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网罗论坛]寒寒-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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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责任，也就是说，义务人真正的想法是，他负有道德上
的义务去服从地主、警察或前例中所举的法官。道德的概念
以及它与法律的关系，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在本书稍后的
章节中加以研究。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本身合法而
使人不得不遵守的正当权威，与靠着内在的公正而责成人自
动奉行其规范的道德义务，两者之间确实有所关联，而且都
被认为有拘束力，因为它们中的某些因素，虽然没有任何力
量或生理上的必要性，却能令人遵守，于是造成守法是一种
道德义务的感觉，因为法律代表着正当的权威。
　　　　　　但是这种意见如果推演过度，将会产生许多危险。譬如，
它可能导致一项错误的信念，以为合法性与道德性在某些方
面是相等的。在许多社会里，确实有过这样的推论，而且帝
王承受的神权造成“君王永远不会犯错”的必然结果。稍后，
当我们详细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将会发现许多有力的
原因，迫使我们拒斥这种唯我独尊的看法，反倒承认在合法
的权威与道德间，虽然密切相关，彼此仍有距离，可以加以
区分。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众所公认合法的权威，
它具备的力量，大部分得自它与道德义务的关联。唯其如此，
以致在对抗既存权威的时候，反叛者通常设法证明该权威基
于某种理由事实上为非法，因而剥夺了统治者在法律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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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求别人服从的权利，以加强他们的反抗。这种意见在　16；
17　世纪时特别盛行而且有效，那时候政府的成立被认为是基
于社会契约，因此倘若统治者严重违反了这项契约，好比詹
姆士二世的情形，那么无异于解除了臣民承认他权威的义务。
领袖气质
　　　　　　最能说明人类社会中权威缔建方式的一项分析，出自　19
20　年谢世的一位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权威”（a
uthority）或是韦伯所说的“合法统治”（legitimate　　　domination），
可能以三种形态出现，那就是“领袖式”（charismatic）　　　　　　　　　　　　　　　　　　　　　　；　　“传
统式”（traditional　　　　　　）　　；或“法律式”（legal）　　03　　　　　领袖式一词，源
于希腊文中的charisma；意思是指“天纵之才”，韦伯用它来形
容个人在特殊社会中，所能攫取权势的一种形态。它使这人
的一切行动披上了不容置辩的合法外衣。这种优越地位，往
往与军事上的征服者有关，其中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拿破
仑可以当作典型。当今之世，我们看过够多的这种“领袖式”
统治以独裁者的姿态出现。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因此对
它在现代工业技术时代中所具有的真实性与特征丝毫不疑。
关于某些个人具备的领袖气质对他亲密的信徒乃至于整个国
家发生的催眠作用，没有一种说明，比崔罗拍教授在有关希
特勒末日的报导中，所揭露的传闻更令人触目惊心，尽管那
时藏在地下工事中的希特勒已经昏馈绝顶，依然颁布一些丧
心病狂的命令，却没有一个人敢稍存疑虑，更不用谈拒绝服
从。04
传统式的统治
　　　　　　在某一方面，个人的领袖气质是了解“合法性”概念的
真正关键，因为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强调这个概念下潜伏
的心理力量。无论如何，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领袖气质”
可以借着一位新领袖的个人势力创造权威，而且似乎有一种
　自然的趋势使这种权威随着领袖的死亡而随之俱去，但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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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认为“领袖气质”仅仅附着于他个人而已。韦伯曾经
指出，起初由领袖的人格所衍发的权威，即使已经削弱，仍
可能遗留给他的继任人。这个现象，可以在许多新帝国中发
现，王朝缔建者的后裔，由于血统而继受了合法的权威，即
使他们缺乏或者根本没有先人的品质。除了政治场合，其他
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宗教信仰的开山鼻祖通常都具有领袖
气质，因此他们的话语被人奉为权威，在他们身后，还有他
们的门徒加以维持或发扬光大，虽然门徒并不具备他们始祖
那种驾驭群众的领袖气质。这种情形持续了相当的时间以后，
最初的“领袖气质”将逐渐制度化，换句话说，它会具体表
现在某种固定的制度里，而这种制度的形成，大部分是由于
传统习俗的缘故。
　　　　　　制度化最清晰的例子是封建社会中的王朝。“领袖气质”
依然存在，但它依附于王权本身或皇位之上，与个别的国君
关系不多，如同我们所见英国宪政制度的情形一样。由于国
君保留有极大的专制权力，可以合法行使，因此统治十分个
人化，但在同一时候，王权制度的特性创造了许多具有拘束
力的习惯，因而限制了现任国君行动的自由。这个观念在中
古时代法学家布雷克顿的名言“国王应受上帝与法律节制”
中表现得最为透彻。
法律式的统治
　　　　　　在韦伯笔下屏和了“个人”与“制度”两种因素，被形
容为“传统式”的统治方式，可能逐渐转变成比较进步的形
态，韦伯称它为“法律式”的统治。这种用语容易产生误解，
因为它似乎表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只在这类比较后期的权
威模式中出现。其实不然，韦伯本人也无意作这种暗示。即
使在纯粹“领袖式”的统治下，也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何以
不应有能被我们看作合法的“规律”存在，尽管这类规律可
能完全凭着领袖式统治者的意志而定。在这一方面，我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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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记得查士丁尼（译注：公元483…565　年，东罗马皇帝）　　　　　　　　　　　　　　　　　　　　　曾将罗
马法编为法典，这件对现代欧洲法律的发展深具影响的事情，
却发生在一个将“皇帝之所欲，即为万民之法律”奉为圭桌
的时代。合法的规律，在传统式体系的统治中也不乏成例，
虽然这些规律多半脱胎于习惯而非出于立法。韦伯所以将“法
律式”一词，只用以形容第三种形态的统治，他想强调的，
只是在这种制度下，正当的统治变得尊重法律而且与个人无
关，以至于“权威”制度化的特性已经大部分—假如没有完
全—取代了个人的特征。譬如，现代的民主国家，多半已经
放弃了领袖式的权威，而偏好制度化的立法机构、行政组织
和司法制度，让它们在一个能独一无二正当使用强制力的法
律体制下客观地运作。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式的统治无需个人的领袖气质，但
它仍然奠基于对本身合法性的信任，倘若没有这种传播过广，
以至于从未引起争论或不容争论的信念，那么合法权威自动
而客观的运作即将停止，而代以无政府和混乱的状态。
　　　　　　我们可以了解的是，这项关于合法性的信念，虽然对于
现代国家的活动与对查里曼帝国一般重要，但并不真正合乎
逻辑，因为它不能用逻辑关系加以验证。这一点，可以不言
而喻，只要我们心中记得关于“法律式统治”合法性的观念
中，包含一项循环论证：它告诉我们，法律若经过创制便是正
当的，而“创制”行为若能符合法定程序那么就是合法的。
或许我们不需要像韦伯那样，指出这种故意造成的循环推理，
目的是使人们对“合法性”的信仰与任何特殊的理想或价值
判断分开。05　　　　　　比较妥切的说法是：人类社会肇建于一些信念，
它们或者合理或者无理，但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功能。
现代的法学家们曾经掸思竭虑地研究，能否发明或演证某种
基本的公式，作为某一特定社会或整个国际间法律式统治的
逻辑基础。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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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说明“权威，不论是最广义的或具有特殊法律意义的，
无不根植于对自己合法性的坚实信仰”便已足够。
　　　　　　为了避免使人认为韦伯的分析过于简要，以致无法适用
于任何实际社会的历史环境，我们必须强调，韦伯本人在这
里并未从事历史评价的工作，而是意图建立他所谓的“理想
模式”，以代表某种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后的可能结果。这种模
式，不是道德上或柏拉图式的“理想”，而是一些简化的观念，
作为分析时的架构，以便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可以在这个架构
内进行。因此这项分析是阐释代表性的类型而不是说明发展
的经过，因为韦伯认为，社会学关心的仅仅是一般趋势，若
像“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如何演进”一类的问题，那是历史学
家而非社会学家的工作。韦伯承认他的理想模式除了屏合不
同程度的复杂性外，从未在历史上以原始面目单独出现。06
举个例子，德国的纳粹政府就结合了相当程度的个人领袖式
特征与现代政府组织的性质，因此又和法律式的统治互有牵
连，无论如何，这类分析促成了我们对于形成社会法律结构
的各项经纬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认识作为该社会主要支
柱之一的权威，其性质究竟如何。
强制力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过构成正当权威的要素，在任何社会
里，它对法律的运行都极为重要—就像美索布达米亚传说中
的恩鲁一样。不过我们仍需将那位与他搭配的对手一一强制
力—稍加说明，也就是在上述传说中以恩利尔为象征的风暴
之神。
　　　　　　首先，让我们注意一些具备有效的统治，但人民对其合
法性却毫无信心的社会，以便明了强制力与权威的关系。这
种例子不一定是指那些由庶民和奴隶构成多数人口的社会，
像古代的斯巴达和它的农奴，或罗马帝国及其庞大的奴隶人
口。因为即使在这种社会里，尽管存在着诸多不幸，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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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的权威，其合法性仍然可能广泛地为百姓们所接受。
　　　　　　可是也可能存在有某些社会，虽然不到分崩离析的无政
府状态，但就其多数百姓而言，他们对于支配自己的权威是
否合法，缺乏信心。举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纳粹
军队占领许多欧洲国家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占领区的人民
虽然完全不承认纳粹侵略者统治的合法性，但纳粹党徒依然
有力量将他们的意志强行加诸这些百姓身上。不错，这只是
暂时的情形，可是一旦胜利来临，纳粹终将迫使人们相信他
们统治的合法性。一个缺乏合法性全凭武力和恐惧来维持的
政权，究竟可以延续多久，确实可疑，不过，在某种情况下
和有限的时间里，一定可以办到，则毫无问题。
　　　　　　这是否因此便意味着法律最后可以只用“强制力”一词
加以说明，就像特雷西·马克斯在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中
涉及“正义”部分所作的争辩一样，法律仅仅是“强者制定
的规范”？法律难道真的只是使用制裁力的规则而已？
　　　　　　驳斥这项观点的意见很多，但可能最具折服力的，是认
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以纳粹在占领区所施的武力为例，无
疑想把法律硬塞在一个完全例外而且特殊的环境模式中，而
不是依据它典型并且有特征的模式去了解它。确实，有许多
人辩称，在纳粹占领下所执行的规范，缺乏道德或合法性的
基础，根本不能视为法律，倒像是恐怖组织执行的帮规。就
算如此—我们稍后将回头讨论这类争辩一一目前的阶段，我
们大可以指出一项事实，即在战争或革命等特殊时期，社会
可以暂时只用单纯的武力和恐怖来统治，但这绝不是我们在
结论中可将法律当作“强制力”化身的理由，更不是一项具
有说服力的理由。
　　　　　　可是，在另一方面，假若没有武力作最后而又有效的支
持，这种法律可以想象吗？或在实际上究竟有无可能呢？当然，
法律的强制力似乎总是和那些能以强迫手段施行的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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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刽子手、狱卒、司法官和警察都是法律制度中众所习见
的一环。这种普遍的观感，在一位英国法官名言中表现得极
为具体，他说一个被宣称心神丧失的人，在法律上应否对他
的行为负责，其标准是，当警察站在他身侧的时候，他是否
继续他的作为。
　　　　　　针对法律强制性特征所作的各种批评中，值得在这儿研
究的一项是：人们无不以至诚相信，任何“强制”与暴力本身
都是错的，因此仰赖武力为最终凭借的法律，必然会抵触道
德的真正原则。这类人士很容易认为强制力是法律的否定或
破坏，因此“乞灵暴力”已经不属于法律的范畴，而是法律
规范被违反时所援用的外在力量。很明显，这种想法无论用
心何等良苦，都隐含着许多混淆不清的观念，非但不足以帮
助我们明了法律的功能，反而使一些重要的区别因此变得暖
昧，若无这些区别，法律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几乎不可能了
解。
　　　　　　首先，若于支持这种想法的人，会强调他们惟一承认为
真正法律的法律是“道德法”，对他们而言，道德法摒弃了一
切强制规范，而直接诉诸人类的良心。这种论调，或许只在
玩弄词藻，因为它可能流于一种结果，即除“道德法”之外，
拒绝接受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