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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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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一个好看的情人节用的花环，好去承载上更多美好的祝福，无疑是使这些女性们从混乱匆忙中挣脱出来，变得更加平静。很少有观众真想用她们自己的鲑鱼或者是镀金的鸡蛋来当圣诞树的装饰品。我们是在斯图尔特用来展示的房子之外收听她的节目的，她的房子位于特基山上，是一个有着良好品位的优雅之地。她的家是一个被严格管理着的高尚的处所，在那里面每件事物都是奢华的，好像里面全都是有着漂亮颜色的糖果才合乎逻辑。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2）
然而对一些女人来说，斯图尔特那种接近癫狂的完美主义变成了挫败感的来源，甚至会使她们变得狂怒。她们很反感她那种引导，反感她制定的那种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标准。由于斯图尔特代表着一种很高的标准和强大的经济需要，这引起了一系列的现代挫败感，所以轻视玛莎成为集中愤怒的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关注斯图尔特的要求的根源，可以发现这种要求究其根本
并不是植根于真实的家庭生活，而是植根于一种对与世隔绝的纯洁的、无瑕的家庭景象的渴望，在这幅景象里，丈夫和孩子没有什么位置。当需要亲属来共同构成一幅快乐家庭的生动画面以完成她的假日特刊的时候，他们就被放进来，然后再被运走。当她渐渐成为一个图标的时候，她喜欢对助手说：“记住，我不是玛莎·斯图尔特本人，我是玛莎·斯图尔特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她很像虚构的贝蒂·克罗克（Betty Crocker）或者是艾拉·雷文（Ira Levin）。在1972年写的小说《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中的那个“完美”的人物。她一直担任贸易公司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一直到2003年因为犯罪的指控她才不得不下台，每年她都有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她的雇员超过了600多人。
在她处于上升阶段的90年代，斯图尔特很像是身着一件美轮美奂的新娘礼服却孑然一人的新娘——不真实、很清白、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她那本发行量极大的杂志《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在1990年创办，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出版物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波，这本杂志描写了一种理想化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生活方式。作为“庇护所”的期刊不但代表了一种后退，也代表了对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出现的指导职业女性“自我实现”的大量出版物的一种矫正。这些杂志以“我”作为中心题目，比如像《自我》、《职业女性》（Working WOman）和《花花女郎》（Playgirl），这些杂志赞美的是那些坚强的、努力奋斗的女性。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女人在出版物中的形象变得温柔了许多，比如《维多利亚》（Victoria）是一本关于“浪漫生活”的杂志，从1987年开始出版。到2003年，《维多利亚》的发行量超过了100万，这比《建筑摘要》（Architectural Digest）、《住宅和花园》（House&；Garden）或者是《美化家居》（House Beautiful）都要多出许多。
《维多利亚》开发出一个更大的家庭生活复兴运动，这一运动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以很浪漫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者更专业一点说，它的表面被呈现为对有柳条和香草的花园的描述，屋子里挂着早期的画，在圣诞节的时候放满了散发橙子清香的香盒。女人阅读《维多利亚》并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维多利亚统治的那一时期，也就是从1837年到1901年，妻子在法律上被定为她们丈夫的附属品。她们也不会想到，在维多利亚时代，当女人们想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医生总会警告说她们的生殖器官将会遭受损害。她们也不会想到为了唤回这个看上去仿佛是家庭生活的天堂的那个时代，我们必须一直追溯到差不多是150年前。《维多利亚》的读者想要的只是这本杂志所提供的那种舒适的、缎子般美好的逃避之所，只是想要有一个地方可以避开嘈杂的电话铃声，让人头大的电视节目，或者是让她们的孩子随时都能看到色情节目的电脑罢了。
那些沉迷于追求舒适的人也会强调雪莉·麦迪逊那本《营造一个舒适的家》的成功，这是一本回答了许多女人提出的与家务有关的问题的书：冰箱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温度（高于32摄氏度，低于40摄氏度），漂白了的搁板架的寿命（不会超过几个月），怎么去卷袜子（有三种方法，并且还有图示），甚至还有如何正确地洗手（打上肥皂，搓洗一会儿，时间大概是哼唱一首《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的时间吧）。
不论有多少书籍在新鲜劲过去以后，会落上多少尘土。它们总归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舒适而且有秩序的世界。就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我也喜欢带一本这样的读物上床翻看，就像看上一本逃避现实的神秘小说。
《营造一个舒适的家》一书中的信息引起共鸣的并不仅仅是因为里面有许多关于家庭生活的提示。它里面有许多高度政治化的潜台词，回应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40年写的散文《家庭生活》（Domestic Life），这篇文章对于20世纪末的读者来说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和爱默生类似，麦迪逊把家庭表达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就像她说的那样，“家务劳动让你的家庭富有生机，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小小社会，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有其自身运行方式和韵律的重要居所……”没有了这种秩序和事务，麦迪逊指出，家庭很容易就会走向混乱：孩子们在电视或者是电脑面前难以自拔，不想去学习乐器，甚至不想读书；平常吃的一日三餐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对孩子们的发育不利，而大人们则容易变得肥胖；对基本的家庭卫生的忽视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对于这样一种无序的家庭生活，麦迪逊提出的建议是遵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我自己的经历，”她这样写道，“使我确信要想有一个好家庭，必须要像一个传统女人那样对待家庭和家务，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3）
这是一个很有迷惑力的结论，即使麦迪逊本人的情况恰恰与此相抵触。因为如果没有了她那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信任状——其中包括哲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法律学位，也许她的作品就不会这样被人们所重视了。很明显，书封上的文字表明了麦迪逊的成就排列的次序：“哲学家，律师，曾经是一个教授，同时是一位家庭主妇，一名妻子和母亲。”
家庭复兴的信息是明显的：不是所有的现代家庭内部都是和谐的。混乱潜伏在蓬乱的表
面之下；现代家庭处于混乱之中，缺乏凝聚力，缺乏秩序，缺乏满意度。对这一情况的一个很自动的反应就是回到那个妻子快乐地待在家里，她的工作受到高度评价的神话般的时代。2000年，经典的维多利亚式的家务手册的发行更是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趋势。这本名为《比特恩夫人的家居手册》（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的书第一次出版是在1861年。很明显，大多数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并不需要按照比特恩夫人的建议用最合适的方法去杀死一只海龟，也不需要用鸦片来帮助储藏餐具，甚至也不需要从书中学习煮东西的方法或者是怎样切开一头牛的头。然而这本1112页的手册提供的是进入一个领域的入口，在这个领域里面妻子的角色轮廓鲜明：她的活动空间是“私人的”，她丈夫的活动空间则是“公共的”。这是一种在相当实际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模式，这一模式假定对女性对职业追求的需要并不是男女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玛莎·斯图尔特一样，比特恩从来都不是一个家庭妇女。1857年，她是一个不情愿待在家里的23岁的年轻母亲，当时在一家报社担任记者，这时候她决定写一本书。她的目标读者是那些突然涌现出来的有工作的女性，但她们在家务方面没有接受过教育。虽然如此，她还是把家庭主妇当作家庭幸福的建筑师。“我经常会想，没有什么比一个家庭主妇做的难吃的晚饭和一个不清洁的家更容易成为一个家庭出现不满的原因了。”她这样写道。在比特恩那个时代，女人们还没有获得公民权，妻子在家庭内部的权力是绝对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一个妻子，”比特恩写道，“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后一位的……这全凭她的行为，而这行为的内在机制是被严格控制的。”
比特恩没有机会看到她写的这本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1865年在生下她的第四个孩子不久后她就去世了。据说她的丈夫赛缪尔（Samuel）在妻子死后很是伤心，他很精明，意识到妻子的声名正在上升，所以没有在她去世后立即让外界知道她的死讯。她写的书没隔几年就被重新出版一次，她的名字变成了商标，被用在一系列商品上面，诸如书籍、物品和食品等等。
过了一百多年，当北美地区的人在家务上比以前花的时间要少很多，并且出生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的时候，把家庭主妇和家务劳动浪漫化就成了一种奇怪的逻辑。伦敦的《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在1996年宣称“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对于任何一个自尊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曾经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想法，现在却不仅被接受，而且也许已经成了一个被人羡慕的身份。”1998年11月，《纽约时报》也回应了这一观点，把家庭主妇称为“现代地位的象征”。这本杂志用大量篇幅把家庭主妇描述为“最后的荣耀，反映出了社会的繁荣，并且向孩子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事实上，她们是世界的中心。”这本杂志在2003年又一次重复了这个信息，在题为“选择的革命”的封面故事中，对那些选择和孩子一起留在家里的职业妇女们做了编年史般的陈列，并将其称为社会潮流。
这种新出现的家庭主妇和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描述的那种被奴役的女人并无多少相似之处。21世纪的家庭主妇——更为普通的叫法是“居家妈妈”或者是“足球妈妈”，指的是那些部分时间工作的居住在富裕郊区的妻子们，这种说法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家务劳动不再是一种奴役的形式而是成为履行责任的方式。家庭主妇所感受到的满足也在商业方面有所体现，像一则巧克力麦片广告中有一个女人很是热情，她说：“成为母亲给了我想要的一切满足。”
“复制娇妻”又一次成为潮流，但这一次妻子不再是被嘲笑的对象，而是被羡慕的对象。当雷文的小说在1972年出版的时候，它意在挖苦那些男人对渐渐兴起的女性主义的恐惧。这个故事是以乔安娜·埃博海特（Joanna Eberhart）的视角来展开的，她是一个雄心勃勃、性格自由的摄影师，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不情愿地从纽约搬到了小说中虚构的位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STEPFORD的小镇。在这个有着许多茂盛的树木的小镇定居之后，乔安娜看到许多本来是聪明伶俐的女性令人恐惧地渐渐变成了一些头脑苍白的懒惰女人，她们沾沾自喜的是自己芭比娃娃般的身材，甚至像这些玩偶一样转动不停。更令她恐惧的是，她发现在贝蒂·弗里丹到镇上来宣布全国妇女组织的章程后，镇上的男人们发明一种可以做家务的机器人。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些性感的、顺从的机器人取代他们那些老是雄心勃勃的妻子，这些机器人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会取悦他们。在这里，这些完美的妻子是假的人工制品——没有瑕疵、很性感而且总是顺从。就像威廉·高曼（William Goldman）在1975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的一个男性角色所说的那样：“她会做饭，她会打扫卫生，她就像是迪斯尼世界里的那些机器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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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2年，STEPFORD WIFE这一术语又被当作时尚词汇被重新铸造。杂志编辑用“很STEPFORD WIFE”描述2002年秋天在纽约举行的时装表演，因为这场表演充满了柔和的颜色、丰富的图案和夸张的线条。在对这些服装进行评论的时候，《纽约时报》提到了呈现在现代女性面前的两种相去甚远的时尚观念：“在最近几年里，设计师和摄影师被讲究性感的后女性主义所迷惑，同时他们也被处于渐渐失去了阐释意义的家居环境里的被宠爱着的年轻主妇们所吸引着。”
在“后女性主义者”与“被宠爱的年轻主妇”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简单地被展示为两种时尚趋势的不同。这其中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2003年初当《复制娇妻》宣布要重拍时这种冲突显得愈发明显起来。这部电影将由尼克尔·基曼（Nicole Kidman）担任主角，她是好莱坞最具票房价值的明星之一。在这两部电影剧本之间，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变迁发生了：70年代早期，驯服的、温顺的妻子是男人所怀有的梦想，大约30年之后，成为这样的妻子成了女性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对她们来说不是奴役而是解放。STEPFORD WIFE这样一个原型所具有的最有力的吸引力在《COSMOPOLITAN时尚》的2000年6月那一期开展的一项范围很广的调查中得到了展示，这份调查报告宣布，许多年轻女性是“家庭主妇崇拜者”。刊登在《COSMOPOLITAN时尚》上的研究报告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指示器：当海伦·格蕾·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在1965年担任这份杂志的编辑时，其目标读者是刚刚出现的独立的单身职业女性。一代人又成长起来了。现在的研究表明年轻女性在有孩子之前就“实在是渴望成为家庭主妇”。根据这份调查，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3000名已婚或未婚女性中，有68％的人说“如果经济上允许，她们愿意放弃工作”。《COSMOPOLITAN时尚》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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