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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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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娜拉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克瑞斯蒂娜·诺思（Christine Northrup）博士在2001年参加奥普拉的一次节目时曾重申了这种表达。这位医学博士在一本名叫《更年期智慧》（The Wisdom of Menopause）的书中告诉她的女性读者“更年期是一个成长期”。她说在她自己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从婚姻中得到满足。于是她离了婚并给了自己一次灿烂重生的机会。她说在那之后，她“睡得更好，梦想更多，更快乐也更有创造性”。几个星期之后，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登载了一幅模仿这本书的卡通画。两个女士坐在一起吃午饭。说明文字是：在我意识到我真正需要的是换掉史蒂夫之前的那两年，我一直处于荷尔蒙更新时期。这个笑话显然是想从女人那里博得一点会心的微笑。贬低丈夫取代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带上我的妻子”这样的幽默。女性观众为那些报复她们的野蛮伴侣的女人而喝彩。那些杀死私生子的女人们被女性观众视为英雄。讲述这类女人的书籍、电影总是被期望能招揽来大量的女性读者。
与这种对妻子角色充满恶意与反感的情形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妻子批判理论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当传统的以家庭为生活范围的妻子开始成为浪漫故事复兴的一个主题人物时，妻性动力（wifelust）产生了。当女性的收入占到男性的57％的时候，年轻女人们在寻找丈夫时如此笨手笨脚以至于简·奥斯汀（Jane Austen）（她非常不安地经历了自己的觉醒）这位终生未婚的19世纪上半叶的婚姻编年史记录者发现这种情形有点失礼。如何保持优雅的姿态，以及约会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盛行一时。像曾经在销售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规则》（The Rules）一书就建议女人们努力去取悦男人。年轻女性被教导要保持童贞就好像这是一件谈判筹码，她们还被教育说要在“最好的时光”过去之前早早地嫁出去。
在那些神话故事中，女性最原初的欲望是被拯救。灰姑娘成了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1996年，当卡罗琳·贝斯特·肯尼迪（Carolyn Bestette Kennedy）与约翰·F·肯尼迪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单身汉”结为夫妇的时候，《纽约》（New York）杂志授予她“速成王妃”的称号。曾经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设计服装的奥尔加·卡斯妮（Oleg Cassini）说：“她一嫁给肯尼迪，立即就成为最显赫的灰姑娘。”就像黛安娜的婚礼装束曾经被大众所模仿那样，贝斯特的那件丝质、斜裁的线条简单的婚礼礼服也为成千上万的新娘们提供了一个范本。
像贝斯特这样有名的新娘被当成女性成功的典范。在“现实”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的20世纪90年代，她们是“获胜者”。我们无法不注意她们。当文化中出现一种婚礼癫狂症的时候，新娘首当其冲，成为最受瞩目的角色。黛安娜的香消玉殒成为对这种神话的最具讽刺意义的反证。当接近一半的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的时候，中产阶级不再把他们的赌注押在这些仪式上。
在20世纪90年代婚礼被开掘出的魔力显示出另外一种对女性认同有关的文化变迁。在80年代流行的“为了成功打扮”的观念到了90年代被女人应该“为了成功结婚”的指导意见所代替。约翰·莫雷是（John· T·Molloy）80年代的畅销书《穿出成功》（Dress for Success）的作者，在2003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为什么偏偏要娶她？》（Why Men Marry Some Women and Not Others），告诫女人们应该穿“有力量”的服装而不是一味追求装饰性和色彩柔和。指引手册中宣称“富有魅力的研究能让你找到梦中郎君”，并且建议“要穿得像一个妻子，而不是一夜情女郎”。
莫雷的调整恰逢其时。在新闻中，做一个全职太太是女性在职业受挫时一种很有效的矫正方法。对这种说法的最为典型的传达体现在2001年的一期《Elle》（加拿大）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建议年轻女性应该在那些“富有魅力的行业”中找一份薪水不是特别高的工作，比如公共关系或者是拍卖行什么的，因为“嫁得好才是性价比最优的一桩生意，更何况这些貌似高雅的工作能够制造机会”。一曲赞美家务的塞壬之歌蛊惑那些在各行各业中辛劳工作的妻子们回到家庭。正如一位女性社会评论家所写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的女人们因为取得了MBA的文凭而自豪万分，而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却以能够留在家里而倍感得意。成就和身份的标志就这样随着时代的转换发生着迁移。”1998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宣称居家妻子是“当代社会的一个表征”。2000年，《Cosmopolitan时尚》杂志报道说，一些年轻女人，可以说是一些“具有野心的家庭主妇”，她们很想辞去工作，成为像玛莎·斯图尔特那样的女人的复制品。2002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上宣称：“和老板女士再见，做足球母亲”。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份针对“在资深雇员中为何高层女性的比率极低”而展开的调查，但是并没有统计资料来支持这样一个说法。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3）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以单身女人为目标读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散发出一种惊恐的气息，并渐渐汇成了一股风潮。小说中的人物布丽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为她的大腿困扰不已，还非常害怕“孤独地死去，在被一个亚尔萨斯人吃掉一半后的三个星期才被人发现”。而一本书的名字则叫《好男人在哪里》（Why There Are No Good Men Left）。仿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所接受信息的回声，21世纪的女性们被告诫说拥有一份职业会损害她的女性特质以及她的生育能力。永不停息的生物时钟是如此频繁地被讨论，以至于它被假定为是在
剖析女性时无法忽视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子宫型的沙漏。
一个妻子产业出现了。意见、指导、谩骂充斥在这个产业中，让女人们几乎窒息。年轻的已婚女人接受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她们被告知她们有很多快乐并且会在稍后支付其费用，她们还被告知单身生活将是悲惨的，所以她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放弃工作，赶紧结婚；如果她们想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应该争取政府政策与工作场地的改变。但是书里讲的一些基本道理却是这样令人沮丧：妥协、安定、让你自己温和下来，而且这样做得越早越好。
妻性阻力（wifelash）和妻性动力这样两种力量在文化中交替作用，混乱不堪，缺乏一致性。它们纠结在一起，难以割裂，彼此间有细微的区分。它们各自代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女性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时会起到作用，尤其是在对妻子的意义进行定义时。这是一场进行了大约40年之久的战争。
在我们考察这场冲突缘何发生之前，先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妻子”这个词的意义的变迁——这很像是某种女性的墨迹学考察（Rorschach test）。与一打女人们谈论这个词，已婚和未婚的，你会得到一打完全不同的答案。你将会听到一些很满意的回答：“成为妻子让我的生命充满了意义”；你还会听到一些旷日持久的愤恨：“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一定不结婚”；你会得到一个平静的答案：“我不觉得自己是妻子，我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母亲”；你还会听到非常适合白天的脱口秀节目的辛辣故事：“当我得知他和我的姐姐有染后，我就和他最好的朋友在我们的床上大干了一场”；你甚至能知道一些女人们对婚姻已是了无幻想：“我曾经想找一个‘对先生’，但后来觉得一个‘好先生’就足够了”。
但是妻子的意义超乎个人经历。它是一个贯穿广阔风景的文化概念。你会发现“好”妻子，“坏”妻子，虚构的妻子，真实的妻子，历史上的妻子，神话中的妻子。你会注意到妻子往往会被用形容词所修饰。这是因为她们经常被一些惯例所评判，这些惯例并无明文说明，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种情况从前更严重些。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景象。黛安娜，还有琼·克莱沃尔（June Cleaver）以及希拉里·罗德汉姆（Hillary Rodham）或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或者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Hilary Rodham Clinton）——这得看你侧重于观察她的哪个阶段。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中的夏娃是作为亚当的贤惠能干的妻子，与莉莉丝无疑是冲突的——后者是亚当根据希伯来习俗的富有反抗精神的第一个妻子。切丽·布什·布赖尔（Cherie Booth Blair）、伊莎贝拉·比特恩（Isabella Beeton）、沃利斯·辛普森夫人（MrsWallis Simpson）和约考·奥那（Yoko Ono）。还有人注意到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和玛吉·辛普森（Marge Simpson）。玛格丽特·特鲁迪（Margaret Trudeau）是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迪（Pierre Trudeau）的前妻。在这张地图上，我们还可以见证麦克白女士（Lady Macbeth）、尼克尔·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等一系列妻子，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埃莱娜·西苏（Elena Ceausescu），伊娃·庀隆（Eva Peron）、麦当娜（Madonna）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始终保持了自身的个性，她的丈夫伦那德（Leonard）富有献身精神，以致于被称为她的“妻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六任妻子，非常不幸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和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失去了她们的脑袋。我们怀着难以言喻的窥视欲观看每个时代的名人的激动人心的恋爱婚姻，等待着难以避免的必然结局。
我们看到神话般的佩内洛普（Penelope）旋转不停，我们期待荷马（Homer）归来。爱玛·包法利（Emma Bovary），宿命般地寻找着罗曼史；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把自己放到这一队列的前端；当麦当娜在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为社会所接受的妻子形象后就把自己谋杀了，所吟唱的只能是一曲悲惨的咏叹调。《简·爱》（Jane Eyre）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罗彻斯特（Bertha Rothester）所拥有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一个女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中的富有光彩的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她脱离了一场不快乐的婚姻；自然，还有在丈夫面前畏缩不前的露丝·里卡多（Lucy Ricardo）。
处于上升位置的是杰奎琳·鲍威尔·肯尼迪（JacquelineBouvier Kennedy），在1963年11月阴暗的一天，她红褐色的头发波浪般垂在身上，她粉红色的夏奈尔套装上沾满了她丈夫的鲜血。还有一个女人相对没有那么出名，对许多女人来说也很难说是一个女英雄的角色，那就是劳瑞娜·波比特（Lorena Bobbitt），她在用一把厨刀把丈夫的阴茎割断后一样沾上了他的鲜血。但是，稍微等一会儿，好像对于妻子的认识更加令人迷惑了。这里有两个杰姬（Jachie），第一个是成了寡妇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还有一个是杰姬·奥那斯，是希腊船王阿瑞斯特勒·奥那斯（Aristotle Onassis）的受到纵容的妻子。（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妻子地图不可能没有男人存在，他们也在，尽管或许没有那么惹眼。这些男人们当中有立法者，政客，是一些或许有名或许无名的丈夫）。一句话，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图景。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4）
富有创意的企业可以发明一种客厅游戏将名字相同的名女人联系起来。比如像娜拉。三个很有影响力的娜拉可以被提出。也许可以有四个，如果你想把娜拉·巴那克（Nora Barnacle）也包括在内的话，她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妻子和女神。最为出名的娜拉是《玩偶之家》里面的那个。然后是娜拉·查尔斯（Nora Charles）——迈瑞娜·劳伊（Myrna Loy）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电影《瘦男人》（Thin Man）中扮演的那个幸福地出嫁了的社会名流。这个娜拉被我视为妻子中的女英雄，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侦破那些复杂的谋
杀案，这个女人喜欢喝一点马提尼，喜欢说点无伤大雅的风凉话。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最为出名的“娜拉”是娜拉·伊瑟芬（Nora Ephron），她是出版于1983年的小说《妒忌》（Heartburn）的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她对自己与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婚姻做了深刻、坦白的叙述。这个娜拉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妻子类型的先驱，这种类型的妻子在20世纪后半叶为我们越来越熟悉。看，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仍然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潜台词。
如果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查阅“妻子”这个单词，你会遇到很多阐述其意义的线索，但是却几乎没有真正富有启发性。“妻子”是一个名词，一个被动的数量词，渴望与形容词赋予的意义保持一致，——做一个富有才华的妻子，做一个有军事才能的妻子，做一个富有政治头脑的妻子，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丈夫”一词则没有这么广泛的可变通性，只能当作名词或者动词用。“成为丈夫”意味着“耕种田地，照管树木，像一个农夫那样工作或种植”。“成为丈夫”还意味着“解救”，这令我们联想到那种对“王子解救”神话的迷恋。“有能力成为丈夫”所以就具有经济上的内涵，意味着“在经济上负担得起”。但是“丈夫”在历史上很少和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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