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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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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地方女人总会表达她们对身负双重责任的愤怒。她们所遭受的挫折被简洁地表达为一张卡通画，出现在了1999年9月18日的《纽约客》上。一个女人向另外一个女人抱怨她的丈夫，他坐在她的脚上，她说：“我不得不同时既当猎人又当看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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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女人们大笑，点头表示同意的时候，她们既当猎人又当看守者的事实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男人们和女人一样有能力清扫地板、换尿布、做晚饭，尽管流行语“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把女人们爱好整洁说成天性。
在这场关于家务活的无休止的争论中，有一点很少被提及，那就是女人们做家务是因为她们想去做。为什么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呢？管理家庭能给女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情况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和伊莎贝拉·比特恩。
2001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资料又一次一点都不出人意料地宣布女人在家务上花的时间是男人的两倍。2003年2月这一资料公布之后，与此有关的媒体评论说明这样一种“家务权奖赏”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在流行于加拿大新闻专线中的一个故事里，多伦多的电视制片人萨利·瑞切尔（Sally Ritchie）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庭清洁工作，但是和丈夫一起抚养孩子，揭示了许多选择不问家事的女性的自责。瑞切尔把自己称为“畸形人”，因为她拒绝像她认识的大多数已婚女性那样做与家庭有关的“每一件事”。
辛西娅·普尤（Cynthia Pugh）曾经接受过《环球邮报》的采访，她说她的丈夫做1/3多一点的家务（她是否在家庭外面工作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说明）。她的意见很清楚地表示她认为这种劳动分配的不平等将会一直存在。“奇怪的是，他做得越多，我就越不会意识到。我对家庭做得越少，我就觉得自己越不像一个母亲。”
待在家里的妻子再一次被确认是有个人身份的。“家庭”和“妻子”容易联系在一起。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妻子很容易就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是正如我们在90年代看到的那样，家庭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了，在这一时期女人又一次被号召回到家里去，好像由于妻性鸿沟造成的真空产生了一种离心力。
有一份好职业的妻子在80年代曾经因为使丈夫的形象更富有光彩而被称赞，但到了90年代中期，这样的妻子却被认为是丈夫职业的负担。1994年，在商业圈子里非常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希拉里妻子”。很显然，这里提到的是那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这个词用来描述那些渴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缺乏对家务劳动的热情的妻子。一篇题目为“有职业的妻子让CEO的生活变得复杂”的文章，说许多大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总经理得不到来自于配偶的支持，比如像参加商业酒会、熨洗衬衫或者是抚养孩子什么的，而这些都是她们曾经被人期望去做的。婚姻中的双方都想拥有职业被认为是令人不悦的一件事情。很明显，一份婚姻的失败如果要寻找原因，需要指责的是妻子那张过于拥挤的时间表，而不是丈夫的。就像这篇文章中讲到的那样：“她忙碌的工作和频繁的商业旅行让她没有多少时间和她的丈夫一起去国外旅行。”
有职业的妻子和母亲被认为不仅会危及她丈夫的幸福和职业前景。她还被认为让孩子们也处于危险之中。1997年在对英国小保姆露易丝·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的审判中，她被指控为谋杀了9个月大的小女孩马太·厄普恩（Matthew Eappen）。但媒体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案件本身，而是对准了孩子悲痛欲绝的母亲。黛博拉·厄普恩（Deborah Eappen）是一个医生。在反复地推敲之后，她被当成了一个例子用来说明女人不应该工作，而应该待在家里。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当疑问变得清晰”。文中认为那些富裕的女人去工作是因为自私，她们做出去工作的决定完全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是对另外的许多家庭来说，有更多令人感到棘手的事情，这样一来，要想说清这件事可真是令人挠头。如果说妈妈离开家工作的原因是为了钱，那么孩子们将会变得充满恐惧，或者是过于在乎金钱。说到自我满足，她这样做究其根本是因为自私，是把她自己放在了家人的前面。”这样一个说法进一步加强了一个观点：妻子的工作总是没有她丈夫的重要，不管她能赚多少钱。而女性进入工作领域对家庭收入成为补充，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神话也被尖锐地批评：“但是不管公正还是不公正，儿童专家认为，在夫妻两个人都工作的家庭里，母亲经常被认为是更多应该考虑是否要出去工作。”
即使马太·厄普恩的父母都是医生，妻子的职业所占的地位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但丈夫的职业却不会被这样认为。《纽约时报》说，有职业的中产阶级妻子甚至是把工作当成了通奸的机会：“尽管第二份收入可以帮助付账单，但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钱。尤其是在付了税，支付了照看孩子的费用后，这些钱并没有多少。真实情况是，出去工作是一种非法的愉悦，经常会有暗地里的偷情。”
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最终大多数女人无法处理这份横亘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感情行李”：“对一些人——没有人知道准确数字是多少——这件感情行李太过沉重了，以致于难以拖到办公室去，这就让一些人选择放弃工作或者是切断原来的情感联系，经常是让她们自己进入到所谓的妈妈轨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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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7年，妈妈轨道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这一术语的出现可以一直被追溯到1989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这篇文章里，菲利斯·N·斯沃兹（Felice NSchwartz）把在公司里工作的女性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职业和家庭”女性，她们需要的是一些低薪的工作，但相应的要求工作时间有弹性，这样她们能够照顾到家庭。另外一种是“事业第一”的女性，她们能够在公司会议室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斯沃兹认为，如果女人在支撑家庭的同时还要在公司里争取更高的位置，那么公
司结构就必须提供更大的空间。她的建议被认为是“危险的”和“落后的女性主义”的，因为这给了公司一个借口进一步限制女性的职业前景。没有被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司结构隐含着一个假设：男性职员有妻子，同时却在更严重的程度上反对女性职员拥有这一权力。
到了90年代后期，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到一些女性在升职时受到阻碍的故事。甚至是超级女人也不能往前一步。试图在职业领域抱有雄心壮志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女人被看作是神话传说里那个愚蠢的伊卡洛斯，她曾经用蜡做的翅膀一直往上飞，最后到了和太阳很近的距离。结果会怎么样呢？掉下来摔死。1997年，伦敦最有名的基金经理人之一尼克拉·霍利克（Nicola Horlick）在被她所供职的摩根银行以违背合同为理由解雇了，这之后她成了全英国都在嘲笑的女人。银行宣称霍利克曾经与对手公司进行洽谈，并且想带走她手下的职员。但是真正让霍利克成为媒体注意焦点的并不是她违背合同这一事实，而是作为一个35岁的女性，她有能力去处置银行里的11亿英镑基金，她领导着一个35人的团队，拿着100万英镑的薪水，同时她还是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卫报》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带了几分讽刺的语气：“昨天令人愉快的标题说一直在天上飞行的超级女英雄落到了地上，她终于被打落在她本应属于的地方。”
还有一些很可怕的警告在给有工作的妻子提供更大的障碍，这一说法认为那些被工作忙碌的妻子扔到一边的管理人员会转而寻求“办公室妻子”的帮助，让她们帮着去处理一些家务和感情方面的事务——他们真正的妻子不想做的一些事。根据伦敦的《星期日时报》在2001年做出的解释，办公室妻子“完全就像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妻子，除了性之外。”在这篇文章看来，最杰出的“办公室妻子”是安吉尔·亨特（Anji Hunter）。她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iny Blair）的助手。布莱尔担任律师的妻子切丽没时间处理丈夫的日常事务。所以全指望亨特去保证布莱尔喝到他喜欢的那个牌子的瓶装水，提醒他去做锻炼，照看他的一日三餐。
认为当真正的妻子不在身边的时候，男人们需要一个办公室妻子去照顾他们的观点反映出一个新的现实：在《女性的奥秘》出版40年之后，职业领域成为女性遭遇挫折的一个地方。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公司成了妻子和母亲的监狱。
需要不停地去擦的住宅的玻璃被玻璃天花板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代替。玻璃天花板被用来描述女性为什么无法和男性们一样能够得到较高的位置。这个看不见的障碍是如此令人棘手，以致于它成为装备着透明天花板的办公室结构的一个映象。女人们有了一个基础，她们似乎能够看到更好的发展可能性，却总是被无形的东西挡在面前。玻璃天花板现在被认为是现代公司内部的一个固定的建筑细节。事实上，它根本就是设计本身的一部分。这个所谓的玻璃天花板事实上是一个妻子的障碍，如果你是一个女人的话，她将会保证孩子不受伤害。
即使女性在整个劳动力中已经超过了半数，在政府、公司或者是大学里她们能够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很少，这无法反映出女性在受教育方面的成就。做到高级职位的女人，比如像布什政府中最杰出的女性康登丽莎·赖斯（Condoleezza Rice），经常是单身或者是没有孩子。在2002年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中的首席执行官中，仅有6名是女性，只占微不足道的12％。在全球500强的公司里，仅有6％的高级职位——也就是说担任副经理或者是再高一点的职位——由女性担任，全球500强的公司里有不到1/10的中层职位由女性担任。这一数字在政治领域稍微好一点点。
2003年9月发表在多伦多的《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上一份有关女性律师的报告充分表明了一个事实：在职业领域女性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和不平等的种类被对待。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游戏的最顶端”，文中列出了加拿大最杰出的25名女律师。不难看出，孤立主义非常明显。不是“最出色的25名律师”而是最出色的25名女律师。这篇文章揭示，尽管这十多年在法律院校中男女学生的比例已经基本持平，但是在个人执业的律师中，女性律师占的比例一直在25％左右，在大的律师事务所中担任合伙人的女性律师占的比例仅仅是20％。女性如何在家庭与事业间取得平衡又一次被当成了问题的根源。一个女律师，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也是律师。她承认就她丈夫的本意，更愿意让她留在家里为他服务，而不是选择自己为她服务。但是待在家里不是她的选择：“我将会变成一个疯子，因为我无法得到满足，我无法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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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一样，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的第一年里，当女性在职业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的时候，一系列有关家庭生活的歌曲被再次唱起。历史上第一次报名参加职业学校的女性超过了男性。尽管女性在高级职位任职少是一个事实，她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更多的女人想成为CEO”，1996年的《今日美国》（USA Today）杂志宣称。根据调查公司提供的资料，从2000年到2002年，拥有“重要头衔”的女性从73％上升到了99％。（重要头衔指的是那些在公司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左右政策制定的位置。包括董事
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副主席、总经理、首席运营官、副经理等等。）2002年，在美国女人担任官员的比例到了157％，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是125％，在1995年这个比例是87％。女性第一次开始在两个领域赢得一席之地：财务总监和首席顾问。
为什么那些力图愉快着工作的女性形象越来越暗淡了呢？这种抓狂的、不平衡的职业女性人物类型可以在1987年的电影《致命的吸引力》（Fatal Attraction）中看到。在这部片子里，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扮演了爱丽克斯·弗瑞斯特（Alex Forrest），这是一个贪婪的精神错乱的女人，她坚决地想要把迈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扮演的丹·盖洛弗（Dan Gallagher）从平静美好的家庭生活中拉出来，千方百计地想让他离开他美丽的居家妻子。这部电影中疯狂的职业妇女和可爱的家庭主妇之间的对比是如此的公式化，以致于显得有些可笑。弗瑞斯特的阁楼没有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盖洛弗舒适的住所形成了对比。当克洛斯与道格拉斯扮演的角色在这间沉闷的小阁楼里有了第一次性爱的时候，旁边就是堆满了脏盘子的水池。电影结束的时候，这个家庭搬到了纽约的郊区，离贝蒂·弗里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不远。
到了2001年，对那些投身于事业的女性的描写更加可怕了。当爱丽克斯·弗瑞斯特在她的职业生涯外营造出一方小小天地的时候——虽然很神经质——在电影《陌生人的事》（The Business of Strangers）中朱丽叶·斯蒂尔瑞（Julie Styron）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在职业领域争取向上的单身女性的精神实质。斯蒂尔瑞是一个中年女人，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这一角色由斯托克·茜宁（Stockard Channing）扮演，她过着一种乏味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周围人没有什么联系。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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