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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什么-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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笳故境隽似拮铀哂械亩嘀纸巧赡苄浴魈逵肟吞澹Ｌ睾顽阉埂Ｕ獗臼橹邪税⒌栏ニ埂さ隆っ芬ˋdolph de Meyer）为他妻子奥尔加（Olga）拍摄的类似19世纪肖像画风格的作品，阿尔弗雷德·施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为艺术家乔治亚·艾琪芙（Georgia O’Keeffe）拍摄的那些有名的作品，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为克瑞斯·威尔逊（Charis Wilson）拍摄的裸体照片，埃蒙特·戈温（Emmet Gowin）为伊迪丝（Edith）拍摄的非常随意的照片，站在谷仓里，背对太阳，仅仅穿一件透明质地的衬衣。妻子作为缪斯的那一面也一样被体现。伯莎·乔治亚·海德…李（Bertha Georgie Hyde…Lee）是W·B·叶芝（WBYeats）的妻子，诺拉·伯纳克（Nora Barnacle）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妻子，维维恩·海格…伍德（Vivienne Haigh…Wood）嫁给了T·S·艾略特（TSEliot）。
这些新近发现的关于妻子的资料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彼此间没有什么关联，却揭示出一个从未被人触及的真相。似乎流行文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开始对妻子这一角色进行否决，被否决的不仅包括她的谦卑与顺从，诸如忠诚、支持、激情和奉献这些品质也一并被弃绝。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现实：为伴侣做出牺牲并不意味着被其征服或者是丧失自我。
从维拉·纳博科夫（Vera Nabokv）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化症候。《维拉传》（MrsVladimir Nabokov）一书由斯泰西·施弗（Stacy Schiff）所写，这本书曾经荣获2001年的普利策奖。（有人怀疑这个奖是否也是颁发给放弃了自己的个人追求的维拉的，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妻子，缪斯和代理人”。）
纳博科夫夫妇始终互相依存；对于丈夫的文学创作来说，维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助手。当他们住在柏林的时候，拥有巴黎大学的现代语言硕士学位的维拉支撑着家里的生计。她的丈夫在纽约的康纳尔大学任教期间，她和他一起参加演讲活动，他生病的时候她就替他。她驾驶着他们的老式汽车带着他旅行，行车路线后来出现在纳博科夫的杰作《洛丽塔》（Lolita）中——当时他就是在汽车后座上写这部小说的。当他因为创作不顺利，把这部小说的手稿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的时候，又是她给抢救回来。她为他校正德语版的故事，法语版的传记，意大利语的诗，当她年逾80的时候还把《苍白的火焰》（Pale Fire）翻译成了俄语。
她的丈夫很欣赏维拉做的这些工作，他曾经写到他们之间有一种“温柔的心灵感应”，在他看来，这个女人与他很像，都有着无可挑剔的美学趣味。这对夫妇因为“星期一的颜色”这样的问题而发生争论。纳博科夫曾经在信中对她说：‘我需要你，我的美妙传说。因为只有你才能让我开怀，才能让我谈论云的颜色、思想的吟唱，才能让我想起今天我去上班的时候看到的向日葵，它们用饱满的种子对我微笑。”
第九部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5）
在施弗的笔下，维拉·纳博科夫的生活推翻了做一个为丈夫奉献的妻子就会无法实现自我的观念。尽管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很难理解她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却对丈夫的创作百般关注。在传记中，没有一点笔墨是把她当成一个失败的妻子来写。她的生活是她自己的选择——为了丈夫，为了艺术，为了她自己。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思考，就会意识到对于很多人来说，自我实现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他们所爱的人来达到。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攻击美国以后，作为希望灯塔的妻子再一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丽莎·比莫（Lisa Beamer）是第一个911后出现的偶像人物。她的丈夫托德·比莫（Todd Beamer）被宣布为一个英雄，当时他正好在这架被劫持的飞机上，他号召其他乘客一起和恐怖分子进行抵制，最终阻止了飞机飞往恐怖分子原来的目的地华盛顿而是与世贸大楼相撞，这无疑为美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个带着5个月身孕的年轻寡妇，在袭击发生的几周后被布什总统在演说中介绍给了国会。很快，这个遭遇了丧夫之痛的女人成了一个名人，被众多新闻媒体报道。2001年10月，她乘飞机从纽沃克飞往旧金山，不久前她的丈夫乘坐的就是这一航线。她的书《让我们动起来！》（Let’s Roll！）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待了很长时间。这是她酷爱运动的丈夫喜欢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在飞机上动员其他乘客时说的一句话。
悲剧也把记者玛丽亚·帕尔（Mariane Pearl）推倒了聚光灯下。她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丹尼尔·帕尔（Daniel Pearl）的遗孀。2002年她的丈夫遭绑架后被残酷地杀害，玛丽亚在《坚强的心：我丈夫丹尼尔·帕尔的生与死》（A Mighty Heart：The Brave Life and Death of My Husband，Danny Pearl）中写到了她对丈夫那种“绝对的爱”。
忽然之间，流行文化中这些为丈夫提供支持的妻子得到了好莱坞的高度赞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生产出那么多以受虐待的妻子为主题的电影，现在描写饱经磨难却和丈夫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妻子成了拿奥斯卡金奖的不二法门。2001年，玛西娅·盖伊·哈登（Marcia Gay Harden）因为扮演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李·克蕾斯娜（Lee Krasner）而获此殊荣。第二年，珍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elly）因为塑造了艾丽西娅·纳什（Alicia Nash）这人物形象而得奖。艾丽西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的妻子，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左右。（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女演员都是被提名为最佳女配角，虽然她们的戏份并不比扮演她们丈夫的男演员少。但是这些男人却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
当然，对充当幕后英雄的妻子的赞美可以被看作是劝说女人们重返家庭的一种方式。似乎只有被支持的丈夫是畅销书作家或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心辅助的妻子才能得到喝彩。但是在我们断言对支持性妻子的赞美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把妻子当作女性控制机制的形式之一之前，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支持性妻子的角色也可由男性来担任，这将会把“妻子”变成一个没有性别色彩的动词：去做妻子——去照看、去养育、去支持。吉姆·布兰德本特（Jim Broadbent）因为在电影《艾丽丝的情书》（Iris）中扮演约翰·贝利（John Bayley），2002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几年前，贝利因为《写给艾丽丝的挽歌》（Elegy for Iris）和《艾丽丝的朋友》（Iris and Her Friends）两本书而赢得了声誉。这两本书中写到了他和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34年的婚姻生活。贝利是一名记者，从前还担任过牛津大学的教师，艾丽丝患病后，他就在一旁照顾她。他为她修剪指甲，每天晚上为她脱衣服，他们不再谈论托尔斯泰或者是拜伦，而是经常一起因为看电视而发笑。他因为在书中写到了默多克最后的痛苦岁月而被人猛烈攻击。这样的描写可以被看作是对婚姻誓言的背叛，当他的妻子无力表示反对的时候，他写了她的一些私人经历。
然而即使在贝利的描述中，有满足人们的窥视欲的方面，他的书却没有对默多克有一点贬低。相反，在他的文字里甚至看到那种丈夫为妻子做出自我牺牲的感觉。贝利说他比妻子在家务方面更有天赋。他很欣赏默多克，说她“与那种通常妻子所符合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他为她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且尽力为她的成功做出自己的奉献——即使这奉献被看作是微不足道。他曾经用默多克的名字为报纸写了一篇书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隐没在她的身份之下。
这就是现代婚姻应该具有的状态，无所谓谁强谁弱，也无所谓谁给予谁得到，也无所谓谁依靠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澳大利亚诗人A·D·索普（ADHope）在他一首名为《男人的星期五》（Man Friday）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样一种爱让婚姻中的两个人“越来越靠近，彼此间又始终分离“。仿若是变幻多姿的舞蹈，这种运动存在的依据是那种认为婚姻中一方是主导一方是从属的概念的消亡。
这并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很显然，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在体力上比女人要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有一些领域只能由男人来独领风骚，比如建筑工人、消防队员、警察和士兵。另一方面，除非科学研究产生重大突破，还是得由女人来怀孕、生育，她们在抚养孩子方面也确实比男人们更占优势。但是正如男人和女人不同，女人和女人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有些人喜欢占点上风，另外一些人则宁愿采取顺从一点的态度。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模式。
第九部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6）
现在夸大性别差异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已经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这句话说得很是机智俏皮，但是它忽视了一点：我们都来自地球，而且还不得不都住在这上面。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目标是相似的——生存，有安全感，被保护，被尊重，爱和被爱，我们死去的时候能够被人记住。
现在应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来消除男人第一位/女人第二位的观点了。由占支配地位的
男性/被动的女性家庭主妇的模本建构出的有关“男性化”和“女性化”的蓝本也正在被拆除。尽管依然还有人在强调，但“女性化”的家和“男性化”的办公室这种认识也越来越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消费需要过去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女性特权，现在也开始被男女两性共同分享。有个笑话说男人是新类型的女人，因为他们也在忙着购物，保湿，为被褥的质地烦恼。
这种角色的改变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对传统习俗的积极挑战，而是性别之争中的最后摊牌：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女人得到了权力，那么男人必然会失去权力。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所有人都可以预见到的：一场“零和游戏”必然会让女性去和男性进行竞争。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在惊慌失措地谈论“男性化的危机”了。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不住地被强调，最终导致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按照这种新思想，男人，而不是女人属于被征服的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这样一种文化转向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男人们似乎成了“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用这个术语来描绘20世纪中期的女性。2003年，《商业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在学校里男生远远落后于女生，“从幼儿园到大学，男孩子们正在变成第二性”。英国作家和遗传学教授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在《男性血统》（Y：The Descent of Men）一书中，用生物学知识解释了第二性现象。“在许多方面，男性是他们伴侣的寄生虫”，琼斯写到：“他们说服对方去繁殖后代，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件事上只能做很少的事情。”
之所以出现男性去势这一情况，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在《僵硬》（Stiffed：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Male）一书中，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抱怨“社会力量已经破坏了让男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男人的准确感觉”，她还对公共父亲角色的阙如表示不满，在她看来，文化中的许多内容，比如经济断层、受贿现象和性混乱等问题都应该对这一情况负责。安吉拉·菲里普斯（Angela Phillips）在《为男人而伤神》（The Trouble with Boys）一书中认为，在女性主义者占据了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后，男人们成为了很边缘化的角色。在《以血为礼》（Blood Rites：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 of War）中，芭芭拉·海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需要男人们出去打猎，寻找食物，对于女人和孩子们来说，男人们的地位显然没有从前那么重要了。这一事实让男性的身份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在《男性的衰落》（The Decline of Males）中也回应了这一说法，这本书指出公共政策对男性的歧视让家庭正在回到“哺乳默认模式”——母亲独自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模式。尽管这些观点都有自己的根据，我们还是想对这一“危机”进行细致的勘察，当妻子们被解除了禁锢，男女两性之间必然会重新排序，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危机”的发生机制呢？
1999年6月的《哈泼时尚》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大大的标题：“谁需要男人？”“多余的”男性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喜剧角色。丹尼斯·米勒（Dennis Miller）这样说：“瞬间润滑油、精子银行，这一切都让男人成了众多选择项中的一种。”看看世界500强公司、大多数的政府机关、军队或者是《福布斯》（Forbes）杂志上的富豪榜吧，男人依然占据了主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一种“选择”，其实可以当成笑话来听。
再一次，我们又回到了那些令人厌倦的问题：“谁需要男人？”“谁需要一个丈夫？”“谁需要一个男人待在家里？”很显然，女人需要男人，就像男人需要女人。那应该选择什么呢？难道女人真的能够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妇女乐园”里吗？
我们终于触及到了问题的症结：妻子的意义随着丈夫的意义一起变化，就像女人的意义随着男人的意义一起变化一样。直到19世纪后期，婚姻中的性别角色才开始强调主导…从属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但是这一情况在慢慢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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