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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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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戳怠Ｋ谝淮纬鱿值氖焙颍桓鋈俗咴诳湛醯幕±铮汗蟮南父吒⒊鲞沁者沁丈鬃跋旅媸撬廖扌愿锌裳缘纳硖濉Ｋ肓嘶椋挥泻⒆樱览狄┪铮θナ视粽诺纳睢Ｓ捌嫉氖焙颍睦习逅邓苫纯此醯米约壕鸵唤夤土恕Ｎ擞Ω墩庖皇录辛撕艹な奔涞牡缁爸瘟疲酝即泳癫∫缴抢锏玫娇砦俊５虑椴⒎窍袼孪氲哪茄睦习迨抢慈蚊紫葱泄俚摹＞拖裼捌沂镜哪茄敝炖鲆队氡＠つ疲≒aula Murphy）——一个由朱丽娅·斯黛尔斯（Julia Stiles）扮演的被她解雇的二十几岁的女性发生冲突时，她似乎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这胜利是那样地空洞与虚无。她们的冲突反映出两代女性之间的巨大分野：朱丽叶这一代相信在工作领域取得成功能够提供一些家庭生活所不能提供的个人满足，而保拉这一代则一点都不想在公共祭坛上牺牲自己。在影片最后，保拉嘲笑朱丽叶空洞的生活：“你的秘书是你最好的朋友，这很可悲。”朱丽叶一样对她很是轻蔑，她断言保拉将会嫁给一个“敏感的丈夫”，然后她将会离婚，回来为她冲咖啡。这是一个没有一方取得胜利的局面，没有一代人愿意听从另一代的想法或者是向另一代学习。
被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用来表现女性的方式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在处理艾丽森·施福林（Allison Schieffelin）时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情况。40岁的艾丽森·施福林是纽约的一名证券交易员，1998年她起诉了她原来的公司摩根士坦利公司，理由是性别歧视。她宣称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公司才不提拔她担任经理。新闻媒体在描绘施福林时把她说得相当可怜：破裂的婚姻，没有孩子，其原因正如她说的那样是她那张残忍的工作表让她“甚至没有时间处理一条金枪鱼”。当她被解雇的时候，她的个人身份完全被遮蔽了，她眼含热泪问道：“难道我得把工牌当成纪念品吗？”《芝加哥论坛》（The Chicago Tribune）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对施福林被疏离的地位进行了概括：“从满怀抱负者到被驱逐者”。
作为一种矫正方法，有很多服务机构认为女性应该重新找回自己的女性特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暴徒女人，每个月都会在硅谷中心地带的发展与领导中心举行聚会，目的是去掉女性的侵略性的本能。这个研究会是简·赫兰德斯（Jean Hollands）的主意，她在1998年建立了这个研究会，目的是服务于那些“反抗的”女性。其目标是让那些女性变得少一些威胁性，减少她们对控制的需要，通过多微笑和降低说话的声音使她们更加柔和，不要害怕因此变得看上去容易受到攻击。参与者们在严格的规定之下，她们的公司为此支付15，000美元，目的是使她们的行为方式降低控制性、威胁性和攻击性。很多家公司签定了参与这一计划的协议，英特尔、惠普公司也在其中。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2）
具有讽刺性的是，有雄心壮志的职业女性也没有取胜无望，她们最终在家务魔法师那里找到自己的啦啦队队长：玛莎·斯图尔特。在2002年被指控为参与内部交易后，2003年她被逮捕，斯图尔特被描述为一个很可怜的人——一个失眠症患者，工作第一、一个过度操劳的老板，一个和丈夫离了婚的单身女人。一家杂志援引她一个朋友的话说斯图尔特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女性”。
在漫无人烟的职业图景上，惟一适合的能够承载智慧的容器是家庭主妇。生活优裕的居家母亲被当作女英雄，不管是在文艺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中。这一信息在1998年发行的电影《一件真事》（One True Thing）中得到了传达。在这部电影里，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刻画了一个圣洁的——多少有点癫狂的家庭妇女，她在挑选编织花样方面很有天赋，热情的准备万圣节来临前夕的种种习俗，热情、乐观、智慧，甚至是在身患晚期癌症和处理不忠的丈夫和不理解她的牺牲的女儿时，也是如此。在家务魔法提供改变社会习俗的美好幻象的这一时期，斯特里普扮演了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家庭主妇。很多年前，她曾经因为扮演一个失败的家庭主妇而获得了奥斯卡奖，在拍摄于1979年的那部《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中她扮演的那个角色为了寻找个人的自我实现想离开婚姻。
家庭主妇被当作不被欣赏的殉教者是《继母》（Stepmom）一片的主题。这部片子也是在1998年发行的。在这部电影里，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扮演了一个生活富裕的离了婚的郊区母亲，最后她也被晚期癌症所折磨（很显然，这一类殉教者太好了，以至于不适应这个世界）。这两部电影都在强化一个长久以来被人们所恪守的观点：对于女性来说，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做一个妻子或者是母亲需要温柔、富有牺牲精神还要有足够的耐心，而要想在职业领域有所建树就得有野心，同时还得有自私自利的品质。在《一件真事》一片中，冲突存在于母亲和由瑞妮尔·威格（Renee Zellweger）扮演的当记者的女儿之间；在《继母》中，萨兰登扮演的超级妈妈和她丈夫未来的妻子，由朱丽娅·罗伯茨扮演的一个摄影师之间构成了冲突。这个摄影师缺乏基本的家务技能，所以她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们。罗伯茨和威格扮演的角色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变成了照顾家庭者。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照顾到孩子们的需要的时候，罗伯茨扮演的角色辞去了工作。她的老板因为她选择家庭生活批评她：“你失去了你自己的优势，你最感兴趣的事，你为之奉献了很多的工作。这真令人失望。你是在做一个有关职业的决定。”
然而，她还是这样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也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被告知她们必须去做出的。1996年，伦敦的《星期日时报》提到女性面临的“对家庭和职业的不可能的需要”。这篇文章宣称，职业女性“在80年代渴望可以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抱着孩子，现在她们已经放弃了这一想法。”更多的女性“梦想‘照看我自己的孩子是真正的成功’，而拥有一份职业却什么也算不上”。加拿大政府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女性想在管理阶层进一步上升时，拥有孩子这一事实会为她造成很严重的障碍”，在政府雇员中，仅有55％的女性有孩子，但是却有97％男性雇员有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孩子的女性雇员中，有20％人说不要孩子是她们为了升职而制定的一个策略。
“有一份职业就意味着你没有机会去生一个孩子吗？”2002年1月份的《财富》杂志这样问到。这一问题带有某种修辞色彩。根据刚刚出版的西尔维亚·安·海伦特（Sylvia Ann Hewlett）写的《创造一种生活：职业妇女和对孩子的需要》（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答案是完全肯定的。海伦特是在纽约的巴纳德大学任教的一名经济学家，她认为在全国有“一种没有孩子的流行病”。她说，在美国公司中一个女性的地位越高，她就越不大可能有孩子：在美国年龄为40岁，年收入为1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女性当中有49％的没有孩子，而在收入与之相当的40岁男性中，仅有19％的没有孩子。她还认为，许多女性是“无条件向上”的受害者：“她们推迟生育，以让自己的职业得到更大的发展，而最后她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当然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计数字。有将近一半的女性尽力把职业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不值得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不会被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关注，其他的媒体也不会注意这一事实。海伦特那种有点大惊小怪的观点被不停地重复，影响深远。“当谈到孩子的时候，女人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是太好的事，而不是更好了的事，”她写道，“女人能当剧作家、总统候选人和首席执行官，但是与日俱增的一个事实是，她们不能成为母亲。”很明显，这一规律并没有影响到作者本人，她自己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这并不重要。她选择的时机很好，反映出了社会对女性不育所怀有的不满。
海伦特所传递出的信息是针对20世纪的女性主义的巨大冲击中的一个部分。被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回到20世纪50年代。波士顿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卡里·瑞沃在讨论海伦特的这本书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潜意识的信息是‘不要受太多的教育；不要太成功或者是太有雄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3）
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点是，海伦特的观点其实是老生常谈，从19世纪开始有工作的母亲就在接受着警告：“职业会让一个女性的生育能力处于危险之中。”正如英国内科医生艾若柏拉·凯尼利（Arabella Kenealy）在100多年前表达的那样：“每一个把她的自然生命力用在职业、生意或者是学业上的女人都会孕育一个虚弱的、患佝偻病的孩子。”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在针对女性的一系列关于家务劳动的刺耳的歌曲与20世纪90年
代发生的一系列更加系统的变迁，尤其是北美地区下降明显的生育率是否存在着联系？2001年上半年，美国的就业率达到了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的最低点。女性职员占多数的服务部门首当其冲，就业率下降到了1958年以来的最低点。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几次规模最大的裁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出现让那些在公司里担任高层的极少数女性回家的呼声一点都不令人吃惊。作为一个妻子和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儿的母亲，卡丽·菲奥瑞娜（Carly Fiorina）在1999年被任命为惠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一任命让她成了全美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在惠普公司的职员经常在上面聊天的一个论坛上，出现了这样的话：“回你的厨房去，卡丽！” 2001年当陷入到公司混乱中的时候，《纽约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充满了敌意地宣布：“停止吧，宝贝！你都要发臭了！”
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离开工作，回到家庭。毫无疑问，这与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伦敦经济学院在2000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25％的女性对于她们的职业生涯感到很不愉快，而这数字在90年代早期是15％。放弃工作重返家庭的女性被称为勇敢的先驱者，从统计学上看，这一部分女性在女性劳动力中只占很小的一个份额，然而这种成功女性退出职场回到家庭的“潮流”被大肆宣扬，似乎是越过盖伦盖蒂大草原的巨大飞跃。“她们征服，她们离开”是2002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故事的标题，副标题是“有能力的女人是否比男人更可能离开职场？”
相同的名字好像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用来讲述这一潮流的故事当中。当百事可乐北美公司（Pepsi…Cola North America）的总经理布伦达·巴尼斯（Brenda Barnes）在1997年辞去了年薪为200万美元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成了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完美女性。有一句话被再三引用，她曾用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辞职：“不想再错过另外一场生日聚会。”在政治领域，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官员简·斯威夫特（Jane Seift）在2003年上半年离开了政界。斯威夫特努力想把哺育孩子和政治工作同时处理，这使她成为批评的靶子，在她担任海军上尉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道德法庭发现她的职员为她幼小的女儿担任临时保姆，为此罚了她1250美元。
职位高的女性先后辞职的事情反映出一个事实：社会结构不允许高层的女性或者男性拥有中间立场。使这一进程慢下来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再见老板女士，你好足球妈咪”是2002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故事的题目，这篇文章对“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女性职员的低成功率”进行了调查。正如这篇文章所写的那样，有职业的母亲有其逃不开的宿命：“甚至是像在家里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制这样的计划也经常以失败告终。利用这种方案一般就等同于不再对升职抱什么希望了。此外，这样的策略并不足以改变她们的职业轨道，因为基本上还是在模仿男性的生活模式——不允许中断工作去抚养子女。”
坎迪丝·卡朋特（Candice Carpenter）是备受赞扬的成就卓著的离去者之一，她是女性网站iVillage Inc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担任网站的CEO。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网站在建立的时候为的是帮助女性在拥有一份成功的职业的同时可以照顾家庭。2001年，39岁的卡朋特嫁给了蓝登书屋（Rando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奥尔森（Peter Olson），之后她宣布她将把自己的角色从CEO转变为家庭主妇、妻子和他们从以前的婚姻中带来的孩子的母亲。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姓氏，开始使用丈夫的姓氏。毫无疑问，她的决定受到了大众媒体的欢迎，正如她自己所宣称的：她成了“家庭生活的福音传道者”。
在一次访问中，新任的奥尔森夫人承认她对依赖的观点已经改变了。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人一样，她从小就接受了依赖等于软弱的观点。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从小就被教育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依赖别人。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独立。我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最后，我想，‘我究竟证明了什么？’”
新任的奥尔森夫人甚至承认在为她丈夫洗袜子的时候，她感受到一种幸福，这使她开始思考她与她母亲那一代女人之间的不同。“我意识到我的母亲过去在洗袜子的时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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