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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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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鞑榈慕峁砻鳎谕缃煌绞椒矫妫鞑槎韵笾械闹胁敕侵胁挥惺裁幢局实牟畋稹Ｗ艿乃道矗恿奶斓姆绞嚼纯矗胁撞愀不妒褂肕SN，而非中产更喜欢使用QQ。然而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一点也不可构成阶级的区隔。在调查的预设中，本来以为中产阶层可能对BBS这样具有讨论性的网络公共空间更有兴趣，因为他们能在上面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阅读到与主流媒体所不同的一些观点。结果证明这一点并不成立。调查的预设还认为，中产阶层可能会比较喜欢率先使用新的网络媒体，如当时还属于新技术的博客，结果证明这一点也不成立。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中产阶层虽然上网，但他们不属于新技术的消费者，对于博客等新的网络技术，他们比非中产更加陌生，他们所使用的往往是网络的最简单的功能。另外，尽管非中产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制作个人主页，但由于职业的压力和时间的缺乏，因此中产阶层中有自己个人主页的人也并不多（具体数据见表4…25）。
可以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网络交往的话题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别，只要是进行网聊、网恋，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的话题都是相似的。在网络话题方面，似乎也看不到阶层区隔的影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网络的使用与社会经济地位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网络普及率越高。
其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网络交往内容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范畴。网络交往的回报常常受虚拟交往方式中缺乏诚信等因素的影响。调查的结果不能支持网络交往的规模、质量与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地位无正相关关系。相反，调查的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反而比非中产更不喜欢花时间进行网络交往。上网比例高，更多地使用网络的信息获知功能而不是娱乐或交往功能，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的“数码沟”越来越明显。这样一来，在网络的世界中，就出现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最后，网络交往行为的方式和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阶层归属无关。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远不如其社交行为那样带有明显的阶层边界，相反，在网络交往的空间里，没有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第三部分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1986年，鲍尔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的影响。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81页。
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晴雨表的传媒，其运动和变化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假定，在中产阶层的表现形态与大众传媒之间，能通过以下通道产生交互影响：从经济上看，中产阶层群体的经济观念较为先进，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而且是传媒产业潜在的投资人，他们对于传媒的市场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文化上看，中产阶层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对信息的需求强烈，是传媒产业的主流消费者；从政治、法律上看，中产阶层大多具有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建设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推动力量，当传媒充当公共空间的缔造者时，这个人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深度卷入的参与者。因此，在一个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更为抽象的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传播政策的调整、大众传播理念的变革，以及媒介产业的成长；而在另一方面，媒介的变革也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隐蔽的社会平台、交流舞台，促进着阶层意识和身份认同的产生。
本章着重介绍“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成果中涉及中产阶层人群传媒接触行为的几个研究发现，包括：阅读危机问题；电视疏离现象；网络依赖现象；流言敏感人群问题等。有关后一议题，论述中使用了“五大城市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有关舆情民意的跨学科调查（2003，周晓虹教授主持； 以下简称“五大城市非典调查”）成果。作为辅助论证，本文亦使用了一系列相关的次级研究。
第三部分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1）
所谓“知识沟”（Knowledgegap），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多诺霍和奥利恩 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沟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丹尼斯·麦克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96页。
知识沟与中产阶层身份
蒂奇诺在调查了美国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的播放及反馈情况后发现：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电视媒介来缓和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一意图在实际播放后其结果是失败的，尽管它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好的教育效果，但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富裕儿童，也就是说，《芝麻街》的播放加剧了原本存在的接触和利用媒介机会上的不均衡现象。“知识沟”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方面要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享有更大优越性。换言之，“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丹尼斯·麦克尔、斯文·温德尔，同上引书，第95页。
在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主题时，知识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核心问题。“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对有关中产阶层与知识沟的形成给予了富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更深刻的注解，并且，还赋予我们某些新的发现：与想象中不同，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在传媒接触上与非中产阶层的（在数据上的）最显著差异，不是在电视，不是在报纸，甚至也不是在网络，而是在书刊的媒介接触行为上。简而言之，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图书（一种更冗长和更具有知识容量的信息载体），与此相类似的则是，他们也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刊物。
这里所说的更多，是指在几乎所有可检验的书刊阅读频度对比结果中，中产阶层都比非中产阶层多。这也许是一个极其意味深长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其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书刊的阅读导致了中产阶层人群的成长，还是身为中产阶层导致了书刊阅读的增加？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
①从调查研究的观点看，较为大量的阅读书刊这个传媒接触特征，可以使得中产阶层的阶层身份更容易被识别出来。
②而与这一马太效应相适应的；则是在中国社会各层级之间知识沟的不断加深与扩大。
收入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
收入中产阶层在阅读方面显示明晰的阶层属性。他们经常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0％；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6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了非中产阶层33％。
职业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
职业中产阶层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80％；经常阅读政治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8％；经常阅读子女教育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49％ 。
在其他自然科学/科普题材图书方面，职业中产阶层经常阅读频度与非中产阶层持平。
只有在人生指导/心理辅导图书阅读方面， 职业非中产阶层经常阅读频度超出了中产阶层68％。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解释是：在那些非中产阶层化的职业领域，从业者对人生指导的需求更为强烈；换言之，他们比起中产阶层来说，有更多的职业迷惘和不满足。
学历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
学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4％（偶尔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甚至超出非中产阶层48％）；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78％；经常阅读军事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30％；经常阅读政治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13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18％；经常阅读医药/保健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87％；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54％。这是一系列极其悬殊的数据关系。
有趣的是，与职业中产阶层的量度不同，在人生指导/心理辅导图书阅读方面，学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其他人生指导/心理辅导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9％。这也许可以有两个解释：
①当学历作为量度标准时，相当多的中产阶层由于尚未在职业上获得满足——随之而来的是自信力的不足和对职业生涯的更大向往，因此需要更多的人生指导/心理辅导，由此产生了经常阅读。
②假设当学历中产阶层同时也满足了职业志向，那么，同样的职业人群中，当学历较高时，成就动机更大，事业的压力也更大，由此需要更多的人生指导/心理辅导。
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判断或许可以给我们更明确的启示：在当下阶层流动剧烈的转型期时代，中产阶层的心理图式可能具有非常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内涵。
中产阶层的期刊阅读
与图书阅读相类似；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也更有耐心和兴趣接触期刊——那些以大篇幅文字和深度内容为特征的平面媒体内容。
例证一：从通过检验的统计指标项目来看，收入中产阶层经常阅读时尚、文学、专业、经济、管理、外刊等各类题材杂志的频度全面超出非中产阶层。
例证二：从通过检验的统计指标项目来看，学历中产阶层在阅读文摘、知识博览以及专业题材杂志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
以上阐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①当收入特征接近中产阶层时，人们的阅读趣味更趋向于阅读的两级：休闲与艺术享受（经常阅读时尚、文学杂志）；职业追求（经常阅读专业、经济、管理、外刊杂志）。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收入中产阶层在经济上的水准较高，因此可以更有能力注重休闲与艺术享受；由于该人群普遍面对较高的工作待遇，有很强的上进心，因此更需要注重专业进修。
②当学历特征接近中产阶层时，人们的阅读趣味更趋向于阅读的信息量和文化趣味（经常阅读文摘和知识博览杂志），同时，职业追求的特征则与收入中产阶层类似。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收入中产阶层在学历上的水准较高，因此可以更有能力吸取更为深刻和更为密集的信息。该人群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他们比起其他人群来，或许更能够关注与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三部分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2）
中产阶层的属性与知识沟的主因
是收入、职业还是其学历属性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或者是什么因素对于当下中国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知识沟的形成更具有推动力？我们在此要就一个较为清晰的主题（公众科学素养），利用次级研究来做一个逻辑推演。
前述提供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的分析。在数据中，按照职业中产的划分，中产阶层的经常阅读频度与非中产阶层持平；而按照知识中产的划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却超出非中产阶层254％。同样是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对比分析，为什么在数据上有如此大的差别？
一个最可能的假设是：知识中产阶层由于有着更好的知识基础，所以更注重、也更善于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而如果仅仅是按照职业中产来划分，却未必如此。换言之，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水平，知识属性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而职业属性（也许还包括收入水平）不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寄语，其意义正在于：知识带来知识，形成知识阶层的马太效应。
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为什么会出现“知识带来知识”的效应？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根据2002年浙江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以下相关调查数据引自黄华新、李磊、俞国女《科学传播与公众科学素养——2002年浙江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的分析》，《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1期。作一个次级分析：
调查表明，浙江省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1％，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1年全国的达标率为14％）。但根据国际上通用的评价公众科学素养的“米勒标准”，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理想标准是国民总数的十分之一，显然中国包括浙江省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都还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
另一方面，调查发现，浙江省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率却是相当高的，但这也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其间的结论之间的矛盾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中国公众在感性上对科技是重视的，但是相当比例的人群却无力改进自身的科学素养状况，由此造成了总体实际水平的低下。事实上，根据调查分析显示，浙江省具备基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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