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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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一个小信封。有人高喊冷静，听下去。接下来的信息让人目瞪口呆：悉尼。　
　　天安门前的喷泉水柱停止，广场上刚要唱响的国歌咽了下去，国家体委大楼里，警察刚才还在一起鼓掌，转瞬间咧嘴道：“萨马兰奇跟咱们逗着玩呢？”几秒钟就能激起的狂喜，几个小时才能缓过神来的失望。3点钟，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来到天安门，他是在第一瞬间为北京而欢呼的，直接开车到广场准备加入狂欢的海洋，但到了广场才发现气氛不对。他万般无奈地说：那我回家睡觉去了。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说：这里没有愤怒，北京人的伤心是真诚的。5点10分，天安门西侧南长安街路口的煎饼摊，红豆粥翻滚着，女摊主失望地说：“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吃煎饼……”筒子河边，溜早的老大爷已经哼唱起西皮流水。6点整，坚持留在广场的外语学院学生要看升旗。早班地铁的车门上，一家广告公司贴出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93年5月开播的《东方时空》，到9月23日播出还没有满半年。11年后，白岩松回忆那个晚上：“我没法不记得，‘9·23’我做了一夜的节目，串联词是我写的，两个版本，胜利了一个版本，失利是另一个版本。在萨马兰奇宣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以为是北京，我相信那不是英语听力的问题，而是太紧张，一听到北京这个词就释放了。我穿着西装马上要进演播室，结果被同事们的啤酒洒了一身，大家都说没关系没关系，带着啤酒沫上节目。结果那天的节目是穿着衬衫主持的。现在我们都有好几套西装放在台里，那时候就一套西装。知道最后结果是失败了，还怎么带着啤酒沫主持，只能脱。申办结果是两点半宣布的，我们的节目是早上7点15分播出，所以一直忙乎。4点多编好片子进演播室，录节目，片子审过了，7点15分，我们就在办公室里集体看节目，看了几分钟就冲出办公室嚎啕大哭。之前脑子里完全没去想节目的内容，只想着技术上怎么处理，等于知道结果后憋了几小时不让你释放情感，看电视就被自己的节目感染了，这时候，个人的角色回来了——我们输了，节目组好几个人都哭了，就在中央台二楼平台上，然后大家照了一张合影。那个早上，我觉得太阳特别刺眼，大概是哭了半天熬了一夜，看着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有一种恍惚感。”　
　　白岩松用他的“白氏风格”总结：“我认为‘9·23’的失利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必须感谢失利。以前我们总渴望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融入世界，女排一赢了我们就上升到振兴中华的理念上，这就是因为极度自卑。1993年的失利让我们发现，全世界投票咱们也有可能输，大家投票，人家悉尼把你赢了，丢面子了，最大的挫折不过如此。接下来的打击就可以承受了，这就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时候，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锻炼了你的内心承受力。1994年参加‘入世’谈判报道，我们去了两次日内瓦，第一次没谈成，第二次又没谈成，我们就平静多了，对媒介来说这也是成熟了。”　
　　在马国力的文章中，他这样说：“1993年刻在我脑海里的、最深的印记是无奈和悲哀，都因为9月23日这一天。　
　　“我太希望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了，这种希望包含着许多东西，有从国家大前途的考虑，有电视台发展的希冀，也有个人的抱负。我始终认为，奥运会最大的两个得利者，一个是举办城市，再一个就是电视台。　　　
　　北京只听懂一个词，那是自己的名字（2）　　　
　　“1993年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4点30分，我回到暂时租用的梅地亚宾馆，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从美国CNN、日本NHK播出的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9·23特别节目’的镜头，真希望那上面露出的是一张笑脸，然而传出的还是我那貌似镇定的语音。　
　　“我从冰箱里拿出了3罐啤酒，依次喝了进去，不知道嘴里边是什么味道。又摸出了3支烟，还是依次吸了进去，依然没有感觉。躺下睡觉，一闭上眼睛就是萨马兰奇在宣布：悉尼。”　
　　有人说，失利之后，中央台有1分钟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也告诉马国力，他重新出现在镜头前时，很长时间没有说话。马国力事先写了5个方案，准备好了如果北京失败该说些什么，但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觉得准备的一切都苍白，无法背诵事先写好的文字，于是才有几秒钟的沉默。这几秒钟会让人觉得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应该有一段沉默，来哀悼那骤然死去的希望。”　　　
　　工作证7005，7006，7007（1）　　　
　　1994年给马国力留下的感觉是骄傲——“那一年我们中央电视台终于全方位在海外登陆。”这是指那一年的广岛亚运会，中央台的制作中心、演播室、摄影队，53个人在广岛建起了一个小型的电视台。　
　　1994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当时张虹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当了4年翻译，正受机关风气侵蚀；王京宏在王府饭店工会搞宣传工作，表扬拾金不昧、好人好事，还负责单位里的运动会；黄健翔当导游，陪着游客吃了100多顿烤鸭；罗刚在某公司当报关员；刘玲玲在《中国体育》杂志社工作，但在外面找了个第二职业，帮一家香港的装修公司揽生意。他们都是在《北京晚报》上看见了体育部的招聘启事。　
　　张虹回忆：“我就到了电视台传达室，递上自己材料，报名，然后参加初试。初试是答份卷子，我记得，题目有地球的陆地面积有多大、高尔基的3部曲都是什么、199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获得冠军的3个中国选手都是谁。我当时好像就知道个王军霞。还有分析下列成语是动宾结构还是主谓结构什么的。作文题目是《两票之差说明什么》，这是‘9·23’申办奥运失利之后，北京比悉尼少两票，让你论述一下。当时参加考试的是不少。后来笔试过了，又通知来面试，考英语。电视台外事处的佟老师就跟大家聊聊英语，问我的问题是，假如你出国采访大型比赛，有人问你中国运动员是不是使用兴奋剂，你会怎么回答。完了之后就通知我们去电视台人事处的一位领导那儿，意思是我们通过初试，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能从人事处那儿咨询一下。当时人事关系、档案这样的事比较复杂。”　
　　报名那天，刘玲玲出差在外，就叫老公替她去报名。她老公个头不高，传达室的老师就吆喝了：“男同志要1米75以上才可以报名啊。”那意思是个头不够就回去吧。老公回来说：“我给你报个名还要受这样的侮辱。”　
　　这几个人真进了电视台，还是感到了低人一头。刘玲玲说，当时去财务部借钱出差，财务就会打电话请示：这些聘用的人能借钱吗？这些人能报销采访费用吗？王京宏说：“当时台里没法给你发工资，是用部里的小金库发工资，一个月400块。台聘人员的工作证是7打头，我是7005，张虹7006，罗刚是7007，序号都很小，说明当时所谓台聘人员还是很少的。”　
　　这5个人逐渐成长起来，以至于在体育部有了“黄埔一期”的称谓。　
　　1994年很快就有了第二次招聘，《北京青年报》记者罗宏涛决定从报纸转行做电视，她当时这样想：“我一直喜欢做体育，而做体育报道，央视的资源与机会是别的地方没法给的。一个报社，体育部可能是五六个人，每次奥运会就去一个，要轮20多年才能去一次。”　
　　1996年，罗宏涛到CCTV后第一次出国采访就是亚特兰大奥运会，而电视观众对她留下的印象来自于她对刘黎敏的采访。当时刘黎敏在100米蝶泳比赛中以0。01秒之差屈居亚军，接受采访时强忍泪水，而罗宏涛在采访结束后潸然泪下的镜头也传递到了千家万户。　
　　罗宏涛说她喜欢采访大型比赛，沉醉于那种亢奋的感觉——“那是一种高峰体验，是你平常的生活达不到的状态，搞大报道就像吸毒一样。　
　　“我不是一个很职业的记者，更多的是热爱体育，我想把感动我的东西传递给大家。我当专项记者去运动队，去10次可能有9次都没有带摄像机，就是去看他们一下午的训练，遇到队员打个招呼不采访，这样慢慢能建立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1995年我和游泳队接触较多，他们对我并不忌讳。那一年中国游泳队经历了广岛亚运会的兴奋剂风波，比较沉寂。刘黎敏维持着中国游泳队的面子，她1995年不断出国比赛，游出世界前列的成绩，接受兴奋剂检测也最多，是她没让中国游泳队的形象完蛋，所以我对她的采访也比较多。1996年4月，他们为备战奥运会第一次上高原，赵戈教练和刘黎敏都是第一次进行高原训练。练过了，结果竞技状态老是上不去，两个人都很着急。赵戈教练是性情中人，高兴或焦虑都表现出来。刘黎敏12岁的时候就开始跟赵戈练游泳，她当然知道教练心里想什么。到了亚特兰大，我去佐治亚州游泳中心采访他们。那一天下着大雨，我让赵教练介绍一下准备状况，他苦笑：你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比赛往后推三四天就好了，现在的状态不是最好。”　
　　100米蝶泳决赛之后，刘黎敏来到混合区，罗宏涛当时心情也比较复杂——“作为朋友我不该打扰她，但作为记者还要逼着她接受采访。她走到我这里，我这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是在下面握着她的手。她就一直在抖，连带着我全身也在抖，问了两个问题我就问不下去了。记者应该客观冷静，但那个时候，情感战胜了职业感。”　　　
　　工作证7005，7006，7007（2）　　　
　　刘黎敏走向放松池，她的毛巾落在地上，而她浑然不觉。罗刚的镜头始终跟着刘黎敏，同在一起的上海台的摄影机则跟着罗宏涛。那一边刘黎敏和赵戈教练拥抱在一起，这一边罗宏涛的眼泪也就下来了。这个镜头配上煽情的音乐，罗记者遂成为奥运会上的一个角色。　
　　8年之后，刘黎敏做客中央电视台，身份已是美国内华达州旅游局雇员。回顾当年，她说：“对于中国的舆论来讲，除了奥运会冠军是真正的冠军之外，不管你拿到奥运会的银牌还是铜牌，你都是一个失败者。当时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没有体会到去奥运会的喜悦，我更多的体会到老天对我不大公平，我运气不好，这是唯一可以安慰我的话。”　
　　1996年，刘玲玲是CCTV5的体操专项记者，但她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采访并不仅仅围绕着体操。那一年的奥运会被公认为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刘玲玲的前期报道就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她在奥运开幕之前就在那里采访了22天，全面了解了一次奥运会的主办与组织。她说：“在亚特兰大，我可看不出美国人办这次奥运会有什么好，到处塞车，对赞助商太妥协，而对运动员、记者的服务不是很到位，天气又热，人很烦躁。4年后到了悉尼，才觉出北京的差距来。”　
　　亚特兰大的采访让刘玲玲的兴趣发生了转变，她已经不满足于跟随一支队伍或报道一个项目这样太局部的任务。从奥运会回来之后，她就开始给马国力当助手。如果马国力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那么刘玲玲的角色接近于总裁助理。当时台里有人开玩笑：“行啊马国，找秘书还要找个研究生。”而刘玲玲显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秘书，电视台的体制也和大公司等商业机构截然不同。体育中心是按编辑、记者来说事儿的，既然你还是编辑、记者，就要值新闻班，就要做片子出来。干到1997年，刘玲玲意识到，这样的体制让人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于是就想到国外留学，去系统地学习体育产业的知识。她很早就在《中国体育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英国利物浦的一所大学开设了全球第一个足球的MBA班，但真到那里去读书又是几年之后的事了。1998年亚运会，刘玲玲的任务不再是报道体操队，她担负与亚广联的联络工作，比赛期间，也是做与亚洲各电视台的协调工作。　
　　2000年1月，刘玲玲收到英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年的悉尼奥运会，所谓“黄埔一期”的5个人聚首奥运会“记者村”的一个大食堂，喝酒聊天，感叹几年来的命运波折，也算是为刘玲玲即将赴英国念书送行。回到北京之后，刘玲玲再与黄健翔见面，问：“我要是不去英国了，你会怎么想？”黄健翔当初听说她要去念足球MBA就打击她，足球这混水你也敢趟？黄健翔也为刘玲玲跳出常轨而叫好，但又听她说不去了，多少有点儿哭笑不得。这次刘玲玲是要去北京奥申委工作。　
　　刘玲玲说：“2000年奥运会完了之后，国际奥委会就取消了‘主播台’的概念。以往，一个城市举办奥运会，当地的电视台就顺理成章的是‘主播台’。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7台就是主播台，当然他们还要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电视台合作，共同完成奥运会公共信号的制作。我听说悉尼之后不再强调主播台的概念，就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奥运会的主办权要给北京，因为中央电视台的水平有限，不是‘主播台’，但我这个猜想是无从证实的。”　　　
　　乌克兰饭店的713房间（1）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将决定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是否能成功。宁辛与代表团同一架飞机前往莫斯科。她说：“飞机上比较沉闷，没有人大声说话。”白岩松也在这架飞机上，他说：“让我去是为失败做准备的，台里开会讨论预案，万一失败怎么办？不要出现失败就说不出话的场面，到时候怎么圆场，考虑到我有比较多的直播经验，也许会比较镇定。其实2001年成与不成大家都会很平静，我们当时没有胜券在握的感觉。那两天我问何振梁先生，何老也说心里没底，这几天的变化会很微妙。”　
　　到达莫斯科，入住乌克兰饭店，白岩松分到的房间号是713。他跟同伴说，这个房间好呀，成功之后都到我这屋里庆贺。　
　　到北京奥申委工作之后，刘玲玲有机会看到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的一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