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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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海子是一个时代的神话，将海子抬到神坛上，有人说海子的邪派武功害了一代人，似乎他是千古罪人。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同意，海子无非是一个怀着赤子之心做诗的诗人而已。就象李商隐的空朦晦涩、典故堆砌等风格，成就了“西昆体”，影响甚广，也有人说流毒甚广。但毛病出在后人身上，帐是不应该算在李义山身上的。

　　李白死后埋葬在当涂，这个地方离海子的家乡非常近。白居易一次经过此地时，写下了《过李白坟》“采石矶上李白坟，接天衰草绕田生。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自古诗人皆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诗人总是用生命在燃烧，才有动人的诗篇，所以自古薄命，海子尤甚。

　　海子一生都献给了诗歌，我觉得没有必要苛求他的表述方式是否符合传统的语法，本来语法也是约定俗成的，大伙都这样说也就成“法”了。只要诗歌能打动人就行了。记得《龙的传人》刚刚流行时，专门有专家撰文指出，副词“永远”不能重叠为“永永远远”而只能“永远永远”重叠，而“快乐”之类的形容词可以重叠为“快快乐乐”。但是大家就觉得“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唱起来感觉贴近心灵。司空图说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关键在于能否撞击人的心，其他的不应该看得太重要。

　　我在80年代末期第一次读到海子的诗歌，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80年代末，正是中国诗歌回光返照的时期，中学校园里诗风很盛行。我一读到海子的《亚洲铜》、《麦地之瓮》、《在昌平的孤独》等诗歌时，觉得有一种魔力在抓住我。“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心想，诗怎么能这样写呢？因为课本里的诗歌，不是《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天上的街市》，或者《大堰河，我的保姆》。但是就感觉这样写好、好极了（当时还没有“酷”这个词），就像红楼梦里的香菱读“大漠孤烟直”一样。

　　去年我去了一趟青海，海子在这里写下了“这骄傲的酒杯，为谁举起，荒凉的高原。”我突然想起海子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2年，一轮岁月了。当时写了几段怀念的句子：

　　十二年，

　　一轮灿烂星辉。

　　十二年，

　　偷去少年爱情的，

　　还是当年那条白蛇？

　　十二年，海子已长成，

　　湖边那个牧童，

　　名字叫着旺堆。

　　夏日，格桑花染红

　　他的牦牛皮靴；

　　秋夜，他枕着三眼笛声入睡；

　　冬天，长长的鞭儿一挥，放牧的，

　　是唐古拉山的暴雪。

　　碌碌红尘中，当年的少年早已长大，为生计奔忙打拚，诗歌离我们很遥远。但偶尔想起海子的时候，心中仍是谢意，因为海子的诗陪伴过我们的青春，海子的诗提醒我们，我们有过为诗歌不眠的年月。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第一次进京——北京记忆之一

　　（起6M点6M中6M文6M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1391）

　　一转眼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十个年头了，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在我心中，我依然不是北京人，北京似乎只是我偶尔落脚的驿站。

　　这种感觉很大程度源于我第一次进京的经历。

　　199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东郊的一家企业，一个农家孩子能够分进北京，那种兴奋劲别提了。我和另一位分到同一单位的校友一起下了火车，坐地铁从东直门站出来换公共车。

　　当时是早晨5：30左右，街上只有清洁工人在扫马路，我呼吸了一口首都夏日早晨的空气，感觉真好，这时我俩背后响起一声断喝“站住！”

　　我俩一回头，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叉腰站在后面，盯着我俩：“说你呢？干吗的？”他随手掏出一个本本晃了晃，“警察。”

　　我俩被吆喝惊住了，再看看自己，两个农家子弟面黄肌瘦，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脸黑发乱，再加上提着几个破包，确实像作奸犯科、负案外逃的流窜犯。

　　我俩连忙解释“我们是刚分配来北京的大学毕业生。”

　　“甭废话，看证件。”

　　学生证已经没有用了，最管用的就是派遣证，这可是被我们视为宝贝的东西，放在包的最里面。好不容易两人把派签证翻出来，替给人民警察。

　　这位便衣拿着派遣证瞥了一眼，觉得没什么问题，随手就把派遣证扔到地上，“你们走吧。”

　　这可是关系到我俩报到、落户的派遣证，就这样被人民警察视若敝屐！我们俩很伤心地捡起派遣证走了。

　　坐上公共汽车，听到售票员报站。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了打击，学了四年的汉语言文学，硬是听不懂售票员的北京话，这位大妈报站好像舌头在开水里滚了一下，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个案，这是北京售票员的标准语。

　　我们两个乡下人害怕坐错车，怯生生地问“这车是到某某地方的吗？”这位大妈白眼一翻：“没看站牌？你不识字？”

　　My　God，刚成了流窜犯，这回又成了文盲。

　　后来我和我那位一起进京的校友很长时间心里不痛快。我安慰他和自己，当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时，从前门火车站下车，碰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告诉他给他找一个舒适便宜的旅馆，最后拉着他绕了半天，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了个破旅馆，沈从文说这是他进北京的“第一课。”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时，七个人睡在三眼井胡同的一个破房子里，后来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去北大图书馆做“临时工”，结束了“打流”的生涯。一个说着湘潭话的“民工”，总想和来借书的大儒攀谈，老是遭遇白眼。这段经历毛泽东和斯诺先生提起过。

　　“是英雄莫问出处。”我俩当然不是英雄，只好举毛、沈两位后来出息了的老乡第一次进京境遇来安慰自己。

　　由于本人尊容，在北京这些年，被人盘问，在饭店服务员、出租司机不待见已是常有的事，我已麻木了，然而有了随身带工作证和身份证的习惯。

　　常常看见那些有暂住证或者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务工人员，像惊弓之鸟在这个城市觅食，我感同身受。因为一个正常分配进京的大学毕业生都曾有过那种经历。

　　前不久，我和那个一起进京的校友一起吃饭，他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成了一家中国新加坡合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他公司的管理层一水的外地进京人士。

　　我问他是不是当年第一次进京遭遇使然？他说那倒不是，因为外地进京人士，更敬业、更勤奋、对企业更忠诚，眼高手底的大爷我用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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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天茶舍　李的悲剧是普遍的，张的胜利是个案

　　（起1N点1N中1N文1N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1166）

　　——兼答西乌拉帕

　　西乌拉帕兄在《李昌平为什么失败》一文中对比了棋盘乡和写谢安乡以及李、张二人不同的命运。应该说，西的分析我基本是同意的。农民改变自己命运，必须依靠自己而不是企求有人“施仁政”，“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创造。

　　但是如果我们再作深层次的分析，就会觉得李昌平的悲剧是普遍而必然的，张德安的成功是个案，很难推广。不是没有推广的典型性，而是不能大力推广。

　　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充当着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正是发动了农民，党才取得了政权。在长达5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有过60年代初大批人饿死和文革的悲剧，但至少在执政的理论上党总是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利益，“三个代表”所说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70％的农民的利益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源于这样的理论。

　　基于对执政党理念的理解，李昌平上书高层，然后一级一级政府、党委重视，以求解决包括棋盘乡在内的农村问题，显然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当然和封建社会的“包青天”是本质不一样的。至于李昌平痛走他乡，棋盘乡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也好解释：这是极少数干部和少数政府没有切实落实中央政策，这是局部和全部区别。虽然这种解释有些苍白，但我们只能这样解释。

　　李昌平的想法合乎传统的想法。既然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权力从广大人民委托到执政党，然后一级级权力再往下委托，中央到省，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被委托者自然要向委托人负责，就象当年替王朝守牧一方的地方大员向上负责一样。而真正的委托人——人民，往往被虚置了。

　　张德安的做法很符合朴素的民主理念，权力是自然的一级级从下往上委托。乡农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自然可以团结起来，争取合法权利。而且这种争取有合法的东西做支撑。因为中央的一切文件、国家的一切法律在文本上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只要不否定这些，就能有理有据有节进行争取。

　　但是，西兄，试想谢安乡这种做法推广会发生什么？岂不是怀疑党的执政合法性吗？怀疑党和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吗？党之所以永远伟大、正确、光荣，是因为我们的党自始至终在前进的路上能主动纠正错误，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上书高层，不是封建时代盼望“施仁政”，而是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二者看起来一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呵呵。

　　这就是李的还能在内地广为炒作，而张的做法“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屈原虽然愤而作离骚，但他一天都忘不了楚国的命运，杜甫穷困潦倒，“每饭不忘君”，后人视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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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天茶舍　农民进城命若鸡？——我对收容的认识

　　（起1O点1O中1O文1O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2801）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若鸡。”两句诗出自苏东坡的一首七律。他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被押进大牢，和死囚关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要上断头台了，写了两首托孤给弟弟苏辙的诗。豁达如东坡，当时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太阳，也有这般“命若鸡”的恐惧感。

　　东坡是因为惹翻了当朝大老，才有如此之祸。然后许多来到城里，只想老老实实卖苦力挣一碗饭吃的农民，他们时时都有“命若鸡”的感觉，“五一”、“十一”重大节日不敢出去，热闹的地方不敢去，生怕被抓住，然后遣送回家，然后让家里用钱来赎。

　　我前年房子装修时，4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妈的，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宪，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诉、救济的渠道，就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违宪是什么？

　　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务院开始清理和世贸原则以及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