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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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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常常知道培养优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质量。有许多受访者都指出他们要通过读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学历，另一方面是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北大读EMBA的访谈对象B11是这样评价他所在的学习平台的：“它是个非常好的平台，确实非常好的平台，并且整个这个团体，我认为是中国的精英团体，至少除了我以外。确实我能从那个团体里体会到很多东西。至少，我能琢磨出点东西来，能开阔眼界，拓展你的视野。你看问题的角度啊，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啊，都会有一些你平时悟不出来的东西。”
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社会资本构成的复杂性，其社会资本很少以首属群体交往所形成的资源为主。在访谈中，很少有受访的中产阶层提及家庭或家族的资源对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大学同学、客户、经过多种关系认识的朋友。社会资本结构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某些实地研究就有所不同。刘林平对深圳市平江村实地研究指出，当地以汽车运输业为主的居民（属于蓝领阶层）是以家庭和家庭网络为首要与重要社会资本的。以个体的核心小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借助于家庭亲族网络的力量而求生存与发展，是平江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即使要拓展家庭亲族的社会资本，也通常是通过同乡（包括小学和中学同学）和邻居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江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比较单一。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16～328页。由上述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这个问题上的阶层区隔。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中国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倾向于在茶馆、酒吧、咖啡馆、酒店、饭店以及体育场馆等职业行为的“后台”开展社交活动。尽管中产阶层中的不少人也会在家中或朋友家中进行人际交往，但其比例不如非中产高（具体数据见表4…14）。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社交更倾向于在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不是家庭。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米尔斯对于中产阶层生活的描述：“随着家庭作为心理生活中心地位的下降，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与娱乐生活却逐步把家庭的职能接替了过去。”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73页。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3）
不仅如此，对于社交场所的品位，中产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懂得在品位上把自己与别人区隔开来。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指出：“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我喜欢去的都是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这个我一般去的比较少。”在访谈中，许多中产阶层都对本城市的著名茶馆和酒吧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社交场所的态度。地点的选择廓清了中产阶层社会交往的空间边界，并为其社交圈的纯净性提供了保证。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结构复杂的社会资本才能得到良好的运作。
调查显示：从网络交往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另外，在会议场馆和工作地点的社会交往，两者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很显然，无论是中产还是非中产，他们并没有把社交看作是自己职业角色在“前台”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将其定位于“后台”的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效益不够重视。
从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己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茶馆、酒店、体育场馆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社交的比例最低，在工作地点也很少社交，他们在家中社交的比例与中层相近。在自认为是中层的人群中，从中下层到中上层，在茶馆、酒店的社交比例依次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5）。由此可见，主观与客观两种指标的分析结果还是大抵吻合的。
一般认为，社交方式可以划定不同阶级阶层的边界。由表4…16的数据可以反复说明，中产阶层较之非中产，更乐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有三种情况例外，其一是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其二是业余爱好者的聚会；其三是网友聚会。分析个中原因，与下文所述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目的有一定的关联。在所有中产中，学历中产更重视同学聚会；职业中产则更重视与同事在一起的各种社交活动；而消费中产似乎更喜欢独处，他们不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比例是所有中产类型中最高，甚至比非消费中产还要高，对网友聚会更是不屑一顾。
因为，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就是单位。与同学聚会，看似缺乏功利目的，实则也能给人带来很多重要的资源，达到社会交换的目的，同样可以影响到个体的事业、名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注重地位（按米尔斯的话说，这甚至是一种地位恐慌症）和名望的中产阶层当然非常注意这些活动，希望积极参与。相反，社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单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中产阶层看来：社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功能非常有限。网络的虚拟交往更无法直接影响人的事业、名望和地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些社交活动孰重孰轻，简直一目了然。在深度访谈中，这种情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有许多中产阶层根本不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大楼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几乎从不与社区工作者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社区组织过什么社交活动。在他们眼中，邻居在了解信息、促进事业进步等方面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与邻居或社区成员相交过密，会同时剥夺双方的私人空间，而且浪费时间。北京的访谈对象B3在谈到自己与邻居的交往时说：“平时早出晚归，不会与邻居交流，怕影响人家的生活。分析其中原因，有需求才有交往，自己都忙不过来，自然不会去过问别人的事。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邻居帮忙，邻居的事自己也帮不上忙，邻里互助的情况早就不存在了。”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还发现，从下层到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就越倾向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且差别非常明显。认为自己是上层的调查对象没有人不参加社交活动。从下层到中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越热衷于与同事和同学进行聚会。
看来，他们更多地会参加一些俱乐部或者高级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并不热心参与社区的交际活动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还缺乏成熟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区隔为主，沟通为辅；二是社区的软硬件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没有让中产阶层参与的活动平台。其实，社区的交往并不见得如当前中产阶层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缺乏实用价值的交往。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在中产阶层社区所进行的社交往往也是中产阶层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
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很少有中产阶层谈论非政治社团的活动或俱乐部的活动。很显然，积极参与社团的社交活动这一社交方式还没有广泛地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交往方式。虽然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通常是某个社团或俱乐部的会员， 这种社交方式甚至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情况，具体情形可参阅罗伯特·D 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但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而言，目前这种社会活动方式还远不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今后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4）
在圈内有较强的影响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个体并非无关。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53页。因此，本次研究也试图大致讨论一下个人在圈子内的影响力是否与社会资本的多少有所关联。
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相应的非中产，无论哪一类中产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有更大的影响。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收入中产相对于其他中产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自信；而职业中产与非职业中产在这个方面的差别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具体数据见表4…18）。这一结果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也是吻合的。在访谈中，这个问题同样有所体现。多数中产认为自己是所在社交圈各种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和社交能力十分自信。
从身份认同的主观指标来看，情况也是相同的。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影响力呈现依次递增的规律（具体数据见表4…19）。这一规律在访谈中也有访谈对象谈及：北京的访谈对象B4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在老同学的社交圈活动中，往往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则喜欢选择沉默，前者显然在圈子里更具有影响力，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显然比后者更多。
从这些数据所表达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个人社会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那些在社交中更有技巧，更为自信的社会成员，他们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也相对比较多一些。
社交是中产阶层事业与工作的延伸
从对社交作用的观点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具体数据见表4…20）。首先，他们更倾向于把社交活动看作是对自己生活尤其是事业很有帮助的一种手段。在各种类型的中产中，很少有人认为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作用（不超过5％），而非中产中则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帮助（不低于11％）”的选项。
其次，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把社交活动当作休闲娱乐，当作是一种对工作压力的发泄，这种情况在中产调查对象中并不普遍，甚至不如非中产调查对象那么普遍。在访谈中，只有访谈对象W12认为社交可以缓解压力：“你要去找到客户，要去说服他，感觉有压力。因为要使他接受你的产品，接受你的订单。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跟朋友去聚会。”与之相对应，中产阶层并不仅仅把社交看作是交友或是休闲的一种方式，而是更倾向于将社交的本质看作是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促进事业进步获得更多利益的一种方式，一种资源交换的方式。许多中产阶层在访谈中明显地区分了社交与交友的区别。他们认为，有时为了功利目的而进行的社交指的是应酬，而社交包括应酬与交友。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认为：“经常在一起的肯定是大家兴趣、性格比较相和，应酬方面很少有成为我很好的朋友的。”但是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尽管不喜欢应酬，但应酬很重要，它被看作是事业和工作延伸。北京的访谈对象B4指出：“平时应酬很多，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和工作的延伸。一旦减少这种交往，已经不适应了。多的时候每天都有，特别多的时候会感到烦，因此会推。跟我差不多的人大多数业余时间都用在这种事情上。许多工作上的协调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的。”在B4看来，应酬与开会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应酬实际上就是个小型会议，比较累，你要尽量学会适应对方，对应酬的内容要策划一下，比如请谁，陪同人员，比如礼品，什么时间请，如何表现自己的诚意，还有要准备的材料。这就比较复杂了。”这说明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对个人发展可能起到的促进作用。
也正是因为能看到预期的回报，因此许多中产阶层愿意为社会交往活动付出一定的代价。广州的访谈对象G1在谈到应酬方面的消费时指出：“这方面的消费很大。有时要跟客户见面，还有时要跟朋友出去玩，这个一个月的花费怎么也得一千多块吧。”北京的受访对象B2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她认为关系越多对事业帮助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尽管她并不强求她的社会关系立即给予回报，但她坚信他们会在某个关键时刻给予回报。因此她每月收入的30％用于与朋友和客户的人际交往，而且即使她每周几乎每天都要晚上八点以后才下班，她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和精力去陪客户和朋友。她认为朋友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占60％以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多地将社交看作是一种“资源交换”行为，并更加懂得如何运用社会交往获得社会资本。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5）
我们认为，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体会到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詹姆斯·S科尔曼，同前引书，第356页。从访谈对象的表述中，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资本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社会网络传递比较充分的信息，因此有用的信息是社会资本的第一种重要作用。科尔曼就认为“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詹姆斯·S科尔曼，同前引书，第363页。在这个问题上，中产阶层的感受更加明显，选择了解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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