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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民俗概说 - 杨永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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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灯彩自古有名。旧时，腊后春前，阊门一带，货郎出售各色花灯，光怪陆离，精奇百出，令人目不暇接。有一种灯彩，用剪纸人、马粘贴在竹制的轮子上，一点上蜡烛，就会转动，曰“走马灯”。梅里人用彩笺镂出细巧人物扎灯，人称梅里灯，很有名气。又有一种夹纱灯，是用彩纸刻出花鸟禽兽之状，随浓淡晕色，熔蜡涂染，再用轻纱夹起来，点燃灯烛后，则见“芳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
市上出售的各式苏灯，形式多种多样，人物花果、禽兽水族、亭台楼阁，应有尽有。这些灯彩，全用绢绸糊制灯身，上面均有彩绘或粘贴用五光十色的蜡纸镂刻的纹样，衬以金灿灿的底纸，显得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苏灯的可贵之处，不但造型变化多端，无论在晚上点灯或白天悬挂，都很耐看，这显然同剪纸装饰很有关系。
苏州过去还有一种纸扎店，专售制作祭祀用的衣着、家具和生活用品，均用竹料、纸品扎制糊成，几可乱真，俗称“巧玲珑”。这些用具上都有剪纸装饰，其中以花鸟图案为多，有些花纹上还缀有“福、寿”等吉祥字样。它的特点，是以黑纸剪出花纹，再衬以各种颜色的蜡光纸，给人以一种鲜明而沉着的感觉。
阳春三月，吴地有放风筝的习俗，纸扎店和灯彩作坊就制作大量风筝出售。风筝上的装饰图案，有的用镂刻的纹板用色水喷洒而成，有的用套色剪纸贴在上面，使得风筝更加飘逸秀美，惹人喜爱。
苏州自古就是丝绸之乡。在丝绸印染中，唐代有一种“夹缬”的方法，文献上说是用镂空花板覆于绸面，涂刷染料成花。苏州虎丘塔出土的北宋印花绢包袱，在绿色底子上，印出黄色双鹦鹉团花。古代还有一种豆灰印花，是以石灰和黄豆粉拌和成糊，用镂空印板刷于棉布上，待干后，投入染液染色，去除豆灰，此处即因豆灰处拒染而呈白色。这种防染印花，俗称“药斑布”。以上两种印花法，应该说是刻花技艺在织物上的应用。
旧时，苏州城乡妇女大多会绣花，未出嫁的姑娘，把刺绣看作是一种必学的手艺，因为封建时代衡量少女才华的高下，显示其聪明智慧，非绣花莫属。那时，新娘嫁到婆家，孝敬长辈的礼物，全是绣有花纹的日用品，如荷包、粉扑、枕头、眼镜套、帽子、鞋子，以及挂在床上的发禄袋等等。这些绣品的花样，许多妇女都能剪出来。它的内容大多是花鸟、虫鱼之类，如“鸳鸯戏水”、“孔雀开屏”、“喜上眉梢”、“竹报平安”、“年年如意”、“福寿双全”等等，都是吉祥喜庆的口彩。这种刺绣的制作，大多先用白纸剪成图案，贴在绣面上，然后用绣线将纸样绣没，绣好后用缝针细心地将纸样剔出，绣品才算告成。过去苏州街头闹市区，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农村妇女坐在小凳上，在许多看客面前左手捏着不时转动的小白纸，右手的剪刀口就在纸上弯弯曲曲，上下移动，只觉“嚓嚓”有声，一霎时便剪出了龙、凤、花、鸟之类的图案，神态生动，呼之欲出，观者莫不暗暗称奇。剪花艺人把花样剪好后就放在地上的竹匾中，任人挑选。那时一张花样不过二三文钱，真是最廉价的艺术品了。
过去苏州剪纸在生活上的应用十分广泛，它不只是刺绣的花样，有的就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它可以是贴在窗上的“窗花”、放在礼品上的“礼花”、挂在门楣上的“门笺”、贴在灶山上的“灶花”、放在祭品上的“供花”，还有一种是结婚时装饰各种用品上的“喜花”。喜花的形式最富变化，有圆形、方形、椭圆形、菱形等，也有桃子形、石榴形、葫芦形、花瓶形、如意形等等。
苏州有个剪纸老艺人张钧昌，他从小就爱剪纸，他有一手绝妙的剪纸技巧，他剪的龙凤、白鹤、花鸟、鱼虫等装饰图案，细腻秀美、生动传神，谁见了都会赞叹不已。他说：一个好的剪纸艺人，不但要有熟练的剪技，更要有画图的基础，善于借鉴各种工艺美术的精粹，为我所用。剪纸生发了刺绣和丝绸纹样，反过来，刺绣和丝绸的精益求精、不断变化，也影响着剪纸装饰艺术的造型和神韵，从而产生了一种有别于浑厚见称的北方剪纸的独特风格。
郭沫若曾对南方剪纸作过如下评语：“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剪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人间永不朽。”这是对江南剪纸最恰当的评价，苏州剪纸亦当“美在人间永不朽〃。
虎丘不断四时花
《清嘉录》成书后，作者顾禄请人题词，何桂馨题词两首，第一首便是：
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华。
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
按作者所言，题辞是随到随编不论社会地位和年龄大小的，何桂馨最先读到这本书，第一个题词，于是，翻开这本记载“岁时无殊，而风土各异”的《清嘉录》，我们首先见到的便是这首诗。
今人来新夏先生评价说：“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为最。”在这样一本关于苏州风土的杂著里，何桂馨把他个人对苏州最具深刻印象的“虎丘不断四时花”的地域特色，一下子摆放到人们面前，算是献给了阅读者一束芬芳的鲜花吧。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的苏州亮出了它的缤纷多姿的色彩。
在封建时代，大凡通都大邑人文荟萃、风物繁华的地方，莳花种草的行当总是比较兴旺发达的。何桂馨所说“一种生涯天下绝”，未免有些过誉。苏州往北不远的扬州，它的牡丹、琼花是名满天下之物，花事极具规模。人说扬州“十里栽花算种田”，便是一种形象化褒奖称赞。这种生涯活计，应时而生，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地都有相当市场。剔除何桂馨对于家乡花事的夸张性称赞，所说“虎丘不断四时花”倒是确切的描绘。
花卉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审美对象，从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纹饰到历朝历代工艺品的图案装帧，画家绘画，文人咏吟，乃至居家清供，友朋馈赠，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各地的花朝节也就是百花生日，日子各有不同，一般为农历二月十五，仲春春花最为繁盛之际。苏州以二月十二为百花生日。这一天苏州人是这样庆祝的：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黏花枝上，谓之赏红。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
虎丘附近有花神庙，而且不止一座。老庙在桐桥内，明洪武年建，祀司花神像。另一座在虎丘山寺东面，为乾隆四十九年建，祭祀的却是同时代的虎丘人陈维秀。《花神庙记》记载了立庙的缘由：“乾隆庚子春高宗南巡，台使者檄取‘唐花’备进，吴市莫测其术。郡人陈维秀善植花木，得众卉性，乃仿燕京窨窖熏花法为之，花乃大盛。甲辰岁翠华六幸江南，进唐花如前例。繁葩异艳，四时花果，靡不争奇吐馥。群效灵于一月之前，以奉宸游。郡人神之，乃度地立庙，连楹曲廊，有庭有堂，并莳杂花，荫以秀石。”
陈维秀的新技术，对于官家来说，为接待皇上立了大功。对于从事花卉生涯的农人与生意人来说，无疑是传授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新技术。周密的《癸辛杂识》的简要介绍：“以纸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功，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蒸熏，则扇之微风。经宿，则花放矣。”让鲜花在一月份开放，这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但在数百年前却绝对是件相当神奇的事情，当年女皇武则天下令都未能使长安牡丹冬日开放，如此，苏州人怎能不对陈维秀敬以礼数呢！相比较而言，旧有的花神庙那只是一个虚幻的心灵寄托，而新的花神却是能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创造者。自此以后，“冬末春初，虎丘花肆能发非时之品，如牡丹、碧桃、玉兰、梅花、水仙之类，供居人新年陈设。”
百花生日不仅是花农们的生日，也是种庄稼的农民测量收成好坏的关键日子：“土俗以十二日天气晴朗，则百物成熟。谚云：‘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这一天，喜好游玩的人纷纷出门：“士女争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轻舟，栉比鳞集。”民间如此，宫中则另是一样：“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孝钦后至颐和园剪彩，时有太监预备黄红各绸，由宫眷剪之成条……孝钦自取黄红者各一，系于牡丹花，宫眷太监则取红者系各树。于是满园皆红绸飞扬，而宫眷亦盛服来往，五光十色，宛如穿花蝴蝶。系毕，即侍孝钦观剧。演花神庆寿事……
百花生日一到，百花盛开的大幕就拉开了。苏州姹紫艳红的春天格外明媚。在这之前，“一树独开天下春”的梅花早早地绽放了。探梅胜地，是苏州郊外的邓尉山香雪海一带，这是久负盛名、至今不衰的赏梅胜区。“暖风入林，玄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袱被遨游，夜以继日。”
玄墓山（相传东晋青州刺史郁泰玄葬于此）又称元墓山（清代避康熙玄烨讳，改玄为元），是与邓尉山相连的一座山，北称邓尉，南名玄墓，太湖环抱，群山起伏，古代便是探梅胜地。明清之际这里回环百里皆梅，与山水相间，据光福志载：“邓尉山里种梅为业者，十中有七”，种梅如种谷，这和扬州的“十里栽花算种田”是一个意思。
花开烂漫时，展现一个极为壮观的场面：入山无处不花枝，平望三十里如雪。有人极度形容说：游人到此“咳吐皆香”。明人形容为：“青山千亩白，流水一春香。种密人难入，开齐夜有光。”康熙３５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江苏巡抚宋荦题“香雪海”三字，镌于石壁，这名字与茶名“碧螺春”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至于使邓尉声名大噪。这位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的官员，写下《雨中探梅余于吾家山题香雪海三字》：
探梅冒雨兴还生，石迳铿然杖有声。
云影花光乍吞吐，松涛岩溜互喧争。
韵宜禅榻闲中领，幽爱园扉破处行。
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
春回大地，苏州人到了游春玩景的时候。在游玩了天平、灵岩诸山及虎丘、白堤后，便转向南园、北园，其地正菜花怒放。“而北园尤盛，暖风烂漫，一望金黄。”南园，“在子城西南，今府学后也。”北园，即苏家园，在阊门内后板厂，清代皆变成场圃，是当时菜花最盛处。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二》中有一段关于饮赏菜花的描写：“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至南园，择柳荫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日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
这样的田园风光，是需要时间盘桓的，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从小路而来的人点亮灯笼乘船回去，“北园春尽菜花香，野蝶飞来都变黄，归棹齐门看落照，红灯一道出山塘。”
接下来的花信该是玉兰与牡丹了。牡丹是在谷雨前后开花的花卉，俗称“谷雨花”。苏州的牡丹是从河南洛阳移植过来的，早在北宋时代，为宋徽宗负责“花石纲”的朱面是苏州人，南宋的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说：“牡丹出洛阳，顷时，朱面家圃在阊门内，植牡丹数千万本，以缯采为帷，每花身饰金为牌，记其名。”这是特殊阶层人士对牡丹的荣宠，所求的当然也多是名品，民间百姓则以“玉楼春〃这样价廉而又易于培植的品种作为玩赏对象。种植牡丹的花农，“
率皆洞庭山及光福乡人。花时，载至山塘花肆求售。”而“郡城有花之处，士女游观，远近踵至，或有入夜，穹幕悬灯，壶觞劝酬，迭为宾主者，号为花会。”苏州人对牡丹的喜爱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对于美的认同和欣赏，不是唐高宗、武则天帝王将相和豪门贵族的权利，也是普通老百姓热爱生活的标志。
在花卉树木的移植和品种侈求方面，朱面是不能不提及的特殊人物。北宋年间设苏杭应奉局，奸相蔡京命朱面管理，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宋徽宗赏玩。“雪海一番风信过，武丘再访玉兰房”的玉兰房，在虎丘山后，内有一棵名冠吴中的玉兰古树，相传就是他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因为没有来得及进贡，汴梁就已失守，于是弃掷于此。这是一株奇特的花树，明代天启年间曾为大风摧折，但顽强存活下来，花开之时，烂漫如雪：“历宋元明及清代，七百余载仍蕃鲜。干似虬龙根似铁，花开色较蕃厘白。遗恨衔归五国城，浓荫覆近千人石。”一株大树就是一个游玩欣赏的景点，也是历史的回顾面。朱面靠逢迎皇上，投靠蔡京而暴富天下，死后清理田产竟有三十万亩之多，简直骇人听闻。
不论是牡丹花肆求售，还是赏花买笑，都离不开阊门外七里山塘。山塘作为旅游胜地，同时是吴郡集中体现民风乡俗的地方，历史沿袭有“三会三市”之说：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樨市、夏为乘凉会。围绕这些会节，满足人们对花卉的需要。虎丘、山塘一带花店迤逦相连，绿水桥西的马营弄是一片花圃，斟酌桥东的花园弄口成为花卉市场，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七里山塘花市环”的市场格局。
《桐桥倚棹录》记载了这个盛况：“每晨晓鸦未啼，乡间花农各以其所艺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坌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馀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里面的木樨径，多为养花艺匠所居，遍地种桂，高下林立。清中期莫家浜一带桂花尤盛。长泾的古香村的居民多培植玫瑰、桂花为业，春末秋半，香气袭人，整个山塘“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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