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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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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3000名已婚或未婚女性中，有68％的人说“如果经济上允许，她们愿意放弃工作”。《COSMOPOLITAN时尚》杂志上还提到了另外一次在800名年轻女性中展开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有2/3的人愿意待在家里，而不是在职业领域里努力向上奋斗。
对家庭主妇崇拜的调查很快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潮流，这一文化潮流根据统计学上的数据认为女人在40岁以后依然有很多机会嫁人，这种几率和被恐怖分子杀死的几率相当。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林·唐德（Maureen Down）在这次调查结果公布后不久写到的那样：“五年前，你会经常听说那些精力充沛的女人幻想着她们能够拥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可以购物、烹饪、合伙使用汽车，这样她们就能够全心投入工作。现在这种幻想更进了一步：她们自己就想去做妻子。
家务劳动为什么会对女人有如此大的引诱力，被归结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上去，并且围绕这些原因产生了许多争辩与陈述。20世纪后期的女性主义者们提倡女性应该在洗衣煮饭之外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保守主义者对此却不屑一顾，这种争论反映出女性主义者们那种无法履行的允诺受到的冲击。女性们在升职和进入最高阶层时并不像她们曾经期望的那么快，这一现象说明了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挫折。女人们满脑子都是在女性主义觉醒的时候出现的那种不现实的超级女人的形象，她们明明知道这一形象是个神话，却觉得还是需要去仿效。
家庭魔法出现了，就像婚礼产业一样，这也是妻性鸿沟带来的必然结果。当妻子们在90年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离开家庭的时候，她们并没有曲折前进的道路，没有新的可供选择的图景。最后，甚至是最平等的夫妇在有了孩子之后也发现自己走在了传统的老路上。进入90年代，一代人成长了起来，曾经被热切期待的女性进步并没有出现，这种冲击被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但是与努力去应付那些家庭主妇离开家庭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相比，回顾历史，把曾经备受非议的家务劳动当作悦人心意的、带来许多满足感的职业要容易许多。把家庭主妇的式样翻新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许多工资微薄的已婚女性来说，工作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光辉途径，而更多的是给餐桌带去食物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女性说她们不愿意放弃她们的工作，即使是她们可以做出这种选择。（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情况下，有67％的女性选择继续工作，这和她们是否需要这份薪水无关。）但是这样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当幸福的家庭主妇被当作一种女性理想来倡导的时候，如何才能不令人迷惑呢？
在90年代，对家务劳动进行浪漫书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更恰当一点说，这应该被看作是对流行于20世纪的主题曲——比方说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的蓝调歌曲中的男低音——的最新版本的即兴重复。现代的职业女性不过是一大串受到挫折的职业女性中最新的一个例子。然而不知何故，我们认为她们的“平衡”问题只是她们自己的问题，很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艾丽森·皮尔森（Allison Pearson）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凯特·雷迪的生活》（I Don’t Know How She Dose It：The Life of Kate Reddy， Working Mother）一书所引起的巨大欢呼。2002年，这本小说在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以机智诙谐的笔法描写了一位头脑不大清楚，一辈子都糊里糊涂，被罪恶感所缠绕着的35岁的经理——同时她也有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皮尔森对凯特·雷迪的一生的描写也是对那些有工作的母亲的勾画，她们抽时间读了这本小说，非常吃惊地发现作者竟然有能力看到她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着的种种困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5）
就其表面来说，凯特·雷迪看上去什么都有——一个亲切、关怀的丈夫，听话懂事的孩子，精力充沛，有一份高薪的工作，有阿玛尼（Armani）的时装。然而她必须要做出许多艰苦的努力去保持这些，在这个过程中她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个人满足，而所有的职业妇女都曾经被告之她们将会被赋予这种个人满足。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妇女相似，这一角色也是习惯于认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只能是二选一。就像她说的那样，“在我老到能够理解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之前，我已经明白女人的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妻子，富有
自我牺牲精神，擅长烘烤苹果派，把洗衣盆擦得光可鉴人；另外一种则完全不同。”事实上，凯特·雷迪就是“另外一种”，在她的内心里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恶的情绪。她写无穷无尽的自我提升的表格，为自己孩子喜欢保姆胜过喜欢她而烦恼，工作中面对着对女性的歧视，逃避和丈夫的性生活，很想和年轻的大学生谈一场恋爱。最后，她终于认输了，辞了职。“我相信两性之间的平等吗？对此我并不是很确定……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能享受妇产假，但是在他们看来男女两性注定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看来，女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麻烦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确是那么想的。”
凯特的困境得到了许多经济状况相当好的女性读者的共鸣，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凯特的故事中传递出一个女人们习惯听到的信息：一边高性能地工作，一边做一个合格的母亲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对那些聪明、富有、精力充沛的女性也是如此。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一样需要引起注意：凯特·雷迪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在现代社会里才有可能发生。一百多年以前，有很多有抱负的妻子也感受到了与此相类似的挫败感。在19世纪后期，很有抱负的女作家夏洛特·帕金·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别人的建议下去拜访S·威尔·米切尔（SWeir Mitchell）医生，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做一个母亲和想拥有一份职业的想法之间取得平衡，她为此苦恼极了。米切尔医生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经学者，主张“那些神经紧张的女性需要明白的是，家务劳动是治疗的方法，而不是引发疾病的原因。”他对吉尔曼说，要想减轻这种紧张她应该让自己沉浸在家庭生活里面，并且说她需要完全的卧床休息，要多吃一点，多睡一点，每天按摩，尽量减少“外界刺激”。这个处方和一头牛在变成每镑100美元的牛肉之前需要的建议没什么两样。在米切尔的疗养院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吉尔曼回了家，她一同带回去的还有医生“尽量待在家里”的建议。吉尔曼尽力遵从这一建议，直到接近疯狂的边缘。1892年，她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并不是只有作家才会担心家庭生活会抑制自身有所创造的雄心。在1880年到1913年之间，当女性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时候，结婚率下降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出生率也一路下滑。即便是有为数不少的女性把婚姻看作一种必然的归宿，但对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还是担心婚姻带来的义务会让她们无法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女性所取得的进步正在遭受被“让女人回家”的风潮的冲击。恐吓的战略被自由运用。在出版于1910年的一份加拿大联邦政府报告上有这样的结论：“母亲工作，孩子死掉。”
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人劝告说，不妨再去想一想家庭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莉莉·弗里兹（Lilly Frazer）的《对没有仆人者的重要帮助》（First Aid to the Servantless）一书出版于1913年，就是进行这种宣传的典型文本。“我们将很少听到有关崩溃、神经衰弱或者是休息不好的事情……”她在书中许诺，“简单的快乐将再次被感受到，人必须去做出努力也是注定的一件事。一个女人所受的教育越高，她就越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庭主妇。”
1921年，是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的第二年，不让女性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职位的做法开始初次露出了端倪。为了让女性雄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家居手册通过把擦地板和打扫卫生称作“科学”来强调家庭主妇的“职业”身份。“收拾屋子”被当成一件富有创造性、能带来满足感的活动，这样家庭主妇们在做完家务时就能感到很开心了，因为她看到自己把家庭照顾得是那么好。“收拾屋子比家务管理更进一步”，莉莉莲·吉尔博斯（Lillian Gilbreth）在《家庭主妇和她的工作》（The Homemaker and Her Job）一书中这样说。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里面充斥着对心理学和进化论的相信。“更进一步的是行动，是个体的变化，是创造性的工作，”她这样写到，“家务管理是科学……一些事情必须要做，为的是有时间休息。”（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像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家务权威一样，吉尔博斯没有被她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限制住。她是一个工业设计专家，在丈夫死后独自抚养着孩子，并且继承了丈夫的生意。）
当然，家庭主妇待在家里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经济上的一个目标。作为采购全家消费物品和服务的那个人，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代理商。相应的，广告商和生产商都把妻子们当作家庭的“主要购买力量”，这就发展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女人们是“为购物而生”。到30年代早期，北美地区劳动力的女性中有44％是白领，法律却明文规定妻子们应该回到家里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学校体制规定女性教师在结婚后得辞去教职， 1937年美国的联邦法律废止了这一规定，但是一直到50年代，有好多州限制女性在政府中工作。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男人们应征入伍腾出了一些位子，家庭主妇们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家庭尝试工作的机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她们不再被需要了，这些女人又被号召回到家庭中去。1943年，《纽约时报》宣布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女人”将会很愿意回到家庭。然而，“真正的女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在1944年、1945年针对从事与战争有关工作的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4的人期望在战争结束以后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在战争前自称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中有一半表示她们想保留工作。然而美国政府有其他的计划，
正如1944年在广播中出现的一则广告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斯通女士。”广播员问。
“我爱我的工作。”斯通女士回答。
“战争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广播员问，“你还想继续工作下去吗？”
“我想不会。”斯通女士回答，“当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将会选择在家里忙。”
“你真是值得称赞。”
也许你会问斯通女士既然在战前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待在家里却会更“忙”。但是从广播员的评论可以看出那种把妻子限定在家庭里的观念。而且这一评论把家务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事实上，不过就是一系列谁都可以完成的作业。作为妻子的工作，家务不仅是需要完成的杂事，它还被提升为表达爱与支持的姿态。这样一来，女人在对家务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从耻辱到荣耀的感觉的变化，于是她在广告的蛊惑下很快就觉得自己伟大起来。战争结束以后，重型机械生产企业阿德拉精密仪器公司（Adel Precision Products Corporation）的一则广告中，有一个小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再待在家里啊？”
反对雇佣已婚妇女的政策又一次被制度化了。例如一直到1955年，限制已婚妇女加入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才被取消。1948年，为在纽约的塞尼卡福克斯举行的第一届妇女大会做百年纪念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应该把妻子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举办这次纪念会议的美国妇女署给杜鲁门的致辞起的题目是“美国女性，变化的角色：工人、家庭主妇、公民”。当杜鲁门总统致辞的时候，他把顺序改了一下，“家庭妇女”在最前面，“工人”在最后。
然而想让妻子们老实待在家里的种种努力最后证明没什么效果，在50年代，女性工人的数目进一步膨胀。年轻女性渴望在家庭之外能够有所建树。在与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结婚的许多年之前，杰奎琳·鲍威尔在她的毕业年鉴上写到她将“永远都不做家庭主妇”。（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她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主妇，她把白宫从一个寒酸的办公区改造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公共场所，在那里，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所做的这一切为后来的第一夫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尽管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支持的公共服务没什么关系，但比原来用纺织品、彩色的小零碎和中国图案装饰的白宫好多了。杰奎琳·肯尼迪并没有直接对美国的政治发生影响——就像饱受非议的伊迪丝·威尔逊和希拉里·克林顿那样，但是她做的事情事实上很有政治性，并且具有复杂的社会涵义。）和这一情况很类似，50年代流行文化中最卓越的妻子露西·李嘉图（Lucy Ricardo）也是一个有着强烈挫败感的家庭主妇，她永远都在计划着摆脱家庭，赢得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名望。
郊区的出现提供了让家庭主妇们待在家里的另外一个理由。1960年《时代》周刊6月份的封面故事这样描述了一个郊区家庭主妇：“交织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种种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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