的前言中解释说，社里将重新出版发表于晚清至1949年间的专著，这些书受到了西方传统的影响，都致力于作专门研究。于是，（在此前言中根本未提及的）娼妓问题找到了位置，成了专项研究中的合法对象。虚构作品也重新印行。到了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开始重印清末民初写高等妓女及（或）揭露妓院状况的经典小说，如《海上繁华梦》和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等。按广告的说法，重印这些是为了让一些在写作技巧上没有受过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作者的作品得到流传。在这个重印系列中的小说原是清末民初报纸上的连载，重印目的如《海上繁华梦》之序所言，“是为了使读者了解那时的上海滩［Bund，巍峨的外国大厦林立的外滩，在此意指整个半殖民地氛围］与上海人，并为学者与有关［政府］部门提供一种研究旧上海的有用资料。”丛书的序赞扬作品中对旧上海的典型人物所作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政客、赌徒、洋人、革命人——还有妓女和嫖客。就在序言痛斥上海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这种谈问题的方式就已经将娼妓以及用小说笔法记录她们生活的人当作了历史上严肃的演员了。


第十一章　管理者可用的过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