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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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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双方都是工人外，父母双方或至少父亲是中产阶层，其职业构成是：大学教师、研究所所长、中学副校长、中学德育主任、医生、政府官员、外企白领、工程师、董事长、厂长、大型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等，父母至少一人的学历是大专以上，其中有博士、留洋博士、博士后，57名学生中，学生的出生组是1987～1988年，其父母2003年时的年龄平均为44岁，父母中年龄最大的是60岁，出生于1943年，年龄最小的是37岁，出生于1966年。父母生育平均年龄为29岁。
按照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理解，文化资本是以文化背景、知识、性情和技能的方式相传的，个人通过先天的和后天的培养形成内化于身上的学识和修养，体现为能力、信心、收入、工作模式及社团关系等形式，任何一种家庭抚养方式都带有社会阶层文化的烙印。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形成传统而延续下去，除了社会舆论和教育机构的影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家庭的文化传递功能。父母的抚养行为都是在内化了的价值系统指导下作用于儿童的。周宗奎：《家庭抚养方式与儿童的社会化》，《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以下是从学生作文中展示出的家庭文化资本。
1父母的辅导能力与家庭的文化氛围
学生1写道：我的父母都是搞化学分析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技术员，所以我的童年记忆大多是停留在三处：幼儿园，家，还有化学实验室。学生2则说：
每次我爸回到家的时候，也是欢笑最多的时候。我爸为人乐观，加之在外闯荡多年，见识了很多趣闻，回来后便会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不时蹦出一段好玩的事，逗得我和妈妈直笑，但笑完后，他又会语重心长地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告诉我。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可能我知识已经比不上你了，但我毕竟比你多涉足社会很多年，我现在将我的心得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今后少走弯路。”
在学习方面，我爸一直是我的榜样，他虽然要工作到很晚，但仍不放弃，每晚学习一会儿。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去图书馆，他为了省下2元钱，每次都步行去那儿，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他离家千里去工作，为的是让我有更好的学习条件，他坚持学习，也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
我和我爸的感情是很深的。共同话题也很多，我们会经常在一起谈人生，谈学习，谈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而每次谈话都会给我一些启迪。
2家庭文化生活习惯
一位学生谈到了她家的咖啡时光，她父亲是一位博士后，还没有出站，家里物质条件也不是很丰厚，但他们每个星期天下午，一家三口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听音乐，一边交谈。她说：“这是我们家最美好的时光，这时我妈总是抱怨说家里没有好音响，而我爸则总是说，‘一切都会有的。’确实，对于一个因为不甘心而试图通过不断学习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来说，待他出站后，也许会顺利一些，我们家也会更加舒适些。”
这样的文化生活习惯，是需要有文化资本作为铺垫的，很难想象，在一个缺乏文化资源的家庭，家长能够和孩子一起谈天说地，而且喝的是“咖啡”——这种饮料，与传统的饮料茶相比，更有西方的意味，也更显示出这个家庭的文化意味。事实上，这位父亲一直以来用学习来改变命运，是因为他看到了文化资本的价值，文化资本可以转变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父亲积累文化资本的行为使他对未来有充分的信心，这一点，他的孩子也有所认识。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确认（2）
同样的情况还有学生3。学生3的父母均为大学教师，父亲是一名“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家中的精神源泉”。学生3说：“‘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最好！’这是他常说的话。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从一名普通的教师成为省某学会理事长，把我们家从小城镇带入了大都市，也是他身上那股儿拼劲，给我们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激情。”母亲是个天生聪慧的人，也贤惠，在父亲为了理想拼搏时，默默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自己也成为某高校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在父母的感染下，我学着像父亲一样拼搏，进入了我现在所处的班级。我一直都用父亲、母亲这样敬重的字眼，是因为他们是我所尊敬、所要学习的，这个家有了他们，才能不断感染我，激励我。”
“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最好”，成为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文化资本，学生3写道：“我的家不是给我任何其他间接的帮助，只是源源不断地、直接地赋予我精神上的力量，是我的精神寄托。”
至于做教师的父母则更是对孩子的学习比较操心，尤其是中学教师，他们有专业辅导能力，相对来说，对于孩子的学业表现更能明察秋毫。以下是一位同学的自诉：“我爸是位教师，我在学习上的问题常请教他，他总是十分认真地、生动形象地解答，他十分严格，不放过我一点点小错误。有一次，我把‘乙烯’和‘乙炔’弄混了，爸狠狠地批了我一顿，‘这都弄错，还怎么学化学啊。’爸常说，不骂是记不住错误的。我妈也是位教师，每当我学习有所下降时，是妈妈第一个发觉并指出。她总是急匆匆地与我沟通，并指引我步入正轨。初二有段时间我把心思放在打球上，每天放学到家总是很晚，到家就累得要睡觉，妈妈发现不对，就找我交谈，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帮我改正。”
3自理与自立能力的培养
在教育过程中越是以子女作为教育主体，给子女充分的尊重，就越有利于子女自理和自立能力的发展。以下是两种民主型家庭的教育方式。学生4的父亲是上海一所中学的德育主任，他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教育自己的孩子结合在一起，对孩子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孩子的心目中，他的父母“总是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与我平等地交流，家中的气氛没有冷战的紧张，而是充满了民主与宽松。记得很小的时候犯了错误，父母从未用过什么体罚措施，他们总是很耐心地和我摆事实，讲道理，坦诚地教导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严重的也就是父亲会弹我的手心，不过显然也算不上什么体罚。再大点儿，到我上小学时，连弹手心这样的‘重罚’也消失了。而自打上了中学后，往往家里许多重大决定中都有了我的建议。而且一旦我有了什么想法，比如和同学去看电影上网聊天等，只要立场没有错误，爸妈都会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自己去做。甚至有时还会向我提出更合理的建议来完善我的想法。诸如哪部电影值得一看，哪个网站上有关于科普的介绍等等，完全没有社会上盛行已久的‘家长作风’。”因此，生活在这样一个民主、平等的家中，这名学生自然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学生1则说：“我爸我妈向来尊重我的决定，只要对我成长有益，他们都不干涉。”她在作文中提及中考填志愿时的情形，那段时期，父母天天晚上出去散步，“说什么放松身心，其实他们早累得不行了，只不过是背着我讨论填报策略罢了。可到头来，他们还是那句话，‘四大名校随你选，我们不管。’中考三天，他们除了给我准备饭菜，依然照常上班，既不送考，也不给我什么鼓励和安慰，似乎中考简单得如同平时小测验一样。”学生1的父母刻意在子女面前掩饰自己的担心，就是希望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
学生在作文中提到的都是他们从家庭中继承到的文化资本。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化资本的场域中，他们能够很早就接触文化资本的各种形式，布迪厄提示到：首先，被内化的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后代的文化能力有关，其次，家庭在传递具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时，或者起到肯定性的积极作用（节省时间，提前开始），或者则是起负面作用（浪费时间，以后花双倍的时间改正）。张意：《文化与区分》，转引自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中产阶层家庭显然有利于子女对于文化资本的获得。在家庭熏陶中获得的不平等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受到制度化保护，学校将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一视同仁，从而默认了家庭传承的不平等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在这样一个重点班里，大部分学生来自中产阶层家庭，印证了文化再生产的观点。
由于文化资本需要被确认其合法性，因此有必要谈一谈中国的高考制度，这是当今中国确认文化资本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一篇报道最近南京高考情况的文章丁茆：《南京高考年年全省倒数？高考刺痛南京》，《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3日。指出，虽然拥有全省最雄厚师资力量和文化资源，但南京2004年本科上线率为18％，远远低于江苏2004年本科录取35％左右的全省平均比例，在近10年来取得最好的高考成绩是全省第九（江苏以前有11个省辖市，后来增为13个省辖市）。办学历史悠久，全国闻名的南京四大名牌高中本科的升学率也比一些县中差很多。这意味着，即使那些具有丰厚文化资本的高中优秀学生，也很有可能面临高考的淘汰。另一方面，这些遭到高考淘汰的学生中却可能拥有许多高校欢迎的素质。高校的专家和老师指出，南京学生学习、研究有后劲，他们的素质全面、眼界开阔、知识面较广。东南大学早年曾经实行过轰动教育界的教学改革，将大学新生从入校时候起，制订若干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多数是分数之外的，按A、B、C类进行滚动竞争，辅之以丰厚的奖学金予以奖励。几年下来，从C类升至B类，乃至A类的多为来自城里的高考分数不高的同学，而从A类、B类降至C类的多为来自农村、高考分数较高的同学。不少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两个考生高考分数一样，我肯定愿意录取城里的学生。问题是，如果这些具有学术研究潜力、也深受高校欢迎的城市高中生，尤其是那些家庭文化资本雄厚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不能通过高考的话，不光是高校的遗憾，他们本人的前途就会大受影响，因此，家长对于南京的“素质教育”试验非常不领情。于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是，尽管应试教育的代价是思维火花和发展潜能已被渐渐消磨，但南京又在小学、初中恢复了多年弃用的统考，走回应试教育的老路中去。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确认（3）
发生在南京的这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说明，通过高考，一些学生能够让他们的文化资本得到社会的确认，从而实现资本的转换，而那些没有通过高考的人却得不到制度的确认，即使他们身上也同样具有例如高雅的欣赏品位、良好的学习习惯等文化资本，但他们的文化资本得不到合法的保障，只有当他们通过了某种确认，他们才能得到制度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学历和文凭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这便是布迪厄所说的“得到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而那种简单性的文化资本则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是）被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1页。
任何形式的考试又都牵涉到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高考的本意是要选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兼顾公平的过程中，高考又不能完全实现效率这一维，对于这一点，专家学者多有论述。例如，刘海峰指出，中国从古到今都在不懈地追求人才选拔的公平与效率，并出现了“至公”的理念。在考试选才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过度追求公平的国度。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最常议论的全面考核与公平客观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综合考察德、智、体、美各个方面来选拔大学新生，应该说最能选拔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就最符合效率原则。然而，这种考核方式却容易损害公平原则，因而往往行不通。与在许多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所不同，在考试选才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选拔性考试最初虽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是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尽管中产阶层父母较优越的社会经济教育背景所创造的家庭教育与资源，使其子女在课外活动和语言表达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博雅、举止风范以及见识等方面也比一些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表现优秀，尽管针对南京这类城市高考难题，专家所提出的“放手让高校拥有招生自主权，实行宽进严出”的类似对策，已经在台湾等地证明明显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见多识广的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学生，但是至少在目前注重形式公平的高考中，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一些学生还是会因为得不到制度的确认而被高考淘汰。由此，我们也更能够理解压力重大的中产阶层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不知所措。
甲高中学生作文中，不止一个学生谈到了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的观念冲突。一位学生说：“我爸我妈之间的争吵大多是关于如何教育我这个问题，我妈认为应采用严厉加赏赐，而我爸则认为应该任我发展。我妈觉得只有严厉和奖赏才能刺激人进步，而我爸则觉得孩子的发展方向不能由家长来左右。”
同时，孩子升学的压力也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一位女生说她的妈妈：“我考试没考好，她立即声色俱厉，从各个方面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可她色厉内荏，骂完之后便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她自己也觉得内疚，让我忘记这事。”
所有的孩子最终都要面临社会的选拔，但接受考验的不只是孩子，更是那些家庭。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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