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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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出版者的粗鲁无知的表现，也给读者带来极大不便。译文不通顺、
前后矛盾，想引证又对译文的可靠性没有把握，这一类问题出现时怎么


办？很简单，查对原文，但作者书名等情况却付诸阙如。下面举几本有
这种毛病的较常见的书，其中书名有擅自改动。

1。斯图尔待·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　年12　月第一
版；
2。洛厄尔·迪特默著的《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　年6　月第一
版；
3。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4　月第一
版；
4。乌利·弗兰茨著《邓小平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4　月第
一版，书末仅印有“本书根据联邦德国　Deutsche　Verlaqs…Anstalt　1987
年版译出）”字样。
我承认，定义“学术规范”有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困难，但
这决不成其为不应提倡规范的理由。谁都知道，“文化”有上百种定义，
其中不少说法迥然不同，十分对立，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文
化”一词并未产生严重的交流问题，没有公认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谈论
（或实施）文化交流、宏扬文化、毁灭文化，等等。严格说来，人类至
今尚未确立最终的、统一的“死亡”概念，在个别特殊情况下还有涉及
到死之定义的医学、法律、伦理纠纷，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因
为缺乏清晰的死亡标准，就说人们分不清死人活人。同理，我们不能因
为给不出众所满意的“学术规范”的定义，就得出结论说，在某一学科
中，无法判断某一学术活动或学术成果是符合还是违反了学术规范。

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最佳的论证和表述可以在本世纪最著名的思
想家、最深刻的语言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他在《哲学研究》，
这一名著中强调规则，进而他却发现很难解释什么叫规则，连按规则游
戏的人都说不清游戏的规则；人们一边玩一边制定出规则，而且有时边
玩边修改规则。＇1＇尽管如此，遵守规则（follow　rule）是语言交流和传
达意义的核心条件。维氏的这一思想得到哲学界内外的普遍赞同，是反
对意见最少的当代重要学说之一。

我认为，在讨论和倡导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们最好能对于什么是
规范，如何做到规范化的问题得到一种妥切的回答。但在此之前，能够
提出一些不是精确的，非定义性的解释，或者针对现状就某一个薄弱环
节提出改进意见，亦是大有裨益的。在我看来，把学术规范概括为摆事
实、讲道理一类的说法，是过于泛化了。律师在法庭上辩论，单位的领
导作工作总结报告，其指导思想也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学术规范的
内涵应该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反映情况、提出意见的特征。

我想强调的一个维度是，学术活动是一项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
的事业，不充分了解某一专门领域中先前的思想发展路径和研究成果就
发表意见，那怕是认真而诚恳地发表意见，也是不行的。曾经有个数学
家含辛茹苦十余载，证明出一项定理，投稿到专业刊物，才知道外国人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证明出来了。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界是罕见的，但
在社会科学界却习以为常，之所以没有产生那位虚耗光阴的数学家的痛
苦，是因为人们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世界上本学科发展到了哪一步心
中无数，也从不以此作为衡量学术论著水平及是否值得发表的标准之
一。许多人从没有把自己的专业当成一门科学，而是只要高兴就可以放


言高论的讲坛或神侃场所。当然，我不否认学术思想史上有横空出世壮
丽辉煌的一页，但我坚信充斥大陆社科刊物的来无影、去无踪的论著不
会有多少前无古人的佳作。学术论文不是散文和诗歌，不应以感想为内
容，学者决非一般意义的文人，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但恐怕在很多情况
下并非人人都明白。

三、规范化是否等于科学化？

有一种疑虑是，提倡学术规范是否会导致科学化？这里的科学指西
方狭义的经验性科学，而不含德文中Geistesswissenschaften　之意。有
人担心，如果有这种意思，那么经验科学中的方法、程序、标准将被搬
到社会人文科学之中，当代西方国家中一味追求精确化、数量化、公式
化的计量经济方法就会成为多门学科的理想和范本。这是否办得到，万
一做到了对于社会及人文科学是祸是福？人们当然有理由对此表示关切
和忧虑。

我不知道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的人中是否有人有上述倾向，但若以进
入这场讨论的多种文本为依据，我至今尚未看到存在这种倾向。没有人
主张，学术规范化意味着（或者包括）多门学科以经验科学为楷模，经
济学，尤其是以精确化数量化相标榜的某派经济学应该成为做学问搞研
究的样板。

其实，就算有人提倡科学化，我看也不见得就不言而喻地站不住脚。
“科学化”这个概念，只有在个别的、特殊的场合才具有向经验科学看
齐的意思。它在一般语境的基本含义是：反对主观性、任意性；用符合
该事物特征，体现该事物本质规律的精神和方法处理该事物；处理事物
应按一套合理的程序进行，在过程中和过程结束时应有评价、检验、纠
错机制等等。比如我们提倡决策科学化，它显然是针对长官意志，瞎指
挥而言；又如我们说，把“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军事原则
应用于经济建设就不科学，指的是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规律与方法，在
以上两种常见的语境中，完全不包含照自然科学方法办事的意思。在这
种意义上，科学化和规范化同义或近义。

本世纪世界学术进展最突出的特征和最强有力的趋势是各门学科的
交叉、渗透，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应用。中国整
体学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对于自然
科学方法应用不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人员科学训练不足，不但
谈不上创造性地、熟炼地运用科学方法，甚至在文科论文中得出违背自
然科学知识的结论，引论中违反自然科学常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据
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过份夸大科学的作用和方法，企图对精神
科学提出苛刻的精确化要求的倾向，这种科学和理性无限制扩张的情况
引起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文大师的抗议和呼吁。他们对所谓“科
学主义”的敌视与抗拒的声音，在遥远的东方大大地引起共鸣和喝采。
依我对西方当代精神文化的了解以及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我看不出
所谓科学主义的横霸和威胁，这一点现在姑且勿论就算在欧美有科学及
理性过度膨胀的倾向，但在中国呢？我们是重视应该有过而远远不足的
东西，去学习，去尝试呢，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警惕和抵制一种在发达国


家才有，在中国显然还不具备条件有的倾向呢？

要把话说得周全并不难。我们在理论上显然应该承认，社会科学领
域中既有应该清晰和精确，适宜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地方，也有不能清
晰和精确，不适合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地方。在原则上我们肯定会主张，
最好的做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让各门学科各种方法各得其所。现在，
我们应该就中国学术的现状和水平发议论，而不是抽象地或凭自己的爱
好去倡导或抵制某种东西。请大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
界，主要的问题是该精确该清晰的东西未能达到精确清晰，该规范该科
学的地方未能规范未能科学，还是相反？不用说，答案是一望而知的，
因此，对于我们该怎么办的结论，也是不难得出的。

注释

＇1＇　L。Wittgen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Oxford，　Basil　Blackwell，1958，。。　
§82，　83。

人文研究的逻辑是什么？

许明

1。这是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学人被思潮和观念变革所吸引，人们无暇顾及这样“具
体的”“技术性”问题。但是，当思潮的浪头退落以后，当你再别出心
裁，观点也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以后，写作的疲倦以及掩盖在这疲倦之
中的逻辑苍白，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它包含
的问题属于我们自己。

人们通常将人文学者与知识分子概念等同起来，将知识分子应有的
济世拯民的情怀与人文工作的职业特点相联系，这不错。但是，人文知
识分子如果脱离了自己学术发展的本职，那么，他的言论将是无根无底
的。现在的情况是，发表一些观点容易，而推进学术发展却是难而又难。
什么叫推进？——由“推进”两字我联想到“知识增长”，西方的科学
哲学家所作的所有工作，可以这样概括：寻求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机
制、逻辑线索和前景，并为知识的增值过程作出论证。从这个角度看问
题，科学与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同步状态。在这种同步发展中，随
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发现的规律被逐步发现出来并构成了历史。

作为自然科学的一般科学活动有一个“知识增长”的标准和探讨这
种增长的历史，人文科学具有这种特性吗？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的极端的重要和它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回到人文
研究的现状，并以文学研究为例。

在文学界，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研究论文中看到，“真理”的获得何
其容易：要么根据某一种公设（自以为是的公设，如把伽达默尔的某种
观点作为出发点），要么根据某几个事例（相反的事例往往被遗忘）。。
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的结论往往是：“我以为。。”，“我们可以这样
说。。”作为导话。论证手段简单，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带
偏见地说，在我们的文学界，阅读只能获得观点、看法，而根本就可以
遗忘逻辑——因为从根本上讲在文学界很缺乏现代逻辑的意识。

这种研究工作的直接的结果怎样呢？同一水平的重复是最稳妥的评
价了。在相互均缺乏方法意识的情况下，不同观点的双方往往仅仅因为
占有材料的侧重不同，选择的理论点不同而互相攻讦。其实，两种观点
往往并不是对立而是“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
术会议上有“三种观点”，这恰巧应了黑格尔“正、反、合”的咒符。
真是死气沉沉的重复。

意识到自己处在这种重复的逻辑中，怎不产生职业的困惑呢？在自
然科学发展史上，知识的增长是以新的公理、新的理论、方法提出为标
志的。新知识对旧知识构成了扬弃，但它的增长测度却是可以验证的。
文学研究是有特殊性的，它不同于文学创作，它属于逻辑思维范畴；它
又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它具有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但是，它不可能与
其他科学研究毫不相关。从历史的眼光看，它不可能没有一个知识增长
的问题。

一切入这一问题，有必要澄清一下中国文学界对科学精神的拒斥。


也许是二、三十年代科学论战的不详阴影，文学研究对“科学主义”似
乎视若洪水猛兽。其实，有些人是自赏地拒斥一切称之为科学主义的东
西的：方法、思维、逻辑。。；但是，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在这种气
壮如牛的拒斥声中，却自觉地躲在伽达默尔、利科尔等现代西方美学家
的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背景下写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其实，二、
三十年代吴稚辉热衷的拉美特里和机器崇拜与今天我们讲的科学精神已
经有遥远的距离，“人文科学中的科学精神”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当
然首先包括着历史上一切挚着地追求知识和科学进步的学者有价值的思
考，包含着现代科学哲学家对人类的科学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的揭示，
当然，也包含着人文科学已有的历史性进程所蕴含的价值。人文科学研
究如果有历史（诗经研究如果有历史、老庄研究如果有历史、唐代文学
研究如果有历史、鲁迅研究如果有历史。。），那么，历史能够确立，
它本身就是科学，也就是说，它必然地包含着知识增长的问题。

以此为座标，文学研究作为科学研究，衡量它的尺度就应该是明晰
的概括知识增长的各要素。当然，我们根本无法发明一种检验器，以数
学的准确性来获取答案。人文科学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属性、价
值内涵，都会影响它的评价。但由此就可以使人文科学成为任意解释的
东西吗？就可以使它成为真正的无权威性的游牧场吗？如果客观地、尊
重历史地看问题，在大致相同的研究路向上，知识增长的标志是以新概
念、新范畴的提出，甚至是以新的思维框架的提出为标志的。以伽达默
尔的解释学美学为例。本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解释学美学在回答审美理
解何以可能时，创造性地在理解者与“艺术本文”之间设置了一系列的
思维矫正器（或曰思维的拐杖），如“合法偏见”、“传统”、“时间
距离”、“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原则”等。这种科学主义色彩极其
浓厚的智力设置，使主客体之间的行程变得复杂，从而也更真实了。这
一系列范畴在历史发展座标上，当然有它的前瞻性。比之亚里士多德的
“模仿”，康德的“无目的的合同的性”，黑格尔的“显现”。。，它
至少是一种有差异的，能深化问题本身的概念和范畴链。于是，不管你
是否认可，伽达默尔以解释学原则对美学与人文学科的独特贡献，就可
以是确切无疑的了。

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每篇论文都应有伽达默尔式的独创。暂时做不
到这一点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至少应当在研究论文中高度体现方法意
识。只有当思维明晰时，论述的问题本身才能算是明晰的。所以，不要
误会我们上述阐述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空想。问题的全部意
义在于应当力求确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