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5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棕衣剥下来，晒干后主要的用途是：织绳子，棕毛织的绳子及其牢固，防潮防虫，资江上许多传的缆绳都是用棕毛织成的，几十年不坏；要么织床垫，睡起来很舒服；更多的是用来织蓑衣。

　　织蓑衣的工序很繁琐。先得把棕衣上的棕毛用工具一点点抽出来，然后和纺线一样纺成一团团细绳，再和织布一样，用一周功夫，一个人才能制成一件蓑衣。

　　蓑衣厚实，防雨又保暖。底部像鱼尾，遮到人的大腿处，上半部份左右像蝴蝶一样张开，两端的棕毛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用以把肩部和胳膊挡住。

　　蓑衣不怕雨，却怕火。我们那儿讥刺某人自大、不谦虚，总是说：“那人像是蓑衣上的虱子，谈（火旁加“覃”　，就是用火烤）不得。”

　　宝庆（今邵阳）的斗笠是很有些名气的。戴宝庆那种斗笠当然也不仅仅是宝庆人，宝庆西部的怀化、湘西州等地的人也戴这样的斗笠。和福建惠安和四川等地的斗笠相比，宝庆斗笠的侧面不是缓和的弧线，它是完全的圆锥形，尖顶敞口，和清代的顶子很相似。

　　斗笠用竹篾编织而成的。两层篾条之间塞着棕毛。外面吐一层厚厚的桐油，雨水便浸不到里面去。斗笠顶端三分之一部份染黑，中间三分之一部份的外表，农家会请村里识文断字的人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一些吉祥话，如出入平安，风雨无碍等等。小时候父亲让我练毛笔字，第一次检查我的成绩，就是让我在一只新斗笠上写字。记得当时我写的是：晴雨两便。村里人看了对我父亲说：这伢子写的字不比爷老子写的差。父亲听后，颇为得意，很有“竖子可教”的自豪。

　　那时家里也有了雨衣，但我不愿意戴，因为雨衣把人闷死了。而戴斗笠蓑衣不一样，感觉很舒服。尤其是斗笠像清代的顶子，蓑衣像铠甲，穿戴起来似乎自己就是一个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小孩们常常在雨中，戴着蓑衣斗笠，手持木棍演习冲锋陷阵，而狡猾的水牛们，趁小主人的松懈，去偷吃队里的庄稼。为此我们常常挨打，可这游戏百玩不厌。

　　现在村里的蓑衣斗笠越来越少了，因为有钱买雨衣，还因为织蓑衣斗笠赚的钱太少了，没有年轻人愿意学，恐怕过几年，蓑衣斗笠会在故乡绝迹。我有时想回家买一幅蓑衣斗笠带回北京，可一想带回来也只能搁在家里作摆设，如果雨天我穿戴它上街会怎样？不用说路人侧目，也许警察都会找我麻烦。

　　一件东西，如果失去了它日常生活的作用，仅仅作为一种观赏的物件，它便离消失的日子不远了。　（2003年4月28日晚，北京大雨）

　　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巧妙的命名术——读《SARS与“非典型专制社会”》

　　（起2P点2P中2P文2P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46：00　　本章字数：2143）

　　在中国为文是最难的，尤其在今天的语境下，你没法淋漓尽致的大抒胸臆。说浅了，是隔靴搔痒，不明主旨；说深了，又恐遭来斧斤给你砍掉。于是，只能在一套纯粹的学理语言下，让自己的思想若隐若现。有人说王怡兄的文字晦涩难解，学理性强，我倒不这样看，你看看他一些解构西游人物的游戏文字，何等风趣明白。

　　《SARS与“非典型专制社会”》倒是说得还算明白，语言也是王怡一贯式的冷峻与理性。将对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流行的东东联系起来谈，把流行的东东作为盛自己思想的酒杯，王怡十分擅长，从当年《美得惊动了党中央》就看出这种风格。

　　两类“非典”，细细解剖以后，原来如此相似。当初命名者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料想到这一层，“两者之间正好暗通款曲”，给了王怡等先生发挥的空间。

　　这种莫名的病毒刚刚出现在广东时，医学家因为没有见过这类肺炎，顺便名为“非典型肺炎”，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不是原来常见的肺炎，自然就是“非典型”，弹性极大。就像说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命名法很简单，用排除法。但排除了“典型肺炎”，究竟是个啥玩艺，却说不清楚。如你填履历表一样，党派一栏填“非中共党员”就行了？你无论是哪个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都属于“非中共党员”范畴，这样填显然不能明确地说出你的政治派别。

　　后来这种病毒流毒全球，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sars”时，我们还坚守“非典”这一称呼，套用王怡的语言，是否要表明我国对这一病毒最先发现的“初夜权”？其实仔细分析，满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是一个重“名”的国度，名不正则言不顺。尤其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更是如此。作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了八十多年的党，在他的执政下，如果出现他不愿意看到，有损于自己威望的现象时，各类文士只能用曲笔，或者借用别的词汇来命名。

　　如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就是妓女，但社会主义中国哪能出现这个词？于是用“三陪”、“小姐”名之；如没活干的工人就是失业，但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怎能让工人“失业”？于是命名为“下岗”；一些政府部门，公然违法、利用权力寻租，但只能不痛不痒地命名为“不正之风”。——一些朋友看到了这点，坚决要求用国际通行的“sars”来命名。

　　“非典”的命名实际是和“不正之风”的命名是沿着同一逻辑的，这种逻辑，在五十多年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灌输中，几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王怡对比了两种“非典”的症候，非典政治的病因在哪里呢？王怡在该文没有详细地论及，但王怡在其他文章中讲到了“政统”和“道统”的矛盾，实际上说到了这种“非典”的病因。

　　从政统上讲，社会主义国家自诩为最民主的，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少数人”的，君不见朝鲜、越南的国名都冠以“民主主义共和国”吗？可从“道统”上讲，朝鲜统治者之专制，历史上哪个君王比得上？

　　我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也一直在“政统”和“道统”的矛盾之间煎熬，“公有制为主体”决定我国政权性质，但如果抱着“公有制”的牌位死死不放，那么只能更快地见马克思。面对左派们的责问，邓只好用一句“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来回应。但“不争论”只是权益之计，干什么总得有个名分。

　　至今我们没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出来，就象李慎之先生那样说：“议会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只能且战且退，修修补补，不断修改自己的理论，搞得一帮靠研究马列的专家们都难以“与时俱进”。——这令我想起王怡兄那篇关于“处女膜”修补术的文章。呵呵，一笑。

　　两类“非典”的相似，有两点王怡在文章中没有谈到，本人做添足之举吧。

　　其一是“sars”之可怕，不在于它的死亡率，据说它的死亡率还远不如肺结核，而是因为它的病因没有找到，自然没有克制“sars”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只能靠综合疗法，增加患者的免疫力，用插管帮助患者呼吸，靠患者自身的抵抗力将病毒扛过去。我们的政治非典何尝不是这样，没有特效药和疫苗解决根本的病毒，只好不断给肌体输血，增加资金投入，让一些人富起来，保持GDP高增长等等，从而来扛过病毒的侵蚀。如果经济上的“输血”保证不了，那么结局可想而知。

　　其二是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比病毒更可怕的就是恐惧感，这种病毒来无影，去无踪，潜伏期不固定，听说最长的潜伏期到了21天，而且是飞沫传播，这和武侠小说中的“无影刀法”一样可怕，颈上之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取走了。昨天和你坐在一期聊天、或者握手的朋友也许就是“SARS”病毒携带者，也许病毒已经在你身上生根发芽了。唯一办法就是学鸵鸟，学乌龟蜗居起来。政治上的非典也是如此，因为对你的伤害是没有“路数”与“规则”的，什么西方对公民权司法保障的东东在中国特色面前是没用的，就象死去的孙志刚一样，即使你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不定啥时候“非典”就瞧上你了。所以我们也只有“躲”，可即使以九州之大，又能躲到哪里去呢？楼上的第二只鞋子还是早点落下来吧。

　　借用王怡文章的结尾作此文的结尾：“我们可选择的余地是可怜的，你若没有勇气做药引，就要有充分的准备作牺牲品。不是这一次就是下一次。两者之外留给宿命。”

　　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故园漫忆之二——年轻的奇老汉

　　（起1M点1M中1M文1M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46：00　　本章字数：2263）

　　“奇老汉，挑煤炭；流了好多汗，吃了十碗饭。”

　　这是小时候我们村孩子们自己创作的一首童谣。所谓民谣，总有刺讽之事。这首民谣的主人公叫李洪奇，是我没出五服的族兄，长我两岁。

　　大伙儿之所以专门唱着童谣来笑话他，是因为他从小骨骼粗大，长得比一般的孩子魁梧，在小伙伴中间是个大力士，饭量也很大。我记得他十岁时，能轻而易举地把我用一只手举起来。从小他皮肤黝黑粗糙，像个老汉。故大家叫他“奇老汉”。

　　李洪奇的家是全村最穷的一户，他的父亲国叔叔从小读书不错，读成了书呆子，考上了煤炭学校，60年代初大饥饿时期，大批学校解散，国叔叔回到了故乡务农，可是庄稼活一样不会，好在算盘打得灵，作了生产队的会计。别的会计都想办法占公家便宜，而国叔叔在这方面几乎是白痴。李洪奇有五个兄妹，他上面是个患过小儿麻痹、瘸了一条腿的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家孩子多，父亲又不会算计，不穷才奇怪了。

　　因为父亲的懦弱无能，李洪奇从小要强能干。1982年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别的人家笑话他父亲，看你家的田谁来耕。可一开春，全村人看到才13岁的李洪奇赶着一头大水牯，在水田里犁田。村里的老人感叹道：不能干的爷摊上个能干的崽，老天爷还是公道。

　　因为家贫，李洪奇上学晚，和我一起开蒙。他农活干得好，书也读得不错。而我虽农活干得不好，书却读得比他还好。他在学校是威风八面的大王，谁都怕他的拳头，可他特别听我的话，从小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和他的娘老子一直纳闷那么高大的他就是服了这般瘦小的我。

　　我俩上山砍柴时，砍完一担湿柴，我挑不起来，他总是先把我的柴给挑回家，然后再回去挑他那一担。有一次我们去偷生产队的西瓜，看西瓜的老汉来抓我们，我和几个人逃掉了，而被抓住的李洪奇硬是一个人顶了下来，说西瓜全是他偷的。乖乖，我们当时觉得他简直和刘胡兰一样英勇。

　　初中毕业时，我们俩考上了同一所高中。在初中升高中那个百无聊赖的暑假，没有任何的作业，他却从邻村一位中学老师那里借来了一套《红楼梦》和一套《毛泽东选集》。山村偏僻，这两套书对我们而言，和宝贝一样。那个暑假我们一页页把毛选和红楼啃完。然后两人在放牛砍柴时比赛背诵里面的诗词和段落。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背诵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末一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年少的我们，真有“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尽管以后我对毛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段文字，至今还能背诵。

　　高中我俩在一个班，都在15里外的学校寄宿。每周回家背米背菜时，他像小时候帮我挑柴一样，把两人的米袋子用扁担挑起来。而我两手空空，沿路指着大山和河流，给他大谈将来的志向，而他总是“呵呵”地点头附和。

　　高二时，他突然对我说他要辍学，出去打工。我知道那是因为贫困，他的两个弟弟都在读书。

　　拿走了他的书本，拿走了他的被褥，他怕让我和同学们伤心，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一声不吭地走了。晚上回宿舍，看到他那空空的床铺，16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人生之悲哀。

　　我考上大学时，他正投靠一个在省城某大学基建处工作的本家叔叔，在那个大学打工。

　　寒假回家时，见到了他，他还是那样乐观，好像我上了名牌大学，他比我还高兴，笑呵呵问我在北方的生活。而那位回家过年的本家叔叔，则说起来他的许多“不识时务”。比如李洪奇上他家从来都是邋遢的样子，惹的那位长沙长大的婶子很不高兴；比如说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辩论哲学问题，而人家一知道这是个民工，大多拂袖而去。

　　后来他去了南方，现在广东，后到海南飘荡。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正在海南陵水修高速公路。他在信中讲到打工的辛苦，讲到为了工钱和老板的斗争。

　　毕业我分配到北京后，渐渐的两人的联系少了，偶尔一次回家，他还在外面打工。只是又听说他的许多“笑话”。如他回家搞了些科学养猪、科学种田的名堂，没搞出什么名堂，倒亏了本；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第一次见到小学还没毕业的女孩大讲人生的追求与无奈，弄得女孩及女孩的父母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再后来上他家说媒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一阵他特别痴迷于打卦、算八字，每天关在屋里看周易。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结婚后和媳妇一起回家过春节，他听说我回来了，好高兴，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袄，来到我家，两人围炉喝酒。酒醉了，他长啸，他大骂，骂这个世道。后来我妻子说，你这位童年伙伴真有意思。我很不高兴回了一句：仅仅是有意思吗？

　　他的两个弟弟，一人上了大学，一人上了中专，都是他打工挣来的钱供出来的。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湘西一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