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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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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嗣飨缘男Ч�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和上海，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层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福塞尔：《格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前言”第1～2页。布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1984； 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层（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层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266 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大学就学率2003年已经超过15％，现在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层。从表0…3中我们能够看到，白威廉的研究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除了1960年代后因“文革”的开始造成下降），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参见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9～30页。
第一部分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1）
在有关中产阶层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层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既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加之美国的联邦性质、美国的乡镇制度以及美国司法权的独特结构，使得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不但得以形成，而且能够维持下去。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Ⅰ（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p288～299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层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 C Wright Mills； op cit； p333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层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或政府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层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层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in HisnHuang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层（主要是老式中产阶层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层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层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层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以及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表0…4中，我们能够发现，与新中产阶层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层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表0…4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序因篇幅有限，此处只取了前30名职业的职业声望排序，原文共刊登了81种职业的声望排序（参见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3～84页）。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课题组稍前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中，有21种职业的得分在80分以上，其基本都或具有政治权威、或具有科学知识、或具有复杂的技能和较高的收入；28种在60～80分之间，也多数是所谓的“白领”阶层。这两类人组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群体的主干（参见《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0～22页）。
第一部分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2）
中国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对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极有益处。这是因为，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冲突中间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和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异日益加大的现象。比如，以用来描述收入分配的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贫富差别不大。如前所述，1964年基尼系数仅为020～021之间，1980年也不过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但到了1988年，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现在则进一步上升到0456以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势必会严重伤害普通民众的社会情感，影响他们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造成社会上层权势集团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与冲突中，中间阶层因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皆处在社会的中间状态，自然应具有对上下两极分化及矛盾冲突的缓解功能。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功能的有效发挥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扩大了的中间阶层。以美国为例，它的贫富差距也十分显著，基尼系数达到045，但是因为美国社会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仅白领人口的比例就占到全部人口的50％以上），所以才能够化解其上下层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在目前的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么中间阶层不仅不能承担上述缓冲功能，还完全有可能在突发性的社会动荡中成为利益群体冲突的牺牲品。其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的目的还在于减少社会底层人口的比例。如果底层人口的比例过大，当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常常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这是因为对那些极少拥有实际资源（权力和金钱）和象征性资源（如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群体来说，有时暴力或非常规行为常常是他们能够动用的唯一资源。尽管这种观点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但确实值得人们关住。
除此以外，中间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1页。中产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所以能够对普通人起到示范作用，不但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手段合理，不会引发人们的不平等感和“相对剥夺感”，而且还因为这种成功现实可感，便于学习。事实上，那些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奋斗而成功的专业人才，确实常常成为普通家庭的父母激励自己子女的榜样。如果这样的榜样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我们这个社会就既能够积极进取、相互竞争，也能够互帮互助、诚信友爱，我们就能够建构一个健康的和谐社会。
与中产阶层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层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塞尔的《格调》、布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层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层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层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层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层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而且会使布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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