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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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们在一个小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要上几杯清茶，买了两包瓜子，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用学友黄玉春的话说：“听余老师讲话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此言并不夸张。在我看来，余老师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文笔，听他谈话与读他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号上午，余秋雨先生应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老师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一位老院长说：“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　
　　在上海戏剧学院，每当听他的课时，有些生病请假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休息，带病来上课。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也会被他的讲课吸引住，变成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听过余秋雨讲课的，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学术观点，都总是会被他的演讲所吸引，所折服。　
　　听余秋雨谈话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轻松愉快，滋润清醒。他的情绪和风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习习秋雨从高天之上潇潇地洒落，不温不燥，不冷不火，不强加于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逻辑分析配合着准确生动的例证，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抚琴，于从容潇洒之中蕴含着厚实深邃的功底，形成—个强有力的磁场，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认为，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讲话要比用笔写作多得多．因此，必须有意识地锻炼“发言”的生动、敏捷、准确、深邃。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信口开河或拙于表达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师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为了出书而写作的学者，他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激流，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先锋式、前卫式的学者。　
　　熟悉余秋雨的人都知道．他经常和青年学生在学生食堂边聊边吃；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经常参加学生们自发举办的文艺活动。许多年轻人很快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竟然比我们还天真活泼，还思想解放，还敢于创新，还现代！　
　　现代，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对过去的时代的否定，是对新的未来时代的创建。对此，余秋雨曾用春夏秋冬一季否定一季进行解释：没有否定就没有进步。不是因为哪一个季节错了才否定它，而是新的季节的到来必须以旧的季节的逝去为前提，在艺术上尤其是如此。用什么来否定过去呢？用新的季节！新的创建！“创建艺术，创建人生，只有不息的创建，才能通达人生的壮丽。”——他在我们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他的这句箴言。　
　　余秋雨对现代文明的呼唤和推动，赢得了无数青年的拥戴，他们从《文化苦旅》中获得了爱国主义的启悟，从《文化的碎片》中意识到用文明战胜愚昧和野蛮的历史责任，鼓动起了奔向未来的风帆，振奋起了创建新的艺术和人生，创建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青春活力。　
　　对此，也曾有人指责和嘲笑余秋雨的“激进”，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担心学者气十足的余先生会因此走向安稳、和谐、寂静甚至圆滑。也许有人会讥笑我：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我不能撒谎说我未曾有过这种担心。　
　　事实否定了我的这种担心，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他没有退缩也不会退缩。他时刻在关注着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在进行着有关文化建没、人格锻铸、民族精神的升华、都市文化的走向、文学艺术的发展等重大社会课题的思索．并以极大的热忱去参与在他看来是具有创建价值的社会活动。他已经把传播现代文明、创建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的重责压在肩头，压在心上，马不停蹄地走着他的“文化苦旅”，走着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苦旅，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　
　　对于种种嘲讽和指责，先生的态度是：对某个具体人本身，他将尽量地宽容，但对于愚昧、野蛮等恶劣丑陋的人格和行为，当然不能妥协。记得余秋雨本人曾在评论一部电影时讲：“任何走向新生活的人，对于那些生活在旧轨道上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寻访的。”　
　　岂是“不可寻访”。而且也是不可调和的。融合和冲突永远地相互伴随着，余秋雨也不能逃避。　
　　文明的辉光不会黯淡，通向未来的道路不会阻断。“文化苦旅”的路途尽管崎岖艰难，但它却通往壮丽和辉煌。我想，在余先生旅途跋涉小憩之时，定会从心头涌出几分甜美之乐、豪壮之喜吧！　
　　我想，中国有余秋雨这样具有文化良知和渊博学识的大学者在，向往和走向现代文明的人们当不会寂寞，前景也是光明的。　
　　余先生又去云游了。　
　　我们欢迎你再到济南来！　　　
　　十二年后见先生（曾少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上午，我正在长沙街头边走边构思一篇文章。忽然呼机响。接着学恭在手机里对我说：“你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九所，一栋二○五号。”我问：“什么急事……是不是余老师来了？”“你来了就知道了。”我一时兴奋，结果被“的士”拉到蓉园。下车便见张杰，他说：“搞错了，不是这儿是九所。”我们两人又赶快“打的”到了九所……只见铁森和学恭坐在那儿，待人一贯诚恳谦和的秋雨老师立地走上来，握住了我们两人的手。　
　　那天见先生，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平时的镜头有点失真。眼前的秋雨老师和十二年前的秋雨形象几乎没有区别，只是脸上略略胖了点儿。　
　　先生万分忙。他是特意躲到长沙来写《秋千架》的电影剧本，行踪被敬业勤事的“经台”同志发觉后，于是他又为岳麓书院的讲学而匆匆准备。所以我珍惜每次见先生的机会，他随便谈吐的一些话语我都细心地记着。　
　　他谈《还珠格格》。他说，这个戏是以一种平常人的凡俗亲情对皇宫中的严峻冷酷所作的一种化解。他谈最近拍的《海瑞》。他说，海瑞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但海瑞为什么要这样为人处事，他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将海瑞行事的真正动机和原因挖掘出来、所以使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题材呈现出—片新鲜光彩。他说《雍正王朝》展现了一种政治逻辑。他说他准备对湘西的土匪史进行研究，从而来写一写草莽文化。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到香港去，去和日本作家《失乐园》的作者渡边淳一进行对话。他说巴金的代表作应是《寒夜》。他说一个艺术品特别是一个戏，一定要好看，千万不要故作哲理状。他说湖南的花鼓戏也可以更上—层楼，关键是要从文化角度来进行新审视新研究，才能想出来新办法。他说湘财证券是一个具有文化眼光的高层次企业……　
　　先生这次来湘，还有件事值得在这里叙述一下。先生有个学生叫刘林武，毕业后在安化文化馆当馆长。林武因病去世多年了，他的女儿刘畅高中毕业了非常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有天我对刘畅的妈妈说，这件事你可给余老师写个信去问问。她说，余老师是大名人大忙人，他会回信吗？我说试试看吧。于是她便寄去一信。正觉忐忑时，余老师回信了。信中说，你在艰难环境中把小孩培养成热爱艺术的高中生，辛苦了。欢迎你的孩子来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因为秋雨老师要急着出国，便把具体事宜托给了上戏的葛朗副院长。刘畅便参加了考前培训班和专业考试，最后因专业少五分而没能进得上戏门。这件事我深有感慨：秋雨老师是个关心他人的善良人；同时，他又是个坚持办学原则的严师。最后、刘畅考上了北京服装学院，我曾叫她向余老师写个信去告知喜讯的。　
　　那天余秋雨在岳麓书院讲学，刘畅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来见见余老师。但那天门票十分紧张。我说你先来吧！最后多亏中南工大陈赫教授帮忙搞到了—张票，刘畅进去了。讲演完后，大学生们狂热地拥上去要找余秋雨签字。十几个警察手挽手簇拥着余秋雨向外撤。我们怎么也挤不进去，我急得高喊一声：“余老师，有件重要事要告诉你！”余先生站住，问：“什么事？”我说：“刘林武的孩子来了！”“在哪里？”我连忙扯着刘畅挤了进去。刘畅便把她妈妈写的一封信交给了余老师。余老师说：“向你妈妈问好！”人愈挤愈多，警察赶快簇拥着他走了。　
　　因为是学恭交代过大家，先生太忙，千万不要主动去打扰先生。但第二天张杰打电话给我：“余老师要你带着刘畅去见他。”我说：“她已回益阳了啊！”于是我打电话寻找，结果说刘畅可能还在长沙同学家中。这到哪儿去找呢？真是可惜了一个好机会啊！第三天，我终于把刘畅找到了，我立即打了手机。响起余老师的声音。余老师说：“明天下午，一点，你带刘畅来送我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一点，神农酒店。　
　　我用相机拍下了刘畅和余老师的合影。　
　　接着我也和先生合了一个影……　　　
　　后记　　　
　　2003年初，我开始写作这本书。　
　　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早在1999年就有了。　
　　那时余秋雨老师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摄制组出发去了南亚和西亚，我正在国内参与制作一百集电视片《中国博物馆》（又名《藏着的中国》），担任总撰稿。在这部繁重　
　　的电视大片创作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难题，包括历史观、方法论、艺术观等等一系列的冲突与沟通。与此同时，我几乎走遍中国大地，探访了许许多多文明古迹。　
　　像以往一样，每当我满心收获时，第一个就会想到给余秋雨老师写信，把自己最新、最真实的感受与他交流。正是这样的交流当中，我对余老师今天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生存状态”，有了更贴近、更自觉的感悟，也产生了要写一本关于余秋雨老师的书的想法。　
　　余秋雨先生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一方面，影响深入全国各地各阶层，享誉全球华语文化界；另一方面，引起少数文化人的激烈反弹。余老师说过这种反弹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一种勇敢突破原有格局、重新面对大地民众、亲自历险世界荒原的新兴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在他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已经开始酝酿建立，作为学生，我想到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至少我们认识余老师。　
　　书的写作过程很顺利，完全都是自己十几年来对余秋雨先生最真实、最自然的认识和感悟，只是越接近完成，心里越不踏实，怕自己能力有限，让“吾师余秋雨”这个概念还不够完整、全面。最后，我决定大胆向部分与余秋雨老师交往密切的校友和同学征稿，让我们共同来书写我们的老师余秋雨。于是，就又有了书的这后半部分。　
　　感谢同学们，他们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感谢父母在我最忙碌的日子里给予的关爱和支持。　
　　哈马忻都　2003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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