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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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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讲奉献不讲自我权利的社会，和只强调自我利益不讲尽义务的社会一样，是脆弱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并不符合人性。所以那种没有任何意识的“螺丝钉”道德观，除了起作秀的粉饰作用外，很难深入人心。
经历“sars”灾害的大学生们让我们看到了建设公民社会的希望。鲁迅一直致力于“立人”教育，我们要立的“人”，不是那种浑身都充溢着道德优越感、压迫自我而过分强调所谓的“集体荣誉感”的人，——这样的人在今日朝鲜很多。我们要立的人，是有普通公民的社会公德，愿意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有七情六欲、有自己权利主张的活生生的的人。
抗战时期，当日寇全面侵华，“华北大地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时，京津三名校的师生们，经过艰苦跋涉，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日寇的飞机轰炸下，师生们坚持读书就是向侵略者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永不屈服。这所大学对日本军队的心理震慑，远远超过几个师的部队。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校歌彰显的就是那代大学生在山河破碎时，自信图强的精神。
今天，大学生们坚守校园，抗击“sars”的经历，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这个初夏，值得他们终生感念。
现在各高校毕业生陆续返校。据教育部部长周济说，曾有些高校建议，为了防控“sars”，不要办毕业典礼了，不要让毕业生聚集在一起，以最快的速度，单个为他们办理毕业手续。这一建议没有被教育部采纳。周济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们难道不知道毕业典礼对一个大学生的重要性吗？没有这个典礼，他们的大学是不完整的，他们会身怀遗憾离开自己的校园。那么这样的毕业生以后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母校呢？
这位做过校长的高级官员还算是理解众多学子。离歌一阕，万种心绪，经过sars危机即将离开学校的毕业生们，祝你们一路走好。那些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你们返校时，会发现，重回校园的那个秋季，天更蓝，草更绿，老师和同学们的笑容更真诚。
（200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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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从独裁者到恐怖分子——…萨达姆的必然选择
（起0D点0D中0D文0D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23：00 本章字数：990）
不知躲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哪个山洞的萨达姆，终于耐不住寂寞，前两天向伊拉克国土上的外国公民发出最后“通缉令”，要求外国人6月17日前必须离开伊拉克，并且他在签名信中，号召全国人民英勇斗争，反对“异教徒”的侵略。
中国游仙者常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萨达姆此刻应当有这种感觉。从4月份共和国卫队不战而降，萨达姆父子不知所终，到今天也就两个月，可是两河流域再也不是萨达姆家族可以任意鱼肉百姓，享受“三呼万岁”的私人乐园了。短短的几十天，人们已开始从噩梦中醒来。
没错，“侵略者”来了，拿着在最先进的武器来了。我们的媒体一再渲染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后，平民、士兵游行，向联军开冷枪。通过我们媒体的介绍，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不论今天的伊拉克如何混乱，至少伊拉克人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不用担心因为不投某些人的“选票”，而从人间蒸发。
有人讽刺布什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太早了，现在伊拉克的前“领袖”不是又将露脸了吗？他们也许会给“侵略者”最后一击，让当时解说此场战争而饱受揶揄的军事家们大快人心。可惜，在数万美英联军的进攻下，号称虎狼之师的共和国卫队只有缴械的份，到了乾坤初定后，我们一腔情愿的“挺萨派”还能看到萨达姆5000万余份的画像在伊拉克再次悬挂吗？
萨达姆在美英联军进巴格达之前，其实已经知道他们的命运，所以把中央银行的几亿美元提走了，——尽管他们父子有钱，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他们做寓公的地盘，几亿美元在地下，和老鼠哄抢的玉米粒一样，终究见不到阳光。
作为一个独裁者，在众叛亲离的今天，于阴暗的角落做一个恐怖分子，吓唬吓唬良民，是很正常的。可是萨达姆做一个恐怖分子的教父，其宗教道德还不如拉登，凭什么要求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为了他的家族而“起义反对异教徒”？
国内有媒体以非常兴奋的口吻写道，“萨达姆重新露脸指日可待”，如果真是这样，布什和布莱尔太高兴了，因为以前他们真不知道这个人躲在哪里。我想欢呼萨氏重出江湖的中国人只是一厢情愿，萨达姆都没有这样傻，他除了在黑洞中发发狠，吓唬吓唬重建伊拉克的人士，你以为他真的敢走到阳光下？
我劝萨达姆先生读一读中国南唐李煜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如果他不愿意读这位封建帝王的哀词，他至少可以领悟另一位伟大导师的诗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都市屋檐下的人们（旧文一篇）
（起7G点7G中7G文7G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24：00 本章字数：16818）
（去年写的一篇旧文，因发表在传统刊物上，所以笔调温和。）
在繁华的都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盖起了豪华美丽的高楼，而自己常常栖息在低矮潮湿的工棚；
他们为居民送来了新鲜洁净的牛奶或纯净水，而自己喝着并不干净的白开水甚至自来水；
他们在车间里制造出最时髦的服装，而自己身上的打扮总是那样土气。
这群都市屋檐下的人们，人们不经意给他们起了一个略带歧视意味的名称：民工——这是一个多多少少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这些城市屋檐下的外乡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他们为什么来到城里？
我们更愿意以一个更中性、准确的名词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共有83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35岁以下的青年。
这些人的心态、喜怒哀乐和未来，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们不应该成为城市“边缘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与推进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他们既是重要参与者，也应成为获益者。
他们为什么要进城？
在北京朝阳区接近东四环的一个小区里，来自安徽无为县的陈福田也许是最出名的人，他不是小区居民，他和他的妻子以及7岁的儿子租住在四环外的一间平房里，每月租金200元。他之所以在小区妇孺皆知，是因为他常来这里烤羊肉串。
今年34岁的陈福田来北京已经8年了，他说他的哥哥、妻弟等几家都是举家在北京混日子，有当建筑工人的，有作保姆的。而整个无为县，有30多万人在外面打工，几乎占全县一半人口。陈说：家里平均每人就几分地，吃饭刚刚够，还要交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不进城打工根本难以生活下去。
在小区每天3至4个烤羊肉串的人中间，他的生意出奇的好。一是他服务态度特别好，小区常来吃羊肉串的人几乎在他脑中建了一份档案，一时忘了带钱，他会和气地说，先吃吧，下回一并算账。而且他的价钱公道，羊肉的质量和味道都不错。
从几年前，北京已经开始静止露天烧烤，他这样做显然不合北京市有关规定。因此和城管队员打游击战是陈福田夫妻俩做买卖的重要内容。每天下午烤羊肉串时，他都会让她的妻子望风，但即使如此，大概每5天他都会被城管队员查抄一次。每次城管队员一来，他和妻子别撇下工具，疯狂地逃跑。然后城管队员将烤羊肉串的铁皮槽以及羊肉没收，没过两天他又会拿着新做的烧烤工具，出现在小区。
陈福田认为自己屡屡被抄，是因为生意太好，有人妒忌。他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笔者一次就亲眼看到城管队员把他的摊点抄掉，而离他不到20米的一位烤羊肉串的人却安然无恙。这样烤羊肉串妇女的是小区的居民，下岗在家。但她的羊肉串却很少有人光顾。城管在没收他的工具时，一位队员还对旁边看热闹的居民说：这进城的农民挣钱还真容易，每天差不多能挣100多元。要是下岗工人咱就算了，不抄他的了。
对于这种“内外有别”的待遇，陈福田显然已经非常习惯。他说，抄掉不要紧。烧烤的铁皮槽和羊肉值不了多少钱，自己再做一套工具就行了。他租住的房子里，堆着许多白铁皮，随时准备重整家什再开张。他最怕是城管和公安一起行动。抓住了就会遣送回家。笔者问他，难道你没有暂住证吗？他说，怎么没有，但要想遣送你回家，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他每年几乎会被遣送一次，但到了安徽当地，交一笔“遣送费用”，获得自由后，没两天他又出现在北京。城管队员们对这位“老游击队员”也相当熟悉，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似乎要长久地演下去。对陈福田而言，尽管被查抄，被遣送，但北京的诱惑实在太大。每月3000元的收入是他在老家不能相像的。他的儿子现在借读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里，家里也建起了一幢两层楼房。这一切，都来自他烤羊肉串。
“你说，我回去干吗？反正该办的证件我都有，又不犯什么大法，遣送就遣送呗，不过多花几笔钱，多买几张火车票，反正比呆在家里强多了。”一次他理直气壮地对笔者说。
而在陈福田的烤羊肉摊一次次被抄时，该小区西端的一间居委会出租的简易房里，三位来自河北邯郸武安县的小伙子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将这间房转手给别人。他们原来租这间房做快餐，主要供周围的小学生午餐。“现在给小学送快餐也越来越难做了。”他无奈地对笔者说：“到处要打点，而且每份8元的快餐，给校长的回扣就2元。有的快餐公司给的回扣更多。我们这样的小店竞争不过大的快餐公司，只好关张罗。”关张以后在做些什么，这几位小伙子还没有想清楚。“反正北京总能找到活干。”他们显得很自信。
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类似陈福田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建筑工地、菜市场、马路上卖报的，早晨送牛奶的。在都市的屋檐下，他们是起得最早，休息得最晚的一群人。城市人似乎对他们并不陌生，然后有多少城里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生活，关注过他们生存状况？
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想什么，正在做什么？他们进城来寻找什么？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同几口径，有一些差异。因为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动态的，但比较公认的数字是8000万到1亿左右。在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最多，大概有2600多万，差不多1/3，其次是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占20％左右，再其次是京津地区，占10％左右。
这些人来到都市，有些为了生活，但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寻梦，寻找一个不同于祖辈的梦。
深圳横岗镇以服装、玩具等加工业为主。聚集了大约10万左右的外地“打工妹”、“打工仔”。2001年一个夏夜，在镇中心的露天广场，笔者遇到一位来自江西宜春的19岁姑娘小肖，她初中毕业后就到了横岗一家鞋帽厂做工。据她说，村里年龄差不多的小姐妹除了少数继续上学外，几乎都出来打工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她父亲在80年代中期就来深圳打过工，当时主要是当建筑工人。现在她父亲年纪大了，呆在老家种地。他的哥哥、嫂子也来到了广东。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家里并不怎么指望她挣钱。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挣些钱更好，但更重要的是想出来闯闯，呆在村里一辈子多没出息呀。”因此，小肖和几个姐妹在一家夜校读中专会计专业。当笔者问她：你想过以后你是留在广东，还是回老家嫁人呢？
对这个问题，小肖沉吟片刻，显出了一丝忧郁。她说：“谁知道呢，回去的可能性更大。在这里扎根太难了。但读点书，长点见识总是好的。”
在广东、在全国，有无数像小肖这样希望通过进城打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在许许多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心中，安子是一个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榜样。
90年代初，17岁的安子从梅县乡下来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成了插件工。插件工枯燥苦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这个倔强的姑娘像无数能吃苦的客家人一样，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从初中课程开始自学，一直念完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大专课程。1991年，安子将打工日记加工创作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报纸连载，反响极大，随后，《都市寻梦》等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同样获得成功。深圳广播电台邀请了安子主持“安子的天空”。这个专栏节目安慰了无数在来都市寻梦的外地青年的心灵。今天的安子，已经成了4家公司的总经理，迈入成功人士的行列。
“安子现象”以及安子的命运之所以让全社会如此关注，这说明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进城务工人员虽然还处在弱势地位，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不容漠视与回避，已经长久地摆在全社会面前。
广东珠海市团委去年组织了一次对进城务工青年最近的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学技术、求改善、谋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外来工远离故土，涌往特区的主流心声。
报告显示：在珠海经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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