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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魁首-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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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5十年纪实:五魁首 作者:苗炜
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十年之际推出的一本纪实性作品。
全书约21万字,由《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执笔,基于大量采访和第一手资料,解密了众多CCTV5成长中的幕后故事,记述了CCTV5发展中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事件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真实细节、性情人物、幕后故事,经由作者个性化的风格写作,辅以理性的分析和宏观的俯瞰,使得该书充实丰满、引人入胜。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从“9·23”到“7·13”
200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希腊人沉浸在兴奋的激情之中,但同时也夹杂着一丝不安。他们意识到,举办奥运会决不仅仅是组织一场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
46岁的总理卡拉曼利斯(Costas Karamanlis)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希腊是一个现代国家,有现代人的抱负。我们希望进入欧洲主流社会,并协助推动欧盟向前发展。”他相信,奥运会举办成功将带来政治上的实惠,提升希腊在欧洲伙伴以及巴尔干邻国眼中的国际地位。
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结果是失败。9月23日夜晚,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打扮得楚楚动人的曹慧英从直播现场出来,面对记者喃喃地说:太意外了,心里很乱。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奥,结果是成功。那一年,中国足球队也第一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开车上长安街,在车海里堵着,享受欢快的气氛。他说:“2001年特别喜庆,多年累积下来的事情都办成了,申奥成功是社会迈上新层面,体育文化上的成就是足球出线,经济上的进步是‘入世’,这就好像是给咱们的改革开放结了一次账。”
2004年11月,凤凰卫视中华小姐大赛,曹慧英的女儿殷悦笑子获得第3名。有媒体评论说,当年女排12个姑娘有同一种选择,是一种时代精神;现在老女排的后代有12种不同的选择,也是时代精神。
多年后,F1的车迷们才熟悉街道(1)
1993年9月15日,第7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在北京举行。闭幕式前照例是足球决赛,北京队对辽宁队。当时的辽宁队无疑是实力最强的,但占有主场之利的北京队也有胜利的希望。北京球迷都想着去工体加油,却发现一票难求。闭幕式已经被安排好了,观众大多数是有组织的,他们要为比赛双方加油,挥舞旗帜营造出热烈的场面,文明、友好、热情,他们要传递和表达的并不是球迷的喜好,而是一句口号: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这句主题口号1992年6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上,同时确定的其它口号是:中国的机遇,北京的荣誉;亿万颗心暖人间;和平进步迎接新世纪;历史名城,时代盛会;北京欢迎您。
1993年1月11日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在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向萨马兰奇正式呈交了《申办报告》。3月6日,以国际奥委会委员贡纳尔·埃里克松为团长的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一行12人抵达北京,开始对北京为期3天的考察。5月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副主席高斯帕等人抵达北京进行考察。
9月23日,在蒙特卡罗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将投票决定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而北京,将第7届全国运动会安排在9月4日至15日举行。这次运动会把大家申办奥运、志在必得的心气鼓荡得非常之高,马家军在女子中长跑比赛中破了3项世界纪录,当时的《七运晨报》以“云霞满天”为标题报道王军霞、曲云霞,而相当一部分民众相信,成功申办的场景也会如“云霞满天”一样美丽。
《七运晨报》由《北京青年报》主办,当时的《北京青年报》还是一张4开小报,他们想通过办《七运晨报》积累经验,改版为对开大报。《七运晨报》浓眉大眼的版式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每天早上都会有许多人购买。那时候的北京城不像现在,一早上就有五六份报纸上市,雇佣大批报童沿街叫卖;当时的市民只习惯下班的时候买一张晚报。
按照惯例,投票决定奥运会主办地,国际奥委会仅提供半小时的公用信号,而这显然不能满足公众对奥运投票的信息需求。中央电视台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第1套节目从23日晚8点一直播出到24日凌晨4点半。这样的“马拉松播出”在CCTV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台派出了3个海外报道队,两个北京摄制组,联络了广东、上海、黑龙江等地电视台,设立了中心演播室,前期制作了4个小时的节目。
3个海外报道队中,最重要的一队人马在蒙特卡洛,中央台一共去了20多人,副台长领队。体育部的师旭平是队中一员,他回忆说:“当时在蒙特卡罗就是没头苍蝇似地乱碰,事前也没有制定什么拍摄计划。我在投票之前编了3个专题,介绍当地的风光,码头、游艇、王宫换岗;还介绍了蒙特卡洛为这次会议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9月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20日下午6时,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
师旭平的片子在“9·23”直播当晚露面,第一个镜头是工人们在路灯上悬挂奥运旗帜,镜头摇下来,是蒙特卡洛的街道,多年之后,F1的车迷们才在电视直播中熟悉那里的街道。
9月22日晚上,国际奥委会委员霍英东先生包了一艘游轮,在那个著名的赌城著名的海湾款待宾客,报道队一组记者前往拍摄。霍英东说,投票结果肯定是北京,但现在还不能说是为什么,等到明天投票结果宣布了,我再说是为什么。中央台记者不断出去拍新闻——前往蒙特卡洛游说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接见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家的代表,大家都拱手祝贺,互相致谢,好像投票已经结束、北京已经获胜。但报道队领队的副台长沈纪告诫报道队成员——不能把国内的胃口调得太高,结果很难说,报道要有分寸。
大师回忆说:“我们走之前也觉得是见证历史去了,北京肯定申办成功。到了蒙特卡洛,发现氛围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在那里挺孤立,是被敌视的。西方国家捏得很近,当时那几个申办城市——柏林可能没戏,欧洲国家对德国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也希望不大,但他们都不会转投北京,而是会投向悉尼。我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国际奥委会,看到澳大利亚代表与英国代表之间的那种融洽,这些东西倒给记者带来被排斥在外的感受。当时台长打电话到前方,要求我们调门再高一点,说国内热情高涨了你们那边怎么还那么冷静?当时前方的人和后方的人感觉是有差异的,体育部的宋世雄、冯一平,我们几个碰头,都说没有那种志在必得非我莫属的感觉,不能跟着再煽乎,如果跟着国内的情绪走,到时候打击会更大。所以我们要保持比较低调、冷静的报道姿态。”
多年后,F1的车迷们才熟悉街道(2)
9月23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在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上做陈述报告。师旭平呆在机房里,他已经没什么工作可做,就是看电视等消息。中央电视台在蒙特卡洛租用了一个演播室,一个评论席和一条单独的卫星线路,从北京时间晚8点开始,每个小时和演播室的主持人进行一次双向传送,报告投票的进展情况。这是中央电视台首次使用卫星双向传送直播。
一个在10年内能激励中国人的梦想
中央台另一个报道组去了香港,主持人是宁辛。还有一个报道组提前到达台湾,与台湾华视一同采访了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本来主持人孙正平也要到台湾去,因故未能成行。香港报道组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联合组织现场直播,宁辛回忆说:“香港TVB做特别节目,我记得有刘德华等艺人参加,但那个特别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里只用了十几分钟。结果宣布之后,香港那边非常平静。”
当天夜晚,中央台在北京还有两个报道组。体育部的张斌是在公主坟采访市民。那天下午,张斌等人已经做过一番演练,接受采访的市民都是胜固欣然败也可喜的态度,在镜头前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晚上再去公主坟采访,张斌发现气氛不对:“那是个大家乘凉的地方,电视记者一去,灯一照,呼啦啦就围上一大圈人,接受采访的人被灯晃得很紧张,谁都说不出什么整句子来。”
大学3年级的时候,张斌就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习,但那两年中央台没有招收大学毕业生的名额,毕业后张斌进入北京有线台体育频道。干了两年之后,某一天马国力呼他,说中央台终于有了个指标,赶紧把关系转过来。“9·23”之夜,张斌在中央台的正式工作才开始不久。
当时的罗宏涛还在《北京青年报》当记者。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报社写体育的人手不够,罗宏涛前去帮忙。北青报开了一个栏目叫“托扎论英雄”——当时扎啤算时髦的东西,能托着一杯扎啤谈论奥运会,算是有“范儿”,王俊和罗宏涛是该栏目的主要撰稿人。“9·23”之夜,《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也是兵分八路各守一方,罗宏涛的位置是在方庄,那是北京代表性的居民区,也算当时北京现代化的标志。罗宏涛的任务是在申奥成功之后描述小区欢庆的情景,如果失败了,那也看见什么写什么。
那天晚上,《中国体育》记者刘玲玲是和男朋友在新华社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电视。此前刘玲玲参加北京申奥英语演讲大赛,获得“社会组”第3名。“我报名参加社会组,是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后来才知道英语专业的人应该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可我觉得社会组比英语专业的还厉害,我要到专业组没准能拿第1。”刘玲玲当时参加比赛是“因为上班太无聊,就参加演讲比赛打发时间”。她那演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梦想,一个在未来10年里能激励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那篇演讲里还用了肯尼迪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9·23”失利的结果让她很受打击,“我觉得天塌下来了,怎么可能呢?!我们举办了那么好的亚运会,怎么不把奥运会给我们呢?”
刘玲玲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1989年考到北京的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双学士班。她当时对时政新闻最感兴趣。1990年实习,参与亚运会的语言服务。亚运会的新闻部要为国外记者提供翻译,刘玲玲的任务是为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当翻译。那位日本记者不是跑体育的,完全是用社会新闻的眼光来写体育,比如伊朗妇女参加射击比赛就比谁拿金牌更值得报道。亚运会之后,刘玲玲在新华社体育部实习,1991年毕业后进入《中国体育》杂志,这是中国体育报社旗下一本英文杂志。“当时我们同事就告诉我,这杂志主要销往非洲,因为它很早就用铜版纸印刷,铜版纸糊窗户比较结实,非洲人都喜欢。”
1993年的时候,张斌、罗宏涛、刘玲玲都还没有采访过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而师旭平已经报道了两次奥运会。1988年,师旭平去汉城,“我觉得那个城市特别现代化,高楼大厦。仔细看那些大楼,下面都有奠基石,有1986年建的,有1987年建的,也就几年的光景,汉城就一下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奥运会准备工作很好,这等于是给亚洲人增光。1992年我去巴塞罗那,那里古老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也挺让我吃惊的。韩国和咱们比较相似,把体育当作给自己增光的东西。西班牙人并不觉得要用奥运会为自己增光,虽然他们在欧洲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但他们没把那么重的寄托放在体育上。巴塞罗那为了办奥运会,有了一条新的地铁线,有新的记者村和奥运村,但周围还是比较破旧的房子。”
巴塞罗那的海滩给大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他回国之后写了篇文章讲述海滩上的无上装女郎,讲“文化差异”。对待奥运会,同样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大师自问:“即使1993年奥运申办成功了,我们的现代化就提前到来了?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就算挣个几亿几十亿,对中国的现代化又有多大的意义?”
北京只听懂一个词,那是自己的名字(1)
张斌在公主坟采访完成之后,立刻赶回台里编片子。时间已经从9月23日到了9月24日。凌晨1点45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自发聚集了500人左右,以收音机为中心,人们一堆堆地围聚。
北京时间2点24分,萨马兰奇出现在蒙特卡洛会议中心,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收音机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广场上一溜儿架子鼓已经摆好,北京火车站旅客的眼睛紧盯着大屏幕电视。国家体委路口站岗的警察全跑到体委办公楼里,北京大学体育中心电视记者点亮大灯扛起摄像机,北大学生不耐烦地高喊:关掉灯!
2点26分,《奥林匹克颂》终于奏完。2点28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最后一秒,人们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
北大,连片刻的愣神都没有,大学生跳上桌子,欢呼拥抱。天安门一个小伙子最先挥手蹦了起来,镁光灯对着他乱闪,快门声响成一片。外语学院的学生和老外一起狂喊。天安门前的喷水池射出美丽的水柱,长安街上有鞭炮炸响。人民大学,几束纸火炬飞出窗外;中国青年报社,编辑们张罗着抬进一箱子啤酒。而国际会议中心的直播主会场,香槟已经打开,晚会主持人孙正平高兴地拿起了话筒。
无从解释,人们为什么没有听清萨马兰奇的英语发言,而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紧盯着电视屏幕的人看见萨马兰奇拿出一个小信封。有人高喊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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