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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评 选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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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说发达国家基本上走的是前一条道路，那么，中国只能走
后一条道路。当然，有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国不一定从头开始，
而且其前进也可能比较迅速。
下一节的讨论将进一步说明，中国是如何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
3…3 地方在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中的二重作用
《报告》提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四个行为假设：第一，改革
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目标
函数和行为方式，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首先是经济利益矛盾；第二，中央
政府符合善良假设，地方政府符合邪恶假设；第三，中央政府符合自觉
性假设，地方政府符合盲目性假设；第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形
成博弈对策关系。与此同时，作者强调指出，《报告》的分析就是建立
在这四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页98…100）
理论假设应能体现和概括客观事物和过程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特征。
据此，我们认为，第一、四两个假设的概括是恰当的，笔者本人也持有
这种看法。（樊纲，张曙光，1990）而第二、三两个假设则值得讨论。
也许对外国的地方政府是适合的，外国学者的抽象概括是科学的，但对
中国的地方政府来说，则不完全恰当，或者说，存在着片面性。因而，
由此出发进行的理论演绎和经验实证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于是，作者
不得不在该书后面，以假设的“非严格”性来修改（实际上是否定）自
己作为推理前提的行为假设。
中国的地区经济是复杂的，大致由中央国有经济、地方国有经济以
及其他经济（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营经济等）构成，
作为地区经济的统一代表和实际主体，地方政府在三类经济中扮演着三
种不同的角色：中央国有经济的“基层单位”，地方国有经济的“计划
者”或“公有权主体”，（樊纲，张曙光，1990）其他经济以及全部地
区经济的行政管理者。在这三种身份和职能中，只有第三种是地方政府
的共同身份和一般职能，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前两种则是公有
制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职能，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是不存在
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类似于一个传统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关系：即中央和
地方之间的“父子”关系、同级地方之间的“兄弟”关系、地方政府和
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条块”关系、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同异“嫡庶”
关系。
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处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和内外关系之中，就决定了
地方政府行为方式及其职能和作用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地方政府，
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基层单位”和地方“计划者”
或地方“公有权主体”，它是与政府或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机
构，不仅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而且是中国社会中真正可与中央政府相
抗衡的势力。因为，作为地方“公有权主体”，其与其他“公有权主体”
之间的关系具有“私”的一面；而作为“基层单位”，地方与企业具有
相同的地位和性质。一方面，企业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单位，
往往兼有地方（实际是社会）的性质，负有解决职工住房、家属就业、
子女入托上学，以及交通和其他社会义务；另一方面，地方往往直接兴
办和管理生产事业和经济活动，具有企业的性质。二者在对中央当局的
关系中，具有某种利益的一致性，地方往往代表本地全体企业的利益与
中央讨价还价，与其他地方竞争。地方的这些行为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
政府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报告》把地方的这种行为都看作是政
府行为，是其难以正确考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论是作为地方政府，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势力或社会集团，地方的
行为不仅具有《报告》所说的邪恶性质和自发性质，而且也具有善的性
质和自觉的性质。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中，而且也反映在体制转型中。
从前一方面来看，《报告》依据上述的行为假设，历数了地方在经
济发展中的六大罪状：引致和加剧经济周期波动（页100…106），造成投
资和消费的急剧膨胀（页106…112），造成连年财政赤字（页113…116），
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页116…118），形成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
（页118…122）。其实，一、五、六有一定道理，三、四两条却有点偏执。
消费膨胀主要是由于企业有了收入分配自主权，由于公有制经济内部缺
乏“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对立和制衡，大家都在“吃公有制”；
连年的财政赤字主要是中央财政赤字，而地方财政大多数年份是有节余
的，甚至还支援了中央财政。《报告》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都打在地
方的屁股上，确实也有点冤哉枉也。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不象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学理论所讲的那样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一些特定的利益集
团。因而对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竞争，既不能简单地站在中央的立
场上指责地方，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站在地方的立场上指责中央。事实上，
在一些方面，双方的立场和行为都不见得是对的。如双方在直接经营一
些竞争性产业方面的竞争就是这样。作为政府，中央和地方都应退出竞
争性部门，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至于公共部门和公共产品，
是由政府经营，还是允许私人进入和提供，也应以交易费用的高低为标
准进行选择。这样才符合经济和经济学的原则。
如果说《报告》对前一方面的讨论是正误相间，那么，它对后一方
面的问题尚未正面涉及，但从基本趋向和背后的潜台词来看，其片面性
就更加明显。其实，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地方不仅表现出其消极的一
面，而且作为一种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人们都在
谈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中国模式”。其实，中国的成功并不是原有的
国有经济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国有经济的旁边生出了一
种新的非国有经济，它的高速发展不仅弥补了国有经济缓慢发展甚至下
降的缺陷和不足，而且形成了中国今日的繁荣局面，使得绝大多数人从
改革中受益；不仅瓦解着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私人产权制
度，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然而，非国有产权的形成及其发展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
方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有着决定的意义。
改革以前，由于地方缺乏独立的经济利益，一切以中央的意志为转
移，因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方是强大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政府，
一方是弱小的缺乏独立地位和自由经济权利的个人。在这种力量悬殊的
两极结构中，政府主宰一切，产权成为政府手中的政策变量，其变更也
是政府强制的结果，个人丧失了排他的财产权利，产权交易也被完全取
缔和禁止。这样做违背了产权的本性，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其结果只能
强化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而不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发育环境。当时虽然
曾经发生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类的事情，只能以政府强制取缔
及其权力的继续扩张和个人权利的进一步丧失告终。改革开始以后，当
地方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时，中国就形成了多极化或多元化的社会结
构；随着地方力量的逐渐增大，（中央）政府凭借国家权力主宰一切的
情况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和限制，出现了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和进行谈
判、沟通和交易的格局。在这种制度化的讨价还价的相互关系中，由于
地方处在中央和个人之间，其与中央和其他地区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和矛
盾，其与本地区的个人又存在着各种利益的一致性，地方为了自身的利
益，往往与个人站在一起。于是，在地方的参与、支持和保护之下，私
人产权和非国有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
第一，农村改革和农民产权的重新确立。首先是由于广大农民和社
区精英的自发努力，其次是由于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省区的支持和保
护。正是由于在1980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经验写进
中央政策，才改变了中央原来的立场，使得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安排，
包括包产到户，取得了全国范围的合法化（周其仁，1994）。
第二，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财政利益与乡镇企业
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地方从本身利益出发，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和民营经济，地方特别是发达省区的政治结构也为私人产权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和保护。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在产权保护、资金筹措、政策优惠等
方面的努力和照顾，非国有经济虽然也会有所发展，但能否出现今日占
据半壁江山的有利形势则不容乐观。
第三，国有经济的困境。目前，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很多陷入了困难境地，有的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
普遍关注和担忧。然而最关注和最担忧的莫过于中央政府。因为，国有
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央政府的基础和利益所在。陷入困境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有经济的体制僵化和改革滞后。改革滞后的原因也很
多，其中，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一个重
要的方面。
3…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现在，我们可以对本节讨论的问题作出如下的结论：
1）简单地、孤立地讨论国家能力的强弱是没有意义的；
2）相对于社会力量来说，强政府和强中央不一定是件好事情，它会
造成国家权力的过份膨胀和对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侵害；
3）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家能力的削弱是必然的，
它有利于市场经济基础结构的建立和市场关系的发育；
4）保持与社会组织能力相适应的国家能力是必要的，增强国家能力
的正确途径是培育和提高社会能力。
四、方法和方法论
前几节我们评论了《报告》的理论倾向和理论观点，本节集中分析
《报告》使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要讨论一下如何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
问题。
4…1 关于实证分析
《报告》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经验实证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以表
示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几个指标为中心，对中国财政收支及其结构的历
史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多方面的分析，不仅说明了历史和现状，而且预测
了未来的变化，并据此作出了自己的结论。注重实证分析是中国经济学
和其他社会科学近几年中出现的新趋向，应当提倡和肯定。但是如何进
行经验实证，能否从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中直接得出自己的理论结
论和政策主张，看来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两个相互联
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
系，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
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理论结论和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
以确证其真理成份和谬误所在。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
模型，提出理论假说，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
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虽然理
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必须注意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经
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
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
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经验，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不仅如此，
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
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很多次要因素，而实证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
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
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
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正确性。
《报告》以及很多中国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
问题，这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没有理论分析的框架，也没有要加
以检验的理论假说，为实证而实证。不是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观点和结论，
然后去实践中寻找有关的证据和材料，就是从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和实际
数据中提出自己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尽管在这类分析中，搜集了大
量的历史数据，搞了很多数学模型，作了很多回归分析，计算了各种各
样的相关系数和弹性值，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理论假说，给人一
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报告》所使用的实证指标也缺乏应有的理论
依据，特别是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和内在逻辑距离较大。因而，
其实证结论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即使《报告》第四章提出了
几个行为假设，但是，后面的分析也没有据此去运用和分析资料，进行
实证，更何况如前所述，这些假设本身有的就存在很多问题，很难成为
实证分析的基础。
4…2 关于比较研究
《报告》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既把中国的国家能力和发达国家
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比较，也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了比较，作者的那些震聋发聩的醒世之言，就是从这种比较中自然流出
的。
需要指出的是，《报告》的比较研究与国内很多学者进行的比较研
究，在方法上是大同小异。这就是根据同名称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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