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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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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自己不仅和自己工作时结识的朋友疏远了，和别的母亲也很疏远，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比她年轻10到15岁。很快，她意识到她的新角色在她从前的同事中很难被接受。当她把自己的新职业定义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并把其当成一项职业的更换时，她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大片空白。“做一个母亲不会被认为是一项职业，”她写到，“她也不是一项可以通过网络就可以从事的工作。”
布克曼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努力，现在母亲难以取得胜利……”，这一说法反映出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都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谁是好妈妈？”2002年10月21日的《纽约》（New York）杂志上有这样的大标题。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女性，紧挨着的是一个居家母亲。这篇文章说这两个人都很失败：“居家母亲很想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她需要一个标签去说明她是一个有能力、有创造性的人，而不是只知道怎么养孩子，怎么辅导孩子做功课。工作着的母亲则向往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然，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开给有工作的母亲的药方是她自己也娶个妻子，不管是真人还是一种替代品。正如许多调查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使雇人看护孩子或者是打扫房间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于许多职业妇女来说，她们还没有大量使用这一方法。卡丽·菲奥里娜有一个男性妻子：她的第二个丈夫弗兰克·菲奥里娜（Frank Fiorina）在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安排上不时发生冲突，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时，从公司退了休。在2001年春天《财富》杂志评选出的最有实力的187名女性，30％的人有居家丈夫。在2002年评选出的50名女性人物当中，有超过1/3的人的丈夫全时或者是部分待在家里。在一篇发表在加拿大杂志《HM》上的文章里，宝妮·富勒解释了她是怎么“拥有一切”的，她承认她的建筑师丈夫在家里工作，负责照顾孩子们，并出席学校里的一些事情。
具有讽刺性的是，在艾丽森·皮尔森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凯特·鲁迪的故事》一书中，需要一个妻子在家里的意思是那样明显。这篇小说哀叹当代妻子所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在小说的结尾，女主角离开了职业领域，尽管很明显她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彻底实现。
在这本书的致谢词中解释了更多的真实情况：为了完成这本描述妻子和有工作的母亲如何处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一直面临的压力的书，皮尔森自己也需要家庭的支持。正如她写到的那样，“当虚构中的那个为工作而疲倦不堪的妻子在我们家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承担了洗衣、做饭、读儿童故事甚至是挤时间写电影评论。”皮尔森主动承认她的丈夫为她做的家务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艰难挣扎，这一事实从未被她小说的主角解决。对此她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男人对女人的需要比女人对男人的需要更甚；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幽深的一个秘密吧？”
男人需要女人多一点，还是女人需要男人多一点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21世纪的开端，女人和男人所面对的问题是把妻子角色上的污名去掉，并赋予这一角色以新的价值。一个养家口的职业女性需要妻子般的支持。她应该放弃家务，而不将其当作软弱或者是失败。在附着在家务劳动上的感情意义被剥除之前，这一图景难以出现。因为这种意义对妻子产生着强大的作用。打扫卫生间并不说明爱这事实本身。它只是需要做的家务杂事。而且这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妻子去做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7）
这一情况也代表了文化内部一种被深层过滤了的不满——家庭和它的照看者被边缘化这一事实，其结果是社会价值与家庭联系都被破坏了。照看关系被提供家政服务的公司所取代了，这类公司可提供传统上由妻子做的各种家务——五花八门，从婴儿照看机构到婴儿按摩再到生日晚会的策划。
家庭主妇的复兴也反映在对传统妻子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一种不完全的向往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妻子会被“拥有一切”的概念吓一跳。很明显，在21世纪的开端，需要的是想“奉献一切”的女性。惟一的问题是女人已经离开了家，即使是那些赞美神秘的家务魔法的诱人歌谣也不能让她们再次回家。
第四部第四部分妻子与性（1）
在2000年，英国的《红》杂志提出了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问题：“性是种新形式的家务活吗？”这样一个问题大概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想到的。此后不久，妻子们身陷严重的“性爱危机”这一情况明显起来，这和断言女性把她们的性能力全部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去的说法有一种间接的联系。如果家务劳动是一种新形式的性生活，那么性生活对于许多疲惫不堪的女性来说已经变成一种新形式的家务劳动了——家务杂事，在你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之前必须做的事，就跟擦洗银器和用熏衣草味道的水熨衣服一个性质。
家务劳动成了一种新发现的性能力，这一情况最早是被一份描述女性和她们的丈夫没有性生活的报告披露的。听上去这几乎就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的现代版本。在这出古典戏剧中，一群希腊妇女对丈夫们的好战非常反感，于是举行了一场性罢工，直到男人们同意停战为止。
奥普拉·温弗瑞在2002年2月5日的节目中宣布，这种非正式的现代妻子们联合抵制性生活的现象是“全国性的流行病”。她说，这是“爱丈夫却不想和丈夫性交的年轻妻子”所造成的结果。艾米（Ammy）就是一个这样的妻子，她是一个年过30的漂亮女人，她和自己的丈夫杰里米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过性生活了。她说她“爱”和“喜欢”自己的丈夫，但是在生了孩子之后，她就觉得性变得“脏”了。艾米还表示自己承担了过分沉重的责任，这使她疲惫不堪。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还在读书，同时有一份兼职工作。“一天结束的时候”，她说：“我什么都不想做了”。她承认自己的丈夫“被排在了最后一位”。
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妻子一样，艾米无法跨过妻性鸿沟，她精疲力竭，过度劳累，承受着过重的压力，对自己的丈夫心怀愤恨。然而她缺乏性欲的事实被解释为一个个人化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症结。这一观点与素常对女性性特征的看法保持了一致，但这一观点正在经受危机。根据发表于1999年的《美国医学联合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有43％的美国女性患有各种形式的“性功能障碍”。由芝加哥大学与新泽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联合进行的全国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第一次对女性的性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关注，结果非常震惊。根据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有1/3的女性说她们经常对性毫无兴趣，26％的女性说她们几乎从来都没有感受到高潮，有23％的人说性生活让她们觉得很不舒服。
如果一个人能够不厌其烦地真切观察这一研究所所依据的方法论，会发现许多女性之所以有“性功能障碍”，或许只是因为“疲惫”。被调查的1700名女性，年龄从18岁到59岁不等，她们被询问在过去的一年里是否曾经在持续的两个月中经历过至少每周一次的所谓性困难。答案五花八门，既有社会与心理原因，也有医学问题，比如缺乏性欲、难以被唤起、无法到达高潮、在性交时感到痛苦、对性交感到焦虑和发现不了性带来的愉悦等等。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回答“是”的女性都被归入了“性功能障碍”患者的群体。大多数女性把缺乏性欲归结为压力和疲倦的事实被遮盖了。然而这种令人消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影响到了性动力。到了2000年，女性比报告上说的情况严重两倍。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去服用有降低力比多作用的抗抑郁药品。
阿德莱德大学的劳务研究中心在2002年出版的研究报告《生活：工作、家庭、公平与社会》（Having a Life：Work， Family， Fairness and munity in 2000）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研究发现，有职业的母亲因为把家庭与工作中的任务带入了性生活而深觉沮丧。“女性发现她们无法在成为一个工作狂的同时还是一个好母亲，在现在这样一种安排下，夜晚美好的性生活更是根本就不可能。”芭芭拉·波克克（Barbara Pocock）在报告中写到。她的结论是女人们对不能和她分担家务劳动的配偶所怀有的怨恨破坏了她们的性生活。“愤怒和怨恨是亲密关系的敌人。很多女人离婚再嫁，然而夫妻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改善。”
这种情况对于男性“妻子”也同样存在，所谓男性“妻子”指的是那些在妻子出去工作的时候承担照顾家庭责任的男性。一个居家丈夫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性饥饿的婚姻》（The Sex…Starved Marriage：A Couple’s Guide to Boosting Their Marriage Libido）的书中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失败。这本书的作者是临床医学家米歇尔·威纳…戴维斯（Michele Weiner…Davis）。书中写到：“我的妻子赚的钱比我多，所以我们决定把她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她不欣赏我为家庭所做出的一切——当我的妻子回到家里，她除了不停地唠叨什么都不做。当我不想亲吻她、拥抱她，不先再和她做爱，她很恼怒。我知道我们的性生活出问题了，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对此无能为力。”
2003年6月，《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故事的标题是“我们没心情”，这篇讲述无性婚姻的文章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似乎人们对这一情况已经习焉不察。根据这篇文章，有15％到20％的已婚夫妇拥有无性婚姻，也就是说一年里只有不到10次性生活。这一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前美国劳务部长罗伯特·里克在一次演讲中拿双方都有工作的夫妇所承受的压力开玩笑。“你听说过DINS吗？”他问他的听众。“它代表的是两份收入，没有性生活。（dual ine，no sex）”然而从人们对研究者所说的情况来看，DINS更像是一个都市神话——事实上，职业女性和居家女性的性生活频率大致相当。
第四部第四部分妻子与性（2）
但是这篇文章加强了一个事实——对于许多女人来说，缺乏性欲和荷尔蒙的匮乏或者是性功能障碍并无关系。更准确一点说，这一状况是因为家务劳动分配不均引起的不满长期积累的结果。“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在许多夫妻之间，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武器。许多女人满心愤懑。有职业的母亲、居家母亲，甚至是没有孩子的女人。她们为自己的丈夫记不住为他们照看孩子的人的电话号码而生气，为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忘了顺便买尿布或者是牛奶而生气，为他没有朗诵优美的诗句而生气。”
缺乏性生活的状况可以被视为妻子对婚姻中性的保管人这一义务的放弃。即使是到了21世纪，妻子的职责之一仍然是让性生活保持丰富，用一句女性杂志喜欢用的陈词滥调就是要让婚姻一直“热”下去，就像把它放在火炉上面一样。妻子们甚至被期望在对另外的男人保有幻想的同时尽婚姻的责任。1999年2月的《红书》（Redbook）上的封面文字把这一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我和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睡在一起而我的丈夫对此一点都不介意——如果你有这样的性梦，你的婚姻就会保持热度！”
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妻子们在性方面一直——而且还将继续——听到各种各样的建议。1957年，玛克辛·戴维斯（Maxine Davis）在《女人的性责任》（The Sexual Responsibility of Women）一书中很委婉地鼓励妻子们要肩负起“性适应”的负担。在1974年出版的《完整女人》（Total Woman）一书中，玛拉贝尔·摩根（Marabel Morgan）建议妻子们应该站在门口迎接丈夫，身上除了裹层薄纱一丝不挂。这种无意识的喧闹的指示让妻子的性与家务之间那种微妙联系变得清晰起来。这在暗示一个身着轻浮的法国女仆制服的女人是一个欲望丰满的夜晚的前奏的说法中更是得到了印证。
甚至是70年代后期的超级女人在大声歌唱她“永不会让你忘记你是个男人”的时候，把性方面的照顾当作家务训练中的一个部分。性生活被认为是一种繁重的任务，以致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is）把妻子的性角色严格归类为生产者。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拥有情人是为了快乐，拥有情妇是为了欲望，拥有妻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到了20世纪末，妻子们被期望能具备全部的功能：提供快乐、满足欲望、生育后代。
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一问题，期待妻子保持婚姻的温度很像是让犯人去好好照顾监狱的看守。对女性性特征的牵制和控制是西方婚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种制度提供了一个整齐有序的社会化框架，女性欲望在这一框架中被严格规定。婚约是让性行为合法化的一种形式，也是让一个家族的血统得以通过一种有序方式延续的形式。
在20世纪下半叶，即便是妻子自己并无性欲，她还是要提供性服务，这被看作是一个妻子无法推卸的责任之一。也是对婚姻中的庇护关系的另外一个证明，当新娘在婚礼上说出自己的誓约的时候，她就等于认可了丈夫提出的一切要求。（18世纪的英国法理学家马太·黑尔（Mattew 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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