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


第一章　导言：认识与记忆讲故事

任何关于过去的书都会有一种分量和沉甸甸的质感，使之显得充实而具权威性。这样的书无论在组织结构上做了什么试验，总少不了开头和结尾。选择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一段历史，其实仅仅是选择而已，记住这点是很有用的。作者所作的决定可能大不同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些制造了事件、观察事件或评论事件的人心目中的合理决定。这个故事的疆界就像所有的边界一样，是人为设定的，但也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危险的愉悦》从19世纪后期大量的殖民备忘录、上层人士的回忆录以及游记开始写起。之所以从这里开头，是因为此处的文字痕迹变得浓重起来了，有关性和社会性别同中国现代性问题之纠缠的争鸣也变得清晰可辨了，至少在我这样的现代人耳中听来如此。其实故事的起点也可以再往前推半个世纪，那时上海刚刚开埠。主要使用19世纪材料的叙述会有不同的重心。本书的下限设在20世纪的后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娼妓问题再次引起论战；二来当代的议题及其历史的回声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再者也因我不具备超人的洞察力，又非决策者，所以我在提供预见或推荐政令方面无能为力。我与少数探讨娼妓问题的中国学者不同，我不打算将娼妓业的起源定在中国历史早期，虽说我认识到久远年代的回声造就了许多中国人理解近现代娼妓问题的语境。我与现在中国的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也不同，我不以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运动为结束点，尽管我会讨论这次禁娼运动，那是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然而，我仍十分留意中国人在参与讨论和评论娼妓问题时，如何在变动的历史过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我密切地注意他们吸取了什么教训或向别人推荐什么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后来怎样被一再重复或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虽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却也意在表明，就这个特定的题目还能锻造出别的故事来，而别的故事的可能性本身又同别的历史密不可分。本项研究跨越（通常是严加把守的）虚构与非虚构文字的界限。文学资料是正当的丰饶的领地，可供历史在其中爬梳翻找，尤其是追溯对名妓的讨论，因为许多指南书和回忆录的作者也是报纸的编辑，他们又以高等妓院为背景创作小说，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描写了名花。张春帆、毕倚虹、孙玉声、周瘦鹃、包天笑等作家自由地穿行于不同的文类之间，他们的作品正可用来审视不同的体裁程式如何使名妓与客人的故事有不同的再现，也就是说，可以审视历史记载如何被文类的规范所塑造。我的研究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在各种非虚构性文字体裁的领域，虚构文字方面也断断续续地用了一些，但说不上是全面的检查。我依靠的是短篇小说和黑幕小说，对主要的名妓小说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熟练的技巧，能对这样的文学作品作有力的阐释。但是文学学者对名妓文学、对写爱情、犯罪和黑幕之类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故事的研究，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从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我的研究只限于上海，只是在追溯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关于改革问题的全国性争鸣时才会提到其他地方。抬高或贬低上海的人士都喜欢唱上海特殊的调子；确实，上海并不是中国，我写的娼妓史是地方的、有限的历史。人们可以写其他地方的历史，如北京的、广州的、天津的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历史。在这项花了将近十年时间的研究完成之际，我如释重负却也不无依恋地将这些城市托付给别的研究者。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愉悦、危险、干预以及当代的对话。读者看到这里时，第一部分便已读了一半了，下面还有一章“分类与统计”，谈上海娼妓业等级制的创建，将会剖析各种类型的娼妓，并探讨对于构成这样一个等级体系并厕身其间的人来说，特别是在娼妓业变得“摩登”起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出现了什么关系到危急存亡的问题。第二部“愉悦”谈男人笔下讲述的高等妓女生活，写名妓的男性最在意的，是展示自己的风流文雅。下面各章分别从几个侧面讨论高等妓女、佣仆、嫖客和鸨母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妓院规制”视高等妓院为复杂的社会与商业机构，在此地，男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受到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矩的制约，而男人的行为是否得体合宜，要由名妓来仲裁。第四章“情感事务”讨论名妓与客人在性交往中的交涉和感情问题，其结果往往是妓女被纳妾、离婚、回头做妓女、再次当妾。第五章“花招与伎俩”突出了在指点恰当的行止的书中所透露的劝诫意味，对不够老练不够世故的客人而言，等待他的是重重险境。第六章“职业生涯”审视作为公众人物的名妓，她们的故事在都市各阶级中流传；这一章还追溯了名妓之间的关系网络。总的说来，这部分描画的是造就社会上层愉悦感的体系，其中有许多情景是以怀旧的心境记录下来的；我试图从那样一种体系安排中考量名妓，她们既是实力派演员，也是从属他人的戏子。第三部分“危险”转向另一类文字，其中娼妓（通常是位于高等妓女之下的娼妓）既被描绘成牺牲品，也被说成是危险的化身。第七章“人口买卖”描述有关绑架、买卖妇女问题的文字记载；这一章要问的是，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许多娼妓同自己的娘家和夫家保持着密切关系、其实还帮助支撑了娘家和夫家的情形下，为什么在有关上海娼妓的故事中，拐卖成了最常见的主题。第八章“法律与混乱”追溯日常的管理制度（与之相对的是提倡妓女登记注册或主张废娼的短暂运动），并注意到娼妓如何利用法庭。第九章“性病”审视作者们如何越来越强调淫业、性病和中华民族的健康之间的联系。第四部分“干预”检查20世纪的改革者和管理者如何力图将娼妓问题同国家实力的衰退联系起来，又怎样努力振兴国力。第十章“改革者”讨论从清末到日本占领期间出现的种种改良理论，其中有些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所有的理论都持民族主义的主张。这一章还简要地审视了改革社团的活动，它们做的事情也预示了后来国家对娼妓进行的再教育。第十一章“管理者”所描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里的各种运动，如提倡对娼妓发营业许可，主张废娼并推行检查制度。第十二章“革命者”检查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发起的运动，它的成功致使上海公开活动的娼妓销声匿迹近30年。这三方面的努力中都能看到两种愿望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想通过教育和就业等手段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增强国家民族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想让妇女回到（被认定具有保护作用的）一家之主身边去，从而使国家安定。第五部分是“当代的对话”，讨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卖淫嫖娼在中国卷土重来所引发的激烈争辩。第十三章“命名”、第十四章“解释”追溯了娼妓业新形式的激增，同时还要从两个方面考察这个时期如何形成对娼妓问题的表述：　它同解放前和毛泽东时期的历史的关系，以及同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未来的关系。最后一章“历史、记忆与怀旧”将娼妓问题的再度出现视为一个历史话题，一个关于解放前的记忆的会聚点，也是一个文学艺术再现的问题。历史学者总是要将事情缕出条理、头绪来（这与我们那些文学近亲兴高采烈地打乱秩序的做法恰成对照），因此我在这里试图讲述一个井然有序的故事。有条理有顺序，并不等于就是讲一个直线行进的故事，如何从黑暗大踏步走向光明（甚或是倒退，再次回到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黑暗）。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要鼓励读者翻越过这些资料，回头想想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去想像一下史料中的知识是怎样获得、怎样纳入记忆、怎样被重新创造、又怎样被讲述出来的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几种不同的语域中阅读和聆听，如此或许就能开始懂得娼妓的声音和行为，当然那是在同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之关联中方可加以识别的声音和行为。我们也许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在娼妓业的外形和构造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我们能识别妓女的声音在哪里形成合唱，哪里形成对位，哪里又出现了显著的不和谐音。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追寻其他人的文字、言谈的轨迹，看他们怎样在话语层面上使用娼妓一词。在都市的上层和普通居民想了解自己的位置、想理解身为20世纪中国的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对文雅举止、体面正派、政府、甚至是国民性等不断变化的意义进行了论辩，其中就突出地使用了娼妓这个符号。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分类

上海妓女多为贫寒的做工人家和家道中落的中上等人家的妻女，虽说其境况不一定太差，可无论在当时还是从前，她们基本上总是处于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等级的底层。①然而要论她们的从业条件、生活境遇以及个人在上海风流场中的地位和名声，其间的差异甚巨，乃至用“妓女”一言概之显得有失妥切。上海的娼门依嫖客的阶级地位、买卖双方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分出了高下档次。旅游指南和改革者都描述了妇女从事娼妓业的一系列安排：　女人可以被卖给或抵押给开妓院的业主，可以事先讲好怎样与老鸨拆账，或者自己行业。②同“自由”经营自家身体的私娼相比，卖给妓院或典押给妓院的女人自然是不大好拒绝接客的。③高等妓女提供陪伴侑酒、歌舞表演等社交服务，虽说也有卖身之事，但并非总是以性服务直接取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居于行业下段的妇女，她们的主要服务内容便是经常的不讲究形式的性交了。20世纪上半叶，行内等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档的长三妓院也好，街头拉客的也好，都面对着向导社、按摩院和舞厅等诸多新建场馆的竞争。要谈这一阶段的娼妓业，必须跨等级、跨时段地探究各种不同的从业环境才是。娼门并无清晰可见、各有确定地界的等次之分。如有等级，不如说那是一系列作者共同的或交叉重叠的想像性描绘之产物，是男人（或以男人为主）的认识、回忆、分类、统计的结果。对许多作者、尤其对书写名妓者而言，划分等级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怀旧，就是分门别类地记载他们感到业已消逝或已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感怀旧时、历数上层妓女生活的同时，也透出对数量激增的下层卖淫女的鄙弃或惊恐的态度。对另一些作者、尤其是书写马路拉客女的人而言，分类行动本身便成了揭露丑恶的手段，用来警醒市民，令其关注并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说娼妓业的分类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像之中，并不等于否定高级妓女“真的”分出过清晰的等次。她们确有等次，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她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有时相互之间门户森严。当我说分类是想像性的产物时，我想指出的是，那些书写娼妓业的男子在描述业内情况的同时也就为之设定了等级。对他们来说，等级就是次第排序，这不光是给不同的类型命名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阐明高等与低等的关系。作者们正是通过建立等级范畴、确定各类别的重要程度、构筑不同等级之间的边界并以话语形式巡视把守这边界，才使不同的等级得以凸现，并使之成为上海生活的一大特色。等级的构建又是通过一些现成的叙述步骤实现的，作家之间亦步亦趋，互相印证，反复叙说，往往一字不差。有四个步骤最为重要，即划分地界、统计数字、区别类型、区分地域。然而，即使最详尽的分类也无法穷尽五花八门的上海性劳务状况。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妇女在性劳务市场进进出出，形成了非正式的临短工队伍，而新形式的色情服务则在按摩院和舞厅等场所迅速扩展。因等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焦虑沮丧始终是民国晚期文字中的一个主题。等级制度虽不是稳定的范畴，但已成为人们的一套共识，并对上海妓女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社会影响；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等级制度。这里出现了我们能否听到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人们其实不可能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