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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源-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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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很快就来到了现场进行勘察和发掘，并一致认为这一带很可能是原始人生活的区域。研究发现，这3具遗骨中有2具是成年男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3具遗体，她属于一位16岁左右的少女。这位少女的尸骨在被挖出来时呈弯曲状，腕部发现了用牛肋骨制成的骨团。这副手镯比较完整，在被挖出来时还保持着圆圈儿的形状，但搞不清楚它们是用什么串起来的，原物可能是长短相间，因而显得错落有致。
在少女的胸前，遗落有50多个小螺壳，就是郝守刚最初发现时所说的项链。螺壳大小匀称，排列整齐有序，每个螺壳上都磨有小孔，看来这串螺壳是用绳子串连起来，挂在少女胸前的。这个墓葬中仅有的两件装饰品都佩戴在这位16岁的少女身上，一些专家据此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了当时人对妇女的尊敬，有可能是母系社会中女权制的一种体现。另一具较完整的是个小女孩，女孩手上还戴着骨镯。
正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珍贵的骨骼之际，一场政治风潮席卷整个中国，这里很长时间没有再进行过深入的发掘。十年过去后，当人们打算对这些骨骼做深入研究时却发现，出土的三具远古的残躯锈骨早已了无踪迹。虽然尸骨已经不见了，但东胡林人墓葬地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到了东胡林，希望能在这里再次发现点什么，但却一直没有收获。
1995年5月的一天，当地农民在刨土时第二次挖出了“东胡林人”尸骨，郝守刚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遗憾的是，发掘出来的头骨已经成了像钮扣大小的碎块，郝守刚心疼得不得了。为了证实东胡林人生活的年代，郝守刚还到美国对遗骨做了碳14鉴定，证实“东胡林人”生活在距今9000至10000年间，属新石器时代。
对东胡林的关注由此多了起来，东胡林墓葬往日的宁静被打破了。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批准，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东胡林考古发掘队，对东胡林进行一次大规发掘。
2001年7月，东胡林考古发掘队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了，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石器、陶器、骨器、人骨、螺壳、兽骨等，另外还发现了多处东胡林人的烧火遗迹。考古队在这些遗存处采集到了丰富的木炭、土样、骨骼、螺壳等。为测定年代、进行孢粉分析以及进行DNA研究提供了标本。
2003年9月24日，考古发掘队对“东胡林人”遗址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挖掘。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人们相继挖掘出了3个“灶坑”以及一些贝壳、陶片、动物的骨骼等一批重要文物。这次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现1座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出土了一具东胡林人的尸骨。
这具尸骨是在发掘工作进入尾声时发现的，考古队的副领队郁金城是最先发现者。10月19日下午，考古队本打算按今年计划进行最后阶段的勘察，准备再寻找些石器。在挖掘时，郁金城突然发现了一块腿骨。于是，他马上调集人力对该地点进行扩方，寻找墓葬。第二天，一具完整的人骨终于出土了。
这具尸骨身长约1。65米，头部左眼眶略微有些破损，其他部位保存非常完好。令人惊异的是，在尸骨的口鼻之间还发现了一块小拇指大小的玉制品，只是还搞不清楚这块玉是否为装饰品。在这具尸骨南侧是已经清理好的3处用火遗迹，其中一处可明显看出用石块垒成且有火烧过的痕迹。
挖掘区还出土了大量大小不一的石制品，旁边还分布有一些兽骨和兽牙。这说明1万年前这里还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包括鹿在内的许多动物成群地出没于此地。北京西部地区属太行山余脉，永定河、清水河等京城几大水系都从此流过，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环山聚水”的独特生态气候，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那时的东胡林人已经离开了祖辈居住的山洞，开始在黄土坡上建造自己的房屋。
东胡林发现完整尸骨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大批考古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和古生物专家齐聚东胡林村，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鉴定。东胡林村的新发现填补了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段空白，对研究华北地区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2005年9月至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及东胡林考古队，再度对东胡林遗址进行挖掘。10月10日，在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考古队发现了一具身长一公尺多的人骨，很完整并且蜷曲着。根据勘定，考古队确定这次发掘的是曲肢葬。在这座包错比较完整的墓葬出土了很多小型磨制石器、螺壳项炼等陪葬品。在这次发掘中还首次发掘出赤铁矿，这种物质是东胡林人早期用来染衣服或者染身体的颜料。
目前，有关“东胡林人”的研究还在继续，对东胡林村遗址的发掘，使得北京地区人类演化的版图得以完善。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距今1。8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再到距今1万年的“东胡林人”，进化过程十分清晰明确，把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人类演化史图圆满地描绘了出来。
现在看来，“东胡林人”曾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地层里，似乎是在等待有那么一天，他们从沉睡中醒来，向世人诉说这已经掩藏了万余年的沧海桑田。目前，东胡林村大部分地区被视为东胡林人遗址，而这里有无古人类居住过的山洞、窑洞还有待发现。
东胡林墓葬出土文物
东胡林遗址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2001和2003年先后对东胡林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蚌器、赤铁矿颜料以及数量较多的鹿、猪等动物的骨骼等。
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包括石片、石核、砍砸器、尖状器等，原料主要为凝灰岩、砂岩、页岩、石英，大多取自就近的河滩。细石器有石核、石叶、雕刻器及数量较多的石屑，原料主要为燧石。磨制石器有磨制的小型石斧以及琢磨成型的石磨盘、石磨棒、小型石容器等。
陶器均为夹砂陶，胎厚薄不一，以夹粗砂的厚胎陶数量为多。器表颜色不匀，以灰褐陶为多，多为素面，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骨器有锥、鱼鳔、骨梗刀等，骨梗刀制作较精，发现时仍有细石片嵌在骨柄槽中。蚌器主要是穿孔蚌饰。赤铁矿颜料有的有明显的研磨痕迹，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用来研磨赤铁矿颜料的磨石。
遗址中共出土两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墓葬保存完好，都是土坑竖穴墓。其中有一座葬式为屈肢葬。墓葬中还发掘出一具完整的东胡林人骨架，填补了华北一万年前左右人类遗迹的空白，这一时代的完整古人骨架在华北是首次发现，对人类演化和人类分布的研究十分重要。
这些骨架的颈部及胸腹部发现有多枚穿孔小螺壳，应为墓主人生前佩挂之物，这种穿孔螺壳的装饰品在很多东胡林人墓葬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磨光的小石斧。两座墓葬的发现，不仅可以丰富对东胡林人埋葬习俗的认识，也为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学资料。
在东胡林还出土了多处早期的烧火遗迹及打制石器等文化遗存，为寻找时代更早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胡林的万年谜团
1。消失的大河
1983年，一位叫刘德小的村民在村东头的黄土台上开荒，一镐下去觉得有东西哗啦一声响，刨出来一看，原来是个脸盆大小的贝壳。可能是他用力太大，这个贝壳的中间部位碎了。刘德小十分惊奇，在山坡上怎么会有贝壳这种东西，于是，赶快把这个挖出来的大贝壳送到了区文物所。
据考古专家推测，曾经有一条大河流经东胡林村，东胡林人的挖掘现场就在当时的河边附近，而现在东胡林村的位置则是河底，但这条河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考古学家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2。来去无常的东胡林人
作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东胡林人”究竟来自何方？专家们有许多的猜想：他们有可能是从北京的山顶洞人演变来的，也可能是从周边地区迁移过来的。“东胡林人”与北京周口店人、山顶洞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专家们也无法确定。
东胡林人的离去也一样充满迷团。考古学家从几次挖掘出土的残骸分析，认为东胡林古人不是正常死亡。东胡林出土尸骨的残骸部分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头东脚西。
东胡林人生存的一万年前正好是地球上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遗址内的文化层有约一米厚的全新世早期含湖沼沉积的冲积层，这些冲积层是解开东胡林人离去原因的研究对象。东胡林人是否适应了这种巨变而得以存活？他们又是怎样适应了这种气候的？这些只有等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来获取答案了。
东胡林墓葬遗址现状
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数很少，而这其中既发现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又发现火塘和墓葬的仅东胡林一处。东胡林遗址中的文化堆积十分完整，对于研究华北地区环境变迁以及人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东胡林遗址的保护却并不完善，致使这个发掘了数年且有重要价值的遗址在日晒风吹雨淋下裸露着。
2005年年底，首都博物馆落成开馆，新馆总建筑面积6339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建筑中面积最大的。其中东胡林墓葬出土的项链、骨镯等文物现均被首都博物馆珍藏、展览。
目前，社会各界正在倡议建立东胡林遗址陈列馆，作为研究和展示东胡林丰富古文化的重要场所，也可以成为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基地，并且可以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神秘恢弘的女神崇拜文化——红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辽宁省西部丘陵山区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红山文化发现于20世纪初，作为红山文化重要遗址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于1981年，并于当年开始发掘。
距今历史：5000…6000年
考古地位：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牛河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重要类型，遗址范围内的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组成了一个独立于居住区以外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是祭祀文化的典型。
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直到80年代初，辽宁省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史前文明史中的地位。大量的积石冢、重要的女神庙、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随着牛河梁的名字在考古界大放光彩。随着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唯玉独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实的女神崇拜使红山文化作为一出重头戏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徐徐上演。
考古发现过程
红山文化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而得名。红山在蒙古语中为“乌兰哈达”。乌兰为赤色、红色，哈达意即山峰，赤峰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最先来到红山考察的是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于1908年来到赤峰，调查了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没有对红山遗址进行调查。1919年起，法国著名学者桑志华、德日进也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其中重要的红山前遗址进行过调查。
中国的学者也很早就加入到早期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中，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曾作过专门调查，在当时材料匮乏的情形下，他很有预见性的指出了西辽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50年代初，考古学家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时候，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将这类物质遗留单独分列一章来讨论，并且正式给它定名为“红山文化”。从此，这一类史前遗存在研究长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动关系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伊始，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广泛展开。最初的工作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进行，后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加入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
到了60年代末期，经过多年的调查，红山文化的范围已经基本确定，所属年代也基本推定为距今5000…6000年。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同全国其他各地区的史前文化一样，只是通过它的陶器群、房址、窑址给了研究者一定的印象，对其文化发达程度和特殊性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直到1981年牛河梁文化遗址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史前文明中的位置。
牛河梁遗址坐落于辽宁省西部丘陵山区，位于建平和凌源两县的交界处。这一带是历代的交通要道，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和公路都在牛河梁地区通过。山区中有一座辽西名山努鲁儿虎山，山谷间为绵长的山梁，因有大凌河支流牛儿河流过，所以这个山梁被称为牛河梁。山梁不是小范围的一两个山头，而是蔓延达10余公里的多道山梁。牛河梁遗址的发掘点都坐落在这多道山梁的冈峦之巅。
近几十年以来，牛河梁地区一直有考古工作者的足迹。40年代，佟柱臣曾在这里采集到彩陶；60年代这里发现过汉代墩台；1979年还发掘出三官甸子玉器墓。但以往的每次发掘都是匆匆而过，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长期驻足。
那是1981年4月，辽宁省的文物普查在建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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