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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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说，没想到他不仅挺当回事，还特别有兴趣，在电话里兴高采烈，还带着些许的天真与冲动，起劲地鼓动我，要我一定要写篇文章，写自己对那个拣来他名字的祖先的想象、猜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做过些什么？相隔900年，没有他的任何信息留下来，只是拣了他的一个名字，还有血脉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的一点点血。他一再说你要写，那一定很有意思，你一定要写一写。　
　　他的语气和热情，恨不得我放下电话就应该在电脑上狂敲起来才对。　
　　我没好意思说这篇文章我都想了好几年了，但总想考古又考不到，十几年前老家出土一块这位“哈马忻都”老先生的墓碑，说俺家的先人来自波斯，因为护国有功被元世祖赐了一位蒙古夫人，后来又做了元代的丞相。丞相和蒙古女杂交生的孩子里就有被老家奉为忻都公的始祖。那一阵兴奋得我和我弟四处考古，最后也不知我弟从哪儿考出的，说这位“哈马忻都”老先生根本就是位奸臣，是作为对他的惩处才留守在江南不得返朝的。老家家人听得跳脚，说不是奸臣，是弄臣啊。我呢，从一些元史资料上还真把这父子俩对上号，他们的来处与去向也都和老家墓碑说法相近，但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啃那一大摞巨厚无比的新旧《元史》，所以总觉得不是一手资料，说起来也都是野史，不好乱写，乱写就好像要攀附什么似的。搞来搞去文章才一直没写出来。　
　　不过这位“哈马忻都”老祖先也够风光的，不仅我把他大名拣来做了笔名，时不时地在当代社会里闪回那么一下子，而且我老弟也对他念念不忘不肯放过，在日本生了个女儿，也取名叫“哈马忻都”，搞得我们家尽是女哈马忻都。　
　　没想到这件事让余老师的兴致这么高，我当然乐得哈哈的。最高兴他对这篇要写的文章思路与我大相径庭，他根本不提什么考古的事，只一味要我放开了想象去与那位900年前的老祖先会合。　
　　为此他启发我，问我记得某某某吗（一位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抱歉我这会儿又忘了他名字了），我说我不认识他。他马上告诉我那位校友现在的服装生意做得很好，是上戏学生里生意做得最好的。不过他要跟我说的不是这位校友的生意，而是这位校友写过的一出非常好玩的戏：有一天他的剧中主人公突然想搞清楚自己的祖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到他祖母生活过的村子里去住，去打听，最后的结果是他发现村里所有老头都可能是他的爷爷！　
　　我听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　
　　他还在电话那边鼓动我，你一定要写，一定会很好玩的。　
　　我说好好，我一定写，一定不考古，一定放开了写。　　　
　　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3）　　　
　　在这件事上，他表现得比我要可爱和有趣，要更多感性。我十几年都没写成的文章，他一听到就表示出极大兴趣，就有了一连串的想法和说法。其实这一次，我还真有点钻进“家史”里跳不太出来，还有点想要追根溯源的意思。说穿了吧，还太投入，太理性。而他不，他一听我说，马上就有了另一篇文章的感觉，马上就把一个他眼里的马小娟，和900年前的一位老祖父速递到同一个空间，想象的翅膀也就愉快地扑楞开了。　
　　他就是这样的，对他学生的任何一点想法、创意，从来都是津津乐道，褒庇有加。我曾几次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他对我写作能力的肯定，而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在上戏时有过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在他眼里，学生只有有创造力与没创造力之分，他不会拿幼稚、不成熟这样的概念去衡量、看待他们。　
　　我熟悉的一位表演系男孩，写电影剧本，也写小说，挺有才华长得也不差的一个人，就是不肯好好练功，劈大腿拿大顶什么的，最后毕业时形体课没过关。走投无路之下，他就咬着牙去找余秋雨。　
　　学生们总是这样熟悉了他的取舍，希望以自己独特的才智赢得他的帮助，得到他的赏识。　
　　我写的一个小说，最后男主人公消失了，我一时不知把他安排上哪儿去。那时正好在看余秋雨的《行者无疆》，一着急，就想到要把他发配到凤凰台的“欧洲之旅”去当摄像，让他跟着余秋雨去欧洲。女主人公是在书店看到余秋雨《行者无疆》最后一页的名单时，才无意中得知男主角的下落的。我还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余秋雨安排进我虚构的一个场景当中，让女主角哭哭啼啼，非让余秋雨转告她对男主角的思念不可。书中的“余秋雨先生”还一口承诺下次再遇见男主角，一定替她转告。搞得一位自己都出版过好几部长篇小说的女同胞，明知这不可能的，还是忍不住特意去找来余秋雨的《行者无疆》，傻乎乎去翻那最后的名单，想真的找到我的男主角的名字。这事把我得意得哈哈大笑，我说我得去找他要提成，我给他书做广告了。　
　　我这应该是把虚构的人物放入真实的事件，又把真实的人物放到虚构的场景中，自己还挺得意，有点好莱坞《大玩家》的意思。可我老爸看过后立马把我喝斥了一通，认为我如此随意，如此不“严肃”，余秋雨本人看到肯定会不高兴的。我老爸勒令我必须把书名和人名虚幻掉，说这样读者也许会联想到余秋雨，但你决不能用余秋雨的名字。我说那多不好玩啊，再说他才不会生气，他不会那样的，他要那样他就不是余秋雨了。　
　　后来把小说给余老师看了，还一个劲追着他问，看完没有，看到最后有没有狂笑。　
　　他在电话里愉快地告诉我，他把我这个“得意”的学生介绍给凤凰台的台长王纪言听，就跟他讲了我小说里的那个结尾，结果王纪言听得直说这可是后现代啊。　
　　这就是余秋雨，和学生之间总是愉快的，好玩的，从不把自己凌驾于他们之上。　
　　后来也经常在余秋雨的文章中看到他提起自己的学生，甚至与凤凰卫视走到欧洲时，也有从前的学生闻讯后老远地赶来。那都是他在上戏做老师与院长时的收获。　
　　和别的高等院校相比，上戏简直是袖珍型的，一幢教学楼，两座宿舍，几百名学生，每天在个小院儿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过得就像一大家人。在前有南京大学那样的正统高等院校的学习生活，后来又经历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之后，再来回忆上戏，上戏学生和老师那种集体性的天真可爱，真实单纯，一下就又涌到眼前，整个人也会随即愉快和轻松下来。　
　　那时上戏女生的漂亮在静安寺一带是出了名的，围墙之外，真是不知有多少双艳羡的眼睛。很清楚地记得，在校园里从没打过招呼的校友，出了校门，遇上有女生被人欺负，男生一定会冲上去把人揍个屁滚尿流。“我们的女孩也敢碰？揍你！”上戏男生的爱打架也是出了名的，偏偏上海人多数都不经打，据说还有连人带椅子一块儿被上戏男生给扔到大街上去的。时间长了，“小瘪三”们反倒对上戏的学生生出几分敬畏，对那些清纯美丽的上戏女生，也只有可望不可及的份儿了。　
　　在那个小院儿里，一个人的事往往会成为全校的事。比如某个漂亮得人见人爱的女生和老外谈恋爱了，谈了半天发现老外只是个骗子，不仅穷而且不想娶我们。于是全校的男生都火了，“揍他！”可怜的老外就被揍个半死。又比如终于有人被某个剧组的副导演选中去拍电影，消息一经核实，大家就在校园里不停地高喊他（她）的名字，仿佛新皇登基。戏文系的学生虽不会有这样辉煌的时刻，但也自有乐趣，比如某位石姓同学不幸比同班同学年长三两岁，大家就都叫他石爸爸，时间一长，老师也跟着叫石爸爸。课堂上，老师就那么指着石姓同学：“你，石爸爸，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沉浸于书本与所谓学问中的人们，上戏校园中感性、放达、天真的氛围，刚好冲淡他们身上的迂腐、单调与沉重。我相信在上戏经历了求学与育人岁月的余秋雨，所以至今还保有一颗年轻、强健的心，上戏学生那些从里到外的灿烂朝气与蓬勃生命力，是他的营养之一。他总是能够从年轻人那里获得活力与认同。　　　
　　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1）　　　
　　回头再看那年夏天，看见自己坐在那儿，面向余老师，背靠一整面倚墙而立的书架，手上傻乎乎捏着个他家冰箱里取出的冰激淋，满脸迷惑。　
　　三年研究生生活结束在即，又一次选择，我还是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想去哪座城市，想干什么。天生不是一块咬定青山的料，因为没有爱情，我找不到东西来束缚住自己固定下来，我又开始想换一个城市去一个新地方。还好这回没有想到要考个博士生什么的。　
　　我在学校发的职业选择意向栏里填了“清洁工”，被研究生教务处处长臭骂了一通。我说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说的是真的，清洁工天没亮出来劳动，那时整座城市都是他的，他自由自在地扫着大街。等到城市醒来，大多数人疲于奔命完全被城市淹没时，他却在蒙头大睡。“老惬意老潇洒咯，”我说。　
　　我这时老老实实对余老师说我真的想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看的书太多，脑子里面太活跃，有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什么都能染指一下研究一下，有时候又很害怕自己进入固定的生存模式，觉得研究别人毫无意义浪费生命，关键是我得不到太多的乐趣。我还是不知自己想要“搞”什么。我好像被困住了，也许体力劳动可以解放我的脑子。　
　　毕业在即，必得选择。我思想动乱，跃跃欲试，又不知朝何处用力。我在余老师面前毫不掩饰，滔滔不绝自说自话。　
　　许多年以后我知道他习惯夜里写作白天睡觉，每次打电话找他，我会老老实实在中午12点以后。　
　　那次也许他刚工作了一整夜，也许刚刚才离开书房躺下，总之我这个不速之客搅了他的好梦。他坐在书桌前微笑着，指我手里：你先把冰激淋吃完，都化了。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嘴一直忙于出声儿，没顾得上吃。因为从他那里感觉到，他不仅不反感我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他还很愿意接住我的话往下说。　
　　那是我三年里惟一一次如此坦诚向他表露自己的困境，他听得非常认真，耐心，他还有那么点拿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样子，沉吟着，说你的问题不是非要从事某种体力劳动才能解决，应该还有别的方式存在。　
　　很久以后我从余老师的文章中读出，那时书斋中的余秋雨，可能也正面临与学生类似的问题与困惑。　
　　“我记得，那是一个春节的晚上，我在安徽一山头独自赶路，四周静悄悄，很恐怖。我边走边想，这次考察所看到的东西，老百姓平常看的戏，我这个戏剧教授，事前竟一点都不知道。”　
　　那是2001年余秋雨结束“千禧之旅”时说的话。　
　　“我相信，闭门研究文学和戏曲的方法，可能是错误的。”　
　　后来在《行者无疆》自序中，余老师又提到那一次的经历：“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义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现在知道，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不同的是，他依然怀有使命感，坚守在学者、文化人、艺术家的位子上，思考着如何从象牙塔中出走，叛逃，用自己的方式，完整和高扬自身生命的意义。那时他人还在那条轨道上，但离心力正悄然发生着作用。　
　　而我，年少轻狂，无知无畏，决定扔掉一切书本轻装上阵。那天我卖掉了负笈求学以来所有的书籍、资料积累，甚至都没有耐心去找一家回收旧书籍的书店，我把它们连同一双绿色的长统胶鞋一起卖给了上戏边上的废品收购铺，其中包括一本上大学时父亲送的《康熙字典》，以及一本厚厚的听余老师课时记的笔记。就这么狠心和决断。我把卖废品得来的钱全部买了冰激淋，恶狠狠吃到要吐。　
　　我对余老师说我要从事一项不过脑子的工作，要和一个做生意的人结婚，要去北京。　
　　那时我完全像一个问题青年，如今被称之为“愤青”的那种，吃完了余老师给的两个大大的冰激淋，还是一脸恍惚。　
　　那时刘索拉在艺术院校很有市场，宿舍里的人看过我写的那些发不出去的小说，就有人说我是刘索拉第二，我也每天会来上几句“LET　IT　BE”。倒是最后坐在余老师的书房里，我“LET　IT　BE”不起来了。我毫不掩饰，也再无意假装潇洒。在他面前，迷乱，郁闷，不知所向，都可以老实、真诚地表白出来。　
　　我完全是个不争气的学生，晃荡了一年又一年，一直都像人们常数叨的那样“高不成低不就”。我坐在那里，毫无建树，肯定不是他最初所希望的，不知他是否懊悔过收我这么个学生。　
　　我真替你着急。他说。　
　　我感受到他话的诚意，他希望他的学生至少应该是快乐的。我还感受到更大的宽宏，他只说替我着急，并无意校正或否定我什么，他好像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好像知道我不会永远如此，知道我有一天会醒过来。我需要的只是时间。　
　　他是对的，很多年以后我会摆脱现状，成熟起来。不过那时，我一味地沉沦，无力自拔。　　　
　　那几年他的内心也正处在选择当中（2）　　　
　　那仿佛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髦病，一种氛围。一些过于精神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无法面对和适应现实社会。年轻的我一边陶醉在自己的时髦里，一边又急于让自己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开始全新的生活。相对于那个拉着自己的小辫儿要上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