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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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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对社交影响力的自我评估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互相促进或者说互为因果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自己在社交圈中的活动就越是自信，社交能力越强；而社交能力越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自身的事业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的主要社交圈较多地由同学、同事构成，而较少由会员、“发烧友”、社区邻里、网友等构成。调查对象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主要是同学聚会和同事聚会，只有少数调查对象经常参加其他类型的社交活动。
对于社交活动带来的帮助，半数调查对象认为主要是了解信息和增进友谊，很少有人认为社交活动的目的是规划人生或者促进事业进步，也很少有人把社交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交换。这说明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社会交往的动机还是比较单纯的，或者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交换手段。
第三部分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2）
网络交往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讨论社会交往问题已经不能局限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因此本次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的网络交往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中有515％的人平时上网，其中529％的人在网上与人交往。在这529％的人中，有72％的人用QQ的方式与人交往，还分别有22％和21％的人通过聊天室和MSN的方式与人交往。像BBS、博客和个人主页这样的方式很少被人所采用，几乎完全没有市场。由此可见，网聊是调查对象在网上与人交往的最主要手段。当然，由于博客在当时还是一项没有广泛普及的网络技术，因此不排除使用比例上升的可能性。即使如此，网聊依然是最重要的网络交往手段之一。
调查还表明，在网络交往中，调查对象们的话题比较广泛，通常没有固定的主题，而且无话不谈（具体数据见表4…9）。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有目的的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一方面，网络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更不明确，更不具有功利性；而另一方面，网络交往比面对面的社交活动更有私密性。相信这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交往特征有着很重要的关联。由于网络创造的是一个匿名的社交环境，网络上的信息通常因传播者特定身份的缺失而缺乏可信度，因此很少有人通过网络进行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交往活动。但是，网络交往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由于交往的匿名性，人经常在扮演一个不同于生活“前台”也不同于生活“后台”的新角色，因此网友间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将自己的某些秘密拿出来与一个不相识的人所共享，从而起到休闲和发泄的作用，减轻个人的压力。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面对面的社交如果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前台，而个人的隐私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后台，那么网络交往就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中台”。在面对面的社交中，与同事、同学或者朋友不能谈的话题，可以与网友谈。所以，才有近三成的调查对象与网友无话不谈或者干脆讨论生活情感方面的问题。
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对网络交往的态度，尽管有超过60％的经常进行网络交往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交往是有价值的或很有价值的，但也有不少调查对象一边进行网络交往，一边认为网上与人交往没有价值或说不清有没有价值（具体数据见表4…1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部分人尽管在认知层面仍然对网络这种交往形式的价值表示怀疑，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上或行动上的依赖感。
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学历以外，对网络交往价值的看法与人的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性（具体数据见表4…11）。这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接受网络交往这种交往方式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网络交往并没有成为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1）
根据第一章所述，本次调查的定量研究从客观指标入手，将调查对象划分成四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收入中产与非中产；消费中产与非中产；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本章将力图从这四对关系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中产阶层的社交情况与社会资本情况。另外，根据本项研究的需要，本书也把中产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了交叉分析，以便在主观指标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动。
从数据显示和深度访谈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交行为确实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下四个方面：
数量可观的社会圈与社会资本
各类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都比相应的非中产（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要多一些，这与上文所讨论的两者的相关性关系是一致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量越大，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也就相应较多。
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多与其学业和职业发展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职业的性质，频繁与客户打交道是中产的特点，而这些客户常常会构成中产的社交圈。武汉的访谈对象W12在接受访谈时说：“跟客户有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成为朋友，特别是对方的兴趣爱好跟自己相似的时候。”由于有较长和较复杂的求学经历，因此各类同学扩展了中产的社交圈。有许多中产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社交圈比较多是正常的，因为读了那么多年书，光同学可能就有四五个圈子。北京的访谈对象B5则是靠进一步深造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由于在北影读在职研究生，因此她结交了许多新同学，并被带入他们的圈子，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帮助。她说：“在我帮助朋友们的同时，朋友们也会常常帮助我。他们会帮我约稿，帮我干这个那个的杂事，甚至会帮我买自行车。”另外，由于中产的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竞争压力，因此许多中产不得不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来赢得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中产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上海的访谈对象S8在接受访谈时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营企业做了7年技术工作，3年销售工作。1993年辞职去广东，做销售经理兼法律顾问。1996～1999年，回淮南做了3年代理商，卖油漆，做得不错。1999年到合肥经商时安徽省司法厅招律师，我就考上了。后来以安徽事务所的名义到了上海。” 他说，外地律师来上海很不容易生存，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接的大都是朋友的案子”。由于以前经商时的朋友很多，使他很快在上海某律师事务所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还经常陪这些老总们打球，他认为这样的社交“收获最多”。
在本次访谈仔细研究的某一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圈是如何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展变化，并且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地位本身的。南京的自由职业者N6，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人，其社交圈仅限于她自己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这些朋友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几乎都是青工，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后来，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家庭变得非常富有，其社交圈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她觉得原有社交圈中的很多人让她看着不顺眼了——她认为他们变得很“庸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于是就基本上断了来往。后来随着陪同丈夫的应酬多了，认识了许多生意人的太太，于是就经常与这些人一起玩。玩熟了以后，这些太太们又分别把她介绍给自己的社交圈，于是她就认识了一些名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和媒体的记者。现在她起码有了八个以上的社交圈，而且这些朋友不是很有钱就是很有社会地位。有了这些朋友，在外人看来，她作为中产阶层一员的身份就被确定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在一个国营企业干过几年体力活，完全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电话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在所有中产阶层中，消费非中产与消费中产之间在社交圈数量上的差距最大，而职业中产与职业非中产之间的差距最小（具体数据见表4…12）。这说明两点：其一，社交行为与人的消费行为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二，消费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小资”与职业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白领”在社会交往方面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某些被看作是典型的中产职业，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其边界的封闭性特别明显，因此其社交圈也并不十分广泛。武汉的访谈对象W4就说，他们家平时很少出去，与领导、同事之间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主要的圈子就是老同学，而且来往得也很少。另一位武汉的访谈对象W5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像别人那么有空闲，除了工作还有科研任务，连老同学都沟通很少，只要有时间就与家人呆在一起。”看来，近乎异化的繁忙劳动一方面可能刺激了社交圈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抑制了社交圈的发展。这可能就是职业中产与非中产调查数据相近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本次调查得到的两者的数值都不高。多数调查对象没有社交圈或只有一两个社交圈的数据说明，受调查地区目前的社会资本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这与当前中产阶层多从非中产的地位奋斗而来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以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随着社会中层比例的增加，个人社交网络的复杂化将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通过数据的交叉分析发现，那些社交圈较多的调查对象通常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比较高。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圈数量不断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3）。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中上层的调查对象，其社交圈的数量远高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上层的社交圈数量不如中上层多，这可能与样本个体数量不多有很大关系。但也可能与上层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他们并不喜欢中产阶层那种广泛的社交生活，他们也无须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社会名望或增加自己的各种回报。社会上层的社会资本不应当用社交圈的数量而应以其社交圈的质量来加以衡量。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2）
特有的社交圈区隔
当然，中产阶层的社交圈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对社交圈人员组成、活动地点以及活动方式都有自身独特的要求。
从交往对象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对于自己社交圈的组成结构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说来，他们并不乐意与阶层较低的社会成员来往。访谈对象B5在访谈时谈到了她选择社交对象的标准：“选择知心朋友首先要互相喜欢。但同时也非常在意其社会地位，如家庭、教育、收入。朋友之间除非是特别优秀的人，否则他的家庭和教育如果特别不好，他在有些问题上的见识会非常短，也不可能谈到一起去。”北京的访谈对象B3说：“那些在社交圈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收入较少的同学，当然，这些收入少的同学与收入多的同学相差也不是太悬殊）通常会回避较为频繁的社交活动。其中，那些性格比较外向的人还是会被圈子所接纳，那些性格较为内向的人通常比较拘谨。他们很少会主动组织或者积极参与聚会，他们更多地会表现得较为消极，经常在一边听大家聊天。他们的自尊心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不能随意为他们支付钱。有的哥们儿下岗了，聚会时也没有什么心情，情绪低落，渐渐地就不会在一块聚了。” 深圳的访谈对象Z8说他平时逛街喜欢与同事一起逛。原因是大家爱好都差不多。他说：“我们大概都是在花强北逛逛，大家经济上、观念上也都差不多。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差很多，那可能会出去几次后，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差异太大就不行，同样的钱，两个人对钱理解就不一样。两个人花钱的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一起去逛街。”也就是说，某些中产阶层在选择社交圈时不但特别注意性格和兴趣上的默契，他们也很注重而且不得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注重对方的社会地位，一般不与比自己知识水平和经济收入差的人密切交往。
在访谈中还发现，受访的中产阶层与社会上层有一定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比较多地停留在应酬的层面。他们的多数真正的朋友，也就是最亲密的社交圈，往往跟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武汉的访谈对象W10在谈到最知心的朋友时指出：“这些朋友主要是一些可以谈精神性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人。这样的朋友主要是大学的同学。”上海的访谈对象S7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他说，上海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会，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把通知发给他们。去年他去过一次，吃顿饭，每个人交250块钱。香港同学去得很多，有五六十个，都在上海做生意。开始有大陆的学生去，后来就越来越少，他自己去过一次就不去了。他之所以不去参加聚会，根据他的观点是因为圈子不同，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学校里的事叙叙旧就行了，老叙就没意思了。主要是行业不同，他们收入比较高，经常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都要自己付费，有时请大家打高尔夫球。他们在这种场合交流信息，像西方的商人阶层一样。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后来就不大去了。”
中产阶层常常知道培养优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质量。有许多受访者都指出他们要通过读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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