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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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6分钟长，4月4日《足球之夜》的片头音乐开始之前，先播出了这首歌，歌名叫“视线”。歌词中有这样两句：“那从前再次浮现，这明天就在眼前”、“只想让你看见我最美的一面”。　
　　如今，陈吉浙也有几首经典作品了——为“甲A”10年的片子写的《纪念》，为2004年奥运会写的《世界之巅》。而从2004年奥运转播开始，体育频道已是主动去做音乐，包括背景音乐和主题歌曲。给《足球之夜》配音乐的工作也按部就班地进行，与编导配合得更加默契。“米卢时期”的片子，是和音乐同时做的，编导想要的音乐他都做出来了，因为他知道都会有哪些画面。说中国足球离不开西亚，他就做带有西亚风格的曲子。给“徐根宝的足球学校”配乐，他就只能找爵士乐，因为昔日的铁腕教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让学生表演颠球，“这事不是很严肃，一个60岁的人，干的事情不严肃，所以只能配爵士乐。我们的明星太没个性，中国足球没有绝对的正面形象。”　
　　陈吉浙知道足球就是90分钟比赛，给音乐表现的空间并不大。但他想改变原有的一些做法：“有时候，一些片子做的没意思，就找个音乐煽一煽，这是比较低级的操作方式。观众看多了不会感动。我以前不爱听电子音乐，但为了工作，要听好多，足球音乐应该动感时尚，电子乐就有时尚元素，《天下足球》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时尚。”　
　　陈吉浙自己动笔写文章记录他与这个集体：“这里的生活跟我以往习惯的有很大不同。人们都很忙碌，忙碌到近乎疯狂。他们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了，甚至到有些偏执的程度。在这里足球不仅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跟足球一样单纯。作为电视工作者，我的确是个门外汉。而工作一旦开展就会发现绝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足球电视配乐还是有相当大的特殊性。面对机房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懒散的习惯也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当然，我必须时刻小心维护作为唯一的音乐编辑的矜持和权威感，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已经用尽全身力气在追赶。　
　　“我加入之前，《足球之夜》的音乐就是节目特色之一，享有颇佳的口碑。这是个机会也是个难题，很矛盾。很开心大家都对音乐有相当的欣赏能力，不至于对牛弹琴。难的是怎么通过我的努力更上一层楼。好在音乐对我来说也不仅仅是工作，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也不过分，绝对可以乐此不疲。所以，《足球之夜》的人们都在幸福的单纯地工作并生活着，我幸运地位列其中。”　　　
　　干吗非要解说呢？（1）　　　
　　段暄第一次解说足球是1999年11月在新西兰举行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那一次也是赶上其他解说员都没时间，体育中心的副主任岑传理打来电话，让段暄去说球。段暄还没有预备主持人的行头，拿了刘建宏的一身西装，挽着袖子就去说了。比赛说完，报尾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他立刻对着镜头吐了吐舌头。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中午，又是17岁以下的青年赛，球迷们可能没太在意转播，否则这个邋遢、吐舌头的说球者一定会遭到一阵抨击。　
　　从1999年说到2004年，段暄认为他还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解说道路，“要是能让我胡说就好了，我觉得胡说、瞎议论、拍桌子叫好也可以是一种风格。”　
　　他认为，足球解说员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我在北京台实习的时候，看英超比赛，当时就是马丁·泰勒在说英超，现在还是他说，英国SKY电视台的。今年欧洲杯的时候我见到他，跟他握手：您是我崇拜的对象。他的解说很干净，声音好听。解说和评论员的职责分明，咱们这里混着来，干解说是有激情挨骂，没激情也挨骂，表达自己看法挨骂，没有自己的看法也挨骂。怎么干都有人骂你。”　
　　段暄说他还是最喜欢当记者，能现场去报道欧洲杯、世界杯。2000年，在比利时沙勒罗瓦小镇，英格兰球迷和德国球迷发生冲突，开始是球迷互相打，后来是球迷和警察打，再后来是球迷打记者。段暄就在现场发回报道：警察水龙头冲过来了！他没有报出来的是：有个球迷用酒泼了他一脸，球迷们很清醒，一点儿也没喝多，他们认为就是电视直播调动了球迷的表演欲，英国SKY电视台把镜头早早就对准了球迷，好像等待一场骚乱来临。球迷说：没有你们记者，我们就不会打起来。　
　　1960年代生人的刘建宏比1970年代出生的段暄更有干好解说工作的使命感。刘建宏说：“当主持，我可以给自己打60分。现在我转向现场解说，赛事评论以前是我们的弱项，但现在的比赛越来越多，一年的足球可能要播几百场，原有的几个解说员已经无法完成这个工作量。从2003年开始，我们有意识地要攻一下这个课题。”　
　　很多人背后或当面对刘建宏说：“你这个评论不怎么样”。他说：“我也承认我说得不好，我自己都不满意，但只要努力，我相信我就能干好。这个活要靠经验积累，我先做主持人，得到了一些认可再转向，足球解说又有黄健翔这样一个很成熟的例子。如果我是个新人，可能大家的要求就不那么高。”　
　　从2003年的女足世界杯开始，刘建宏主动向现场说球转向，一年的时间说了几十场比赛，也给自己列出了几十条说球的经验教训，但纠正了这个错误又犯那个错误。现场说球很容易兴奋，如果情绪把握不好，就会影响语调和速度。刘建宏说球，一开始受到最多的批评就是“太吵”。不过，到亚洲杯的时候说中国队的比赛，他逐渐让情绪和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了。虽然说中国队的比赛应该更有感情，但他注意别让自己的情绪蔓延开。　
　　刘建宏说：“我每说完一场球就总结，跟人打电话讨论，有什么毛病一条条列下来。一开始说球，准备好多资料，可准备越多就越容易陷进去。刚开始说球，上来20分钟恨不得不干别的，光给大家介绍资料了。后来知道关键时候再把资料拿出来，它才鲜活。比如斯科尔斯进球了，你再说他已经3年没有为国家队进球了。欧洲杯希腊对捷克的那场比赛，18号热身准备上场我已经看见了，可这时候希腊获得那个角球，如果你介绍18号的资料，那个球一进你就立刻干在那里了。要是我刚说球，兴许就会犯这样的错误。”　
　　由2003年女足世界杯开始，到2004年欧洲杯找到感觉，到亚洲杯的时候，刘建宏说：“我终于说，我可以推开足球解说这扇门了。以前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我终于迈进去了，门里会有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能迅速找到状态的人，我是慢热型的。球迷们1996年看见我在《足球之夜》主持甲B那部分的节目，可能会说，这小子还可以。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6年的记者，我已经修正了自己的毛病。1992年我在石家庄电视台第一次出镜，说话就和诗歌朗诵一样，更傻，更没法看。我需要一个过程，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都有点儿进步，只要不停，就能发现自己走了很远。进大学的时候，我跟那些同学相比是一无所知，在追赶。工作之后也是这样。现在我不必为自己当初的理想发愁了，那些理想一个个实现了，但事业的诱惑还会让我接着努力。”　
　　2002年转播世界杯，刘建宏看到韩国利用裁判因素，议论得稍微多一点，自嘲这与《足球之夜》的“愤青”因素有一点一脉相承的关系。多年的足球报道搞下来，几乎有了裁判情结。到2004年亚洲杯再说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就不再多说裁判，“裁判、边裁在日本队打进第二个进球的时候位置都不好，解说员没必要把能力问题上升到职业道德的高度。慎重，这是媒介工作者的原则。晚上要说球，那我这一天就少找点儿事干，能安静一下，让自己的头脑清新。今后的解说与评论顾问的分工应该更明确，我们一直在寻找专业球员配合，亚洲杯上的黎兵说球很好，有两年的时间就会很好。”　　　
　　干吗非要解说呢？（2）　　　
　　随着和电视的接触增多，中国运动员的表达能力也在提高，刘建宏记得他原来采访王鹏，王鹏在镜头前哆嗦，现在说话已经很流利了。看着年轻一代球员在《足球之夜》的注视与记录下成长，是一种很不错的成就感。　　　
　　康泰克与天下足球（1）　　　
　　2003年1月，内部杂志《随便说说》有篇文章，题目是《从新康泰克的重生看“足夜”品牌危机》。文章前半部分讲的是感冒药康泰克含有PPA成分被停止销售，中美史克公司推出新康泰克的故事。后半部分说的是《足球之夜》这个品牌的危机：　
　　“同康泰克一样，《足球之夜》也是行业内叫得最响的品牌之一，有强大的号召力。在1998年‘足夜’达到了一个阶段的顶点，它的时效、专业、反黑等特点被众多看客津津乐道。之后‘足夜’却出现了难以抑制的滑坡。当节目的真正资源，行业从业者与管理者不再与你友好相处时，节目遇到了真正的障碍。而我们的忠实观众看到节目发生变化，无法满足猎奇、爽快的心理时，‘足夜’的第一次品牌衰退出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2001年‘足夜’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足夜’的节目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中国队的出色表现还有甲B球队最后一轮的分秒必争，让‘足夜’在这一年恢复了青春。　
　　“2002年中国国家队在韩日世界杯上的拙劣表演，让本来已经对足球渐失兴趣的球迷远离足球，豪赌世界杯的中国足协输光了自己的本钱。恢复元气的‘足夜’也受大环境的影响重新处于最艰难的境地。”　
　　在《随便说说》这本杂志上，时常能看到《足球之夜》工作人员的这种“危机意识”。　
　　刘建宏有点无奈地说，他切实感受到一种残酷甚至变形的竞争气氛：“报纸可以一次给采访对象10万，我们出去说我们是《足球之夜》，也许还能采访一两次阿里·汉，人家可以给你个面子，但报纸可以给钱。足协曾规定阿里·汉不要单独接受记者采访，但在《足球》报，《体坛周报》上都有他的专访，他也曾比较明显地暗示我们，但我们做不到。这是商业运作。如果我们的足球环境规范了，主教练哪里敢接媒体的钱？他的职业道德会受质疑。现在的足球是无序的。”　
　　但让张斌和刘建宏更为遗憾的是，中央台现有的体制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张斌说：“我们没有向社会攫取人才，平面媒体在攫取人才，把体育报道的行业标准提高了。你说‘体坛’给出的签字费，这个人值30万，这个人值70万，电视报道受制于电视台的人才机制，我们人才手段太单一了。总会有喜欢足球的小伙子来自荐，我们看，不错，就留下干。但没有主动出击，看一个人不错，把他挖来，壮大自己打击对手，电视还没有这样竞争。电视的主要竞争是在节目资源上。”　
　　刘建宏说：“许多人才和我们错过，因为我们不能给他们好的待遇。现有的人要培养，就要拿节目做代价，换来人的成长。我们建立起一个足球团队，但还不是一个理想的团队。足球报道受平面的冲击很大，人家的影响力大起来，人家的进步很大。但电视在传播范围上依然是第一，我经常对我们的记者说，不要太悲观，咱们的节目还是有上百万人在看，比报纸多。与当初相比，《足球之夜》这个品牌感觉上有落差，但这个牌子一定会做下去，会有新的高潮。”　
　　刘建宏认为，中央电视台已经度过了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是从1993年到1997年，其开始是以《东方时空》的创办为标志。1993年中央台率先打破用人机制，电视的吸引力大，名和利都有保障，是人才涌进的高峰期。但节目的创新是容易的，机制的突破是很难的。2000年后则是中央台发展的低谷，人才奖励机制受到限制。《东方时空》、《实话实说》、《开心词典》，一个节目从崛起到鼎盛一般是3年的时间，然后开始衰落，如果这不说是一条规律，也算是中国电视的一个现象。出来一个好节目，大家想着去榨取，而不是培育。一个节目好，应该是钱越来越多，参与者水平越来越高，有更好的策划更好的摄像，好栏目不断受到奖励和支持，才有可能成为长盛不衰的名牌栏目。而体制不改，由盛及衰的现象就会反复出现。《足球之夜》是趁着足球改革的大潮出现的，但赢球才是收视率，足球兴旺，足球节目才会好看，“1998年我们是搞舆论监督，但足球这东西对我们可能是唯一的，对观众并不是唯一的。观众可以不看，足球臭，人家为什么还要看你？”　
　　白岩松说，1998年的舆论监督的确是《足球之夜》的一个顶峰时期，观众欣赏他们大胆的说话风格，但足球的环境并没有因为舆论监督而变得好起来，既然你监督了，足球也没有变得更公平更好看，那为什么大家看足球？大家都不看足球了，谁还在意你对足球说了什么？白岩松承认，他已经有了《足球之夜》的替代品，那就是《天下足球》。　
　　从这个角度看，张斌等人的“足球报道工厂”是深谙市场之道的，一个品牌总是会有自己的衰退期，总是有特定的寿命，所以生产厂家要不断推出新品牌。《天下足球》无疑就是个新牌子，与《足球之夜》的沉重、批评、思辨相比，《天下足球》快乐而单纯。　　　
　　康泰克与天下足球（2）　　　
　　体育频道的“企业文化”之一就是给你空间，你就冲，能冲多高就冲多高。有本事你就占地盘。《足球之夜》火了，自然想再占据一个晚上的节目。而原属于《足球之夜》的板块“国际足球赛场”为《天下足球》的问世做了很好的准备和铺垫。　
　　段暄原来就负责“国际足球赛场”的编辑工作，《天下足球》2001年10月开播，他顺理成章成为节目主持人。以往的“世界足球集锦”、“亚洲足球集锦”都是买来的。中央电视台有了自己的国际足球报道节目。　
　　如果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