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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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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在笔者看来，在“当不当”的问题上《儒》书没有
进行深刻全面的反省与检讨，而是把“当”（儒家思想当与民主思想结
合）看作不证自明的逻辑预设，从而不自觉地把属于西方文化的政治思
想看作属于全人类的政治思想，在逻辑上犯了“以西方特色作人类共法”
的错误。因这一价值立场对《儒》书的立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对
儒学的现代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故有必要对这一立场再进一步进
行反省与检讨。
通观《儒》书，没有对属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后
称西方民主思想）进行文化渊源、属性、特色上的审视与考察，而是不
言自明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作为人类政治理想的当然标准。在《儒》书看
来，西方民主思想在价值上具有不可置疑的可欲性，在效用上具有放诸
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在逻辑上具有自足绝对的真理性，在文化上具有
超越民族的人类性。因此，并不存在对西方民主思想进行文化渊源、属
性、特色上的审视与考察问题，存在的只是不同文化中的政治资源如何
向西方民主思想靠拢或者说结合的问题。依《儒》书，西方民主思想俨
然是全人类理想政治的最高标准，各种文化中的政治资源是否有价值、
有效用全由此西方标准来衡量、来定性、来取舍。也就是说，各种文化
传统中的政治资源有价值是取决于西方民主思想本身有价值，而不取决
于自身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全人类只有一个标准——西方文化的标
准，全世界只有一种价值——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民主思想变成了全
人类共同的政治思想，西方民主政治变成了各文化一体追求的理想政
治，康德建立在普遍理性上的同一的目的王国终于在《儒》书的逻辑推
理中实现了！然而，在笔者看来，民主思想不像科学技术，不是人类共
法，而是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不具
有普世的真理性，只是世界上各种文化思想中的一种文化思想而已。这
即是说，民主思想在其思维方式上具有西方文化的特质（重形式思维而
非实质思维），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西方文化的特质（重法律权利而非道
德自觉），在政治理念上具有西方文化的特质（重偏至精神而非中和精
神），在政治运作上具有西方文化的特质（重理论推理而非实践艺术）。
因此，民主思想只能是西方的，而非全人类的；只能是属于某一特定文
化的，而非中国的。世界上只有西方的民主思想，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
主思想或中国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深深植根于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
传统中，深受西方哲学、宗教、道德、习俗、法律等文化形式的影响，
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论证公式“合乎逻辑地”推成全人类的或中国的。如
果照《儒》书的论证方式硬要将西方民主思想逻辑地推成全人类的或中
国的，那只能意味着将非西方文化的特质即中国文化的特质消除，使非
西方文化丧失其文化自我而沦为一无独特生命活力的僵死空壳。在这
里，《儒》书在方法上有一个致命的误区，即凭借“逻辑上的一致性”
想将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结合。然而，这种“逻辑上的一致性”只
是普遍理性将特定历史文化内涵抽空后的一致性，而非历史的、传统的、
现实的一致性，故《儒》书所说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只是《儒》书立
论所需要的理性上的假定，而非特定历史文化中可能有的真实。在现代
世界，西方文化是所谓强势文化，处于制定现范、确立标准、主导话语
系统的霸权地位，而中国文化相反则是弱势文化，处于接受规范与标准、
服从特定（西方）话语系统的被支配地位。说得严重一点，中国近百年
来在追随效法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文化自我，虽然在政治上取
得了独立但在文化上则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
化与西方文化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丧失自我的文化只能臣服霸主文化
而无资格（具有独立自我之文化位格）与其平等结合。若在这种情况下
硬要结合的话，不能不使人担忧：虽然《儒》书的出发点是要为儒学正
名其与现代化不冲突，但后果也许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儒学进一步丧失其
自性而“结合”成了西方文化。因此，当代儒学面临的重大课题非如《儒》
书所言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在根本上结合”的问题，亦即不是“儒家
思想与民主思想逻辑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确立儒学自性、寻回中国
文化自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内在要求不是“合”而是“分”，即不是
去寻找中西文化的同质而是去厘清中西文化的特质。由于近百年来西方
文化的强烈辐射与大举侵入，中国的文化自我已渗杂了许多异质的成分
而迷失了自性不知为何物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剥离”
其异质的成份“还原”其真实的自我，使中国文化能以一独立的身份面
向未来、面向世界。因此，当代儒学面临的任务就不是与西方文化结
合，而是与西方文化分离。这就是我读《儒》书引发的一个最重要的感
想。
希望将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进行结合的努力并非始于《儒》书，而
是“五四”以来新儒家思潮在政治上回应西方文化挑战时开出的一个学
术方向，而《儒》书正是沿着这一学术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知道，
“五四”以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唐、牟、徐、
张等深受“五四”启蒙精神的影响，对科学民主无条件地完全拥抱，认
为科学民主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而是人类共法，因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
必然趋势与应有方向。因此，中国文化也必然地要向这一人类文化共有
应有的方向发展，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背离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
被历史抛弃或淘汰。这正是典型的“五四心态”，即放弃中国文化本位
性与文化自我应有特有之发展方向而以西方文化之特定内容（科学民
主）为中国文化之发展方向的心态。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新儒
家是“五四”的产儿，完全认同“五四”提出的精神方向。亦正是在这
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新儒家与中国的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本质的区
别，都以一种西方的标准（科学民主）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我曾
经说过新儒家是一种“变相的西化论”即是此意。牟宗三先生的“儒学
开出科学民主说”就是这种“变相西化论”的典型代表。当然，新儒家
的这种“变相西化论”与真正的西化论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二者都以科
学民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真正的西化论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无
科学民主的资源或资源不足，须从外部引入，而新儒家的西化论则认为
中国文化传统中已具足科学民主的基本资源，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
理念与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致的，故可以从儒学
固有的基本精神中合乎逻辑地“开出”科学和民主。也就是说，二者的
区别在于科学民主的来源不同——一内部一外部，然二者都希望以科学
民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则同。《儒》书在《导言》中暗示地批评新
儒家的“肯定论”（肯定儒家思想可以同民主思想结合的断论）“未能
作出理据充分足以使人信服的证明”，［42］ 而《儒》书的任务则是对儒
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结合作出“理据充分足以使人信服的证明”。在这
里《儒》书对新儒家的“肯定论”未作出“当不当”的批评，而是追随
新儒家的理路肯定儒家思想“当”同民主思想结合，只是嫌新儒家“结
合”的理据不足，须由《儒》书进一步充分证明而已。因此，在儒家开
出科学民主问题上，在以科学民主为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在肯定
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内在理路一致可以逻辑结合问题上，在以西方文化
为人类共法即人类共同标准问题上，《儒》书与新儒家完全一致。故可
以说《儒》书是当代新儒家学术理路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当代新儒家学
术方向的追随与效法，是属于当代新儒家的学术阵营。
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理路和学术方向存在着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儒学“当不当”同民主思想结合上，当代新儒家
在政治发展与文化方向上无条件地向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化形态认同靠
拢，使儒学丧失其自性，从而使中国文化不能按照文化自我的内在要求
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非同小可，乃直接关联到儒学
在现代的复兴与中国政治文化在当代的重建。当代新儒家以西方的民主
为儒学的发展方向与重建标准，其动机虽然是欲回应西方文化的现代挑
战，但很可能在这一回应中使儒学丧失其自性而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若儒学果能同民主思想结合开出西方民主，则儒学将不再具有独特之文
化自我，将成其为儒学矣！因此，当代儒家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
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讻
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
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
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何况西方民主及其思想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
许多问题，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其与非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与不相容
性已被世人逐渐认识，“以西方文化作人类共法”的“西方中心论”或
“文化普世主义”也不再有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民主及其思想的可
欲性与可能性要打许多折扣，已不能象“五四”时期那样天真地完全拥
抱“德赛”两先生了。故依笔者之见，儒学思想在现代发展中必须保住
其自性与文化自我，而“不当”与西方文化结合，具体说来“不当”与
民主思想结合。中国就是中国，西方就是西方；儒家就是儒家，民主就
是民主；二者各为人类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各自散发出独特的芬
芳异彩，同为人类文化大花园增添了丰富多姿的无穷景致，故二者没有
必要结合亦不可结合。若二者“当”结合亦“可”结合，那即意味着必
以如今居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为砧木中国文化为接穗舍我从人地接合，
结果开出的必然是西方之花而群芳摇落，届时就算这朵西方之花开得再
美丽、开遍全世界，人类文化大花园中只剩下此一品种而无限冷清孤寂，
此又何益哉！有生物学家认为，物种是上帝的精心发明与伟大创造，是
一种不可重复再生的艺术杰作，故人为地使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不仅是宇
宙间不可弥补的最大损失，亦是对上帝的最大犯罪。同理，文化是禀天
地的精气所生，是天地生化万物使其可大可久的艺术杰作，故人为地使
人类文化花园中的某一品种消失不仅是人类历史不可弥补的最大损失，
亦是对天地的最大不敬。因此，保住儒学的自性与文化自我不仅是儒学
现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亦是保住天地生物之独特性、神圣性与永续性的
永恒需要，而“儒家思想不当与西方民主思想结合”这一价值判断正是
实现这一需要的基本保障。
“儒家思想不当与西方民主思想结合”只是一价值立场而非逻辑推
理，其目的只在保住儒学自性及其文化自我而不在推出排他的文化结
论，故从这一价值立场出发并不能推出否定西方文化的论断。亦即是说，
这一价值立场的含义是指儒学不是亦不当是西方民主思想，而不是指儒
学完全排斥或反对西方民主思想。在儒学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关系下不能
运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更不能运用因果体用的形上学思维方
式，而应该用辩证的、实用的、经验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儒学与西方
民主思想的关系纠缠到历史文化、生命形态、行为方式、传统习俗、典
章制度，因而其关系是复杂的、具体的、多样的、实践的、差异的、有
时甚至是吊诡的，故建立在普遍理性上的逻辑推理与形上学的体用论在
此问题上具有局限性，不能有效适用。具体说来，即使如《儒》书所推
论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儒学所说的形上本体——与西
方民主思想相同，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可欲性与可能性，但在现实中
这一形上本体要受到具体历史文化条件的许多限制，不可能落实发用为
真实而有的民主政治，何况前面已言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与
西方民主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只是貌似而非相同。因此，在对待
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问题上，只能采取实用的态度，即
只要此物好，就拿来、就运用、就受益，没有必要在中国文化中去寻找
与此物的逻辑一致性，更没有必要在此抽象的逻辑一致性上去推出与中
国文化特质不相应的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与制度。也就是说，在对待西
方文化的态度上应采取多元、辨证、经验、实务的态度，而不应采取一
元、抽象、理论、逻辑的体用论形上学态度，即不能如当代新儒学那样
去汲汲建构理论的形上学，在抽象的观念上来“会通”、“融合”中西
文化；更不能如牟宗三先生那样用西方哲学（康德哲学）作为“钢骨”
来“支撑”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丧失自身的生命活力变为不能自立的
瘫儿。总之，在今天保住中国文化的文化自我与儒学的自性特质并不意
味着否定西方文化及其思想制度，而是划定中西内外的分际与确立主客
人我的分位。这一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不是逻辑问题，不是形上学问题；
而是文化价值立场的认同问题，文化自我身份的确立问题，以及追寻文
化的生命之根与建立文化的生命之本问题，即如《儒》书与当代新儒家
所言中国需要民主，也不必将民主同儒学结合由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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