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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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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206页
在我国中产阶层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产生，第一；中产阶层自身的特征决定它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职业分布广泛；工作方式以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为主；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中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垄断行业职工以及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等；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方面的明显优势使他们具有独特的消费特征和较强的消费能力；成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具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敢于干大事业；求大发展；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组织形式是网络结构；易于各阶层间的沟通。
第二；中产阶层的壮大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壮大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从世界各国的统计来看；在社会阶层的各层次中；上层群体仅是社会的少数人；中间阶层和下层阶层呈现互为消长的关系；即一个所占比例较大时；另一个所占比例必定较小。当中间阶层构成社会多数时；由于只有较少的人处于社会的下层；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及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缓解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对立。“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就职和晋升的机会也均等；尤其是出自于低阶层的人；职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也增多；极大地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与纠葛；社会流动率的提高和社会筛选制度的建立；是形成‘中间阶级’的有益机制；也是削减社会张力；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的‘安全阀’制度。”秦言：《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第16页。中产阶层是联系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通道；从而起到缓冲调适矛盾的作用。
第三；中产阶层的扩大有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民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中产阶层中多数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高等教育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和更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其结果是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活跃。有学者认为；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层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制、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制民主的核心力量。”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85页。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稳定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政治民主化发展不够会导致出现许多不利于政治稳定的问题。中产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是冷静的、理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他们主张政治改革；但反对激烈剧变；不赞同通过革命或政治运动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从理论上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制民主制度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而独行其是。”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206页。也就是说；在贫富之间的战争中；富人取胜会建立寡头制；穷人得势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唯有以中产阶层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才会是民主的、法制的；从而“较为安定而持久”。
第四；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而且他们今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展密切相关。中产阶层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满足于现状；珍惜已经得到的一切。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反对社会动乱；要求政治稳定；希望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开拓事业；发展自己。他们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其不断深化；普遍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中产阶层的成员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较强认同感；能发挥维持现行价值取向及社会政策的作用。
在政治社会稳定方面，在社会结构中占优势的中产阶层会起着均衡和制约作用。亚里士多德说：“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资巨万，另些人员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备趋极端，不是成为相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劲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层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118页。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首先；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就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贫富差距很大；这种金字塔型结构表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他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少；少得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严重不相称。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他们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大；大得同样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其结果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真正享受经济发展之惠；不能体现社会发展普遍受益的原则。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存在；必然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在评判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时；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最客观、最本质的指标。再次；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舒适的生活和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管仕廷：《中间阶层与社会稳定》，《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4期，第33页。
在任何社会；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而中间阶层比例较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西方国家及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日本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子，而经济急剧发展而又贫富两极分化的拉美诸国没能抗击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萎缩，呈现了相反的例证。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20余年后，出现了贫富分化，继而出现的“仇富现象”也对社会的整合造成了伤害。
第五部分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障碍
在我国政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中，阶级一词已经具备了特殊的内涵，往往与社会冲突、政治斗争相关联。中产阶层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实现自身的利益过程中是否具有剥削特点和原罪，是否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伤害其他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呢？当前，中产阶层要广泛政治参与还有制度上的瓶颈。因而，在中国中产阶层要在政治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克服理论上的障碍和进行心理上的疏通，解决制度上的限制。
不同语境下的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的革命性问题
对于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学提供了不同的认识视角，导致了对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悬殊的结论。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阶级社会主体结构的基本方法，它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为切入点，并由此将各类主体划分为不同阶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因此，中产阶层身不由己地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应该说，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入手区分不同的阶级，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认识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态度和倾向对于主体战略的制定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阶级分析的框架只给社会留下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第一种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本来就是对人类尊严的破坏，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列宁指出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中是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体的劳动，必须被消灭。第二种类型消除了冲突的根源。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页。应该说在生产关系上，不同的集团的确是存在着差别，这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而把差别演化为针锋相对的对立关系，则是社会发展的极端状态，即便是在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社会也还存在着中间群体，而且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极端对立状态也是阶段性的。至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我国当前存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更是社会差别的体现，而不是对立关系。阶级分析作为一种针对根本性差别的分析，它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分析。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偏差，不适当地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尖锐化，造成人心涣散，以致人们一提到阶级归属，便心有余悸。贾高建：《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两种不同方法的比较研究》，《新视野》2005年第1期，第24～25页。
阶级内部的阶层分析较之笼统的阶级分析当然更为具体，它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同一个阶级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地位差别，以及他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方面的差别，这对于主体战略的制定无疑是重要的。由此，可以区分出各种不同意义的社会阶层，描绘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主体结构。这种社会阶层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加具体和细致地反映出主体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角度的社会阶层分析可以相互交叉和重叠，从而可以较好地适应主体状况分析的全面性要求。因此，在主体战略的研究中，阶层分析方法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它会使我们更加符合各种社会主体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
当前政治参与的困难和障碍
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我国在公民政治参与上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贯彻执行的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健全。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提名制度、确定候选人制度等；现有的选举制度在选举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或代表意愿的现象；在个别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方面；目前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个别地方还未能很好地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的积极性还未充分地发挥出来；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还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理解。梁波：《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求实》2002年第5期，第47页。
在对待新阶层的参政问题上，政府也在理论上、实践上做了许多工作，如理论上认定企业家的合法劳动者地位、明确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实践中吸引民营企业家入党、参加政府机构等，但是马上就出现了企业家的角色认识不清及红顶实业家、权钱交易的问题，政府如何摆正与中产阶层特别是新阶层的关系、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五部分解读：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把握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必要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和政治冷漠现象。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
在决定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如果现有政治秩序可以与中产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就可以削弱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产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产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底层的同盟，变成了政治变迁的“推动器”。
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其实是个历时空的问题，当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敌人，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否则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209页。而中产阶层的利益期望一旦没有得到了社会容纳，中产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所以，得出中产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
而且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产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产阶层。米尔斯将旧中产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产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
如果说中产阶层有更多的理性，这种理性就体现为计算得失和自知之明。即使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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