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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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等教育“大跃进”来负这个责任。

　　一、为了追求15％的高校毛入学率，高校扩招的速度太迅速。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大学毛入学率到了15％就是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我们为了这个“质的飞跃”，更是为了拉动内需（原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说过扩招是中央的决策）。我并非否定扩招，扩招确实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升学机会，使高考独木桥更宽一些。但是在括扩招中，是泥沙俱下，学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许多学校打着扩招的名“圈钱”。这一点在校的大学生应该比我清楚。接下来就是大专突击变学院，学院突击变大学，一流大学便收罗越来越多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我曾经报道过河南某校将一个中专收编，直接让中专的老师教大学生。报道出来后，河南就有人打电话提出抗议。而这个例子正是教育部某副部长告诉我的。原来只能收2000学生的学校一下子招收4000、5000甚至更多的学生，师资跟不上、校舍宿舍等后勤跟不上，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自然不如以前，对学生的管理自然会放松。我入学的那一年，我所在的那个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只招收了32人，不要说班主任，就是各个任课老师和所有的学生都十分熟悉。现在学校就像一个载畜量超过草原承受力的牧场，管理放松，学生太多，出现质量下降、学风变差的趋势应该不奇怪吧？

　　二、与高教质量下降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学费持续上涨。10年前我们在大学时，一年学杂费180元，现在一个二流本科，一年学费动辄就是5000多元，考虑价格因素，上涨的幅度仍然令人咂舌。加上生活费，读一年大学要花多少钱？如此高昂的成本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不但教学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也越来越难。当年“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风光已是天宝旧事。高等教育“越来越水”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凭不值钱。人说：“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那么本科生、大专生呢？是不是多如蚂蚁？“天之骄子”早成历史名词。和十几年相比，今天的大学生遇到了空前的生活压力和生存危机。

　　三、高校的道德、风气在下降，许多高校的办学已呈“功利性”。高校教师纷纷以“挣钱为本”，考试、做论文、答辩，申请学位、评定职称、争取科研项目，哪一项用“孔方兄”都能解决。师德在汹涌的金钱大潮里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我读书的那个时候，尚有不少经过“文革”磨难，把培育英才视为生命的好师长。现在成长的一批教师，活动能力强，喜欢在媒体上露脸，热衷于挣钱出名，有多少兢兢业业以培养学生为己任。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再加上学生之间消费的攀比之风盛行。十几年前，学生贫穷不是一种丢脸的时候，“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学生令大多数人钦佩。现在的状况呢？各位在校的大学生比我了解。

　　我们不能责备那些女大学生，也不能更多地责怪写这篇稿件的记者。不反思我们现在的高教制度，仅仅抓住一片报道口诛笔伐，穷追不舍，又有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处理人家，甚至可以开掉他，受侮辱的大学生们可以抗议，可以试图寻求诉讼途径追究责任，然而，高校中这类形象就会因此绝迹么？

　　校方和教育部门这种激愤态度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害怕抹黑，害怕负责任，害怕被历史指责为高等教育的“罪人”，所以他们必须尽力掩盖身上的“疮疤”。他们给媒体施加压力最好的理由就是“广大学生的感情”。而我们广大学生，为什么不好好思考呢？比愤怒更重要的是理性。如果高校问题不得到解决，最后吃亏的还是学生自己。今天处分了陈杰人，杀一儆百，以后媒体关于学校的报道，全是一片赞歌。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欢迎理性的反驳争论，但不欢迎没有立论，没有论据的谩骂）

　　200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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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荆楚泮宫风月赋

　　（起5Y点5Y中5Y文5Y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00：00　　本章字数：244）

　　五月风吹汉阳树，瘟君未退罢歌舞。

　　忽传新篇天下闻，掀起江夏黉门怒。

　　随园弟子多才俊，却道中有薛校书。

　　学台呈情上礼部，制台咨文进中枢。

　　九霄雷霆震兰台，斥言文乃子虚赋！

　　凡音何故动天庭？个中曲折如迷雾。

　　兰台负荆笔者走，长江巨浪仍有声。

　　扁鹊直言桓公病，自古愚暗是书生。

　　莫若盲聋作师旷，锣鼓齐鸣颂太平。

　　焉知万古千秋后，谁人秉烛照汗青？

　　地下重活太史笔，罹祸何止是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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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闲书话　此“楚声”非彼“楚声”____和夜飞雪商榷

　　（起3U点3U中3U文3U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05：00　　本章字数：2027）

　　湖南属于古楚之地，这毫无疑问。但如果说现在的湖南方言还保留着浓浓的古楚音，那就失于偏颇。

　　如果飞雪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

　　战国时期到秦汉前期，湖南是否有一种比较固定的“湘语”？这种“湘语”它是否还保留？如果保留，那么有多么纯粹？过去湖南人说的话和现在的湘语是否有传承关系？

　　尽管楚国开国后，荜路蓝缕，自强不息，曾经达到“带甲百万，欲观中原之政”，也创造了以“楚辞”为代表的灿烂文化。但是依然被中原人看成“南蛮诀舌”、不开化的野人。当时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千里水乡，交通便利，得中原文化之熏陶，开化较早，而屈原流放的沅湘之间，则仍然多是“好淫祀、信巫鬼”的原住民，社会形态还处于刚刚从莽林走向田野的原始部落时代，那时的湘人虽然后来和外来的汉人逐渐血液融合，形成了新的区域文化。但在战国时代末期，真正意义上的汉族还没有形成，那时的湘人，属于迥异于后来湖南人的山地民族（苗瑶的祖先）。其语言，有一些词汇还残存在后来的典籍中，如叫老虎为“於菟”，大多数土语已湮没不闻。特别是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大批六国的典籍，特别是不同于北国诸国的楚国典籍，如“三坟”等等被烧掉，楚国人不但失掉自己的祖国，也失掉了自己的文字。而语言在以政权为后盾的强势文化冲击下，一点点得到改变。

　　《离骚》是极其私人化的创作，运用的当然是楚国贵族流行语，也就是“楚国普通话”，“九歌”是记录沅湘之间的民歌，但应当是经过“官话”的翻译，变成楚国甚至中原士大夫能读懂的“流行文章”（当然它是否为屈原创作，是否在沅湘之间诞生，依然聚讼不已，钱穆先生认为九歌反映的是汉水流域原住民生活），也就是说“九歌”除一些特殊名词，用当时沅湘间的语言记录外，大多数字句已非当时的“湘语”。

　　秦置长沙郡，辖湖南东部地区，置黔中郡，辖湖南西部和贵州部分地区。后置桂林郡、零陵郡。大批军队官吏南下，必定对湖南的语言产生影响。

　　那么最先受到影响的应该是交通发达的地区和政治中心，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常德，湘江下游的长沙，毫无疑问首先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这些地方的方言，应当是最先向中原靠拢。后来经过五胡乱华，北方人南渡，湖南再次受到中原文化的冲击，这时候真正的大汉族早已形成，但湖南相比江苏、江西等地，汉人仍然未能一统三湘，唐末黄巢沿湘江烧掠，大江大河边肥沃的谷地所居的汉民被杀了很多，而山区的苗瑶大多却能活下来。宋代建政后，北方幽燕大地尽入胡人之手，特别是南宋，偏安于长江以南，湖南才成为王朝重点经营地区，此时，长沙、常德这些湘北地区早服王化。资江和沅江上游依然是苗瑶侗的天下，邵阳作为湘中的中心城池，自然担当起王朝征服苗瑶的指挥地。宋理宗龙潜时期，便在邵阳当了十几年的防御使，主要对付周边的“蛮人”，回杭州登基后，便以自己的年号“宝庆”命名他的吉祥地——邵阳。号称“梅岭蛮”的新化等地那时才纳入王朝统治。——看看今天邵阳周边地区的各县县名，如新化、绥宁、新宁等名便是“王化”的标志。

　　可以说，屈原时代的沅湘之间，大多数老百姓讲的话根本就不是汉语。屈原创作用的倒是郢都里流行的“楚国普通话”。从南宋末年到明代，大批江西人又播迁来湘（本人祖先和周围几大姓都是从江西迁来）。汉族人和汉语就是这样，从北部湖北、东部江西一点点往湖南核心渗透，外来的汉语和当地话一点点结合，但主要还是外来话战胜本地话，先进文化战争本土文化。湖南汉族占据绝对优势，湘语基本形成，应当在明代完成。

　　现在一般人说湖南方言分类，常常分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区，以常德、湘西州为主）、新湘语（长沙、湘潭为代表）、老湘语（湘乡、双峰）以及部分赣方言（平江一带）。社科院的李蓝先生则把湖南方言分为：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

　　三湘大地正是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从不同方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她的方言就呈现了犬牙交错的特点，双重方言区和过渡区不少。

　　常德话是带有湘语特点的西南官话，它具有过渡性。尽管它还留有一些古语。如有次我听某位汉寿籍高级干部把“团组织”念成“唐走资”，这就和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不太一样。

　　本人生长的地区就是双重方言区。我中学的同班同学说三种不同的方言。有很难懂的新化话，也有受到西南官话影响的邵阳官话，有本地的“土话”，我所在的乡，还有一种快死亡的“平话”，只有一些老人还能讲，不但发音和流行的湘语有差别，连词语甚至完全不一样（甚至有些词湘语是单音节而它是双音节），把“牛”念成“敖”，摹牛的叫声。我不是研究语言的，不知它是不是秦汉时期的“湘语”。

　　另外，楚霸王被包围；“四面楚歌声”的“楚声”更是和湖南话不沾边，它顶多算古时候淮河流域的话。

　　由于本文非严谨的学术文章，随便杂七杂八得写下这些文字，欢迎板砖。好书尽在cmfu





　　闲闲书话　一个体制内记者的悲凉——…记2002年初我在广州的两次采访

　　（起5W点5W中5W文5W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05：00　　本章字数：1762）

　　去年年底，儿时的伙伴从广州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个同县的老乡在广州番禺某工地做工，因为没有暂住证，在联防队员的追赶下，莫名其妙地“摔死”在山崖下，当地有司用三万块钱打发了死者年迈的父亲。今年3月，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又死在收容所里面，在群情激奋下，有关领导作出了批示，相关人士被抓获，孙被伤害致死案已经开庭，但许多媒体事先都被“打过招呼”，——不能再炒作这件事。

　　孙案的结果我们不假思索就可以料到：那些被胁迫而打人的收容人员，那些指示打人的护工“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相关部门的“副职”免职或调离。孙案注定将会作为一件纯粹的个案而处理。从司法角度来讲，这确实是件个案，但从制度的层面来讲，有司不会让社会舆论有“超越个案”的联想。

　　我似乎看到，被收容者受到毒打后那种绝望与无助的眼神。不由得想起了我去年年初在广州两次采访经历，各种复杂的情绪萦结在心头，我形容不出，而只有一种悲哀却使我深深地体念到。两次采访连在一起，费时20天。前十天采访广东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发了系列报道；后十天是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组织下，采访广州“三年一中变”的伟大成就。

　　2002年元旦过后，我来到南粤大地，在广州、中山、佛山、珠海等地进行了十天的采访，主题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维权状况。在那些玩具厂里，那些建筑工地，还有一些商业机构里，我见到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打工妹。全国1亿左右的进城务工人员，珠江三角洲占了20％左右。这些人“候鸟”们冒着被驱赶收容，被机器扎伤的危险，领着微薄的工资，默默地干着脏活，累活。据广东有关部门自己承认，珠江三角洲25％的GDP是外地民工创造的。由于是体制内的媒体，我的稿件一次次被修改、打磨，文中一些“有碍”的话句被删掉了，但系列报道总算是发出来了，一共8篇。第一篇的标题是《他们，搭起了现代化大厦的脚手架》，第二篇是《和贡献极不相称的生存状况》。

　　正当我结束采访，准备回京时，接到单位的电话，说中央文明委组织中央媒体去广东集体采访广州城市变化，让我继续呆在广州，参加这次采访。

　　这种“栽花不栽刺”采访，轻松舒适，我们被安排住在白云山下的“鸣泉居”，听说是广州最好的宾馆。每天组织记者们看广州最好的“风景”，我记得那些天去了白云山下的体育馆、中山大学、广州钢琴厂、新机场建设工地、番禺的小康农村、治理好的珠江两岸、广州本田。。。。。。当地官员自豪地介绍“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的成就，说以前有中央领导批评广州是“脏、乱、差”的代表，是“城市不象城市、农村不象农村，城市又像农村，农村又像城市。”，而现在的广州，楼高了，地绿了，路宽了。

　　没有人能否认这些年广州的经济迅猛发展和城市面貌的翻天覆地。有两个场景我印象最深，一次是去看整治好了的火车站，指着广场上一泻而下的人工大瀑布，当地官员自豪地说：这就是广州的大手笔，广州的大气魄；另一次是夜游珠江，坐在游轮上，看两岸高楼林立，流光溢彩，珠江波光粼粼，倒影的是一派繁华的天上人间景象。陪同的人也自豪地说，有中央领导说珠江是中国的塞纳河。言下之意，今天的广州已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